| 词条 | 傅聪 |
| 释义 | § 个人概述 傅聪华裔英国钢琴家。1934年 3 月10日生于上海。 三四岁时的傅聪，已能感受到音乐的强大吸引力，显露出对音乐不寻常的热爱。七岁半开始学钢琴，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的梅帕器（Mario Paci）为师。梅帕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其门下受教三年。 傅聪于1951年夏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Ada Bronstein）夫人为师。傅聪刻苦用功，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在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罗马尼亚举行。经国内选拔，傅聪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参加“联欢节” 的钢琴比赛，结果获三等奖。当时他演奏的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曾将苏联选手感动得不禁泪下。 1955年3月，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波兰首都。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也是音乐资历最为薄弱的一位选手，经三轮比赛，他以与前两名相近的分数获第三名，还获《玛祖卡》演奏最优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虽为第三，但傅聪的演奏魅力，足以使他成为该届比赛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经赛后傅聪继续在波兰就学于杰维埃茨基教授门下，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这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8—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扎特协奏曲音乐会。此外，还在东欧各国许多城市演奏，到1958年离开波兰前，已达五百余场。这些国家的广大听众领略了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傅聪也积累了宝贵的专业钢琴家的舞台经验。 1979年4月26日，傅聪、傅敏参加父母的追悼会 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如此广泛、持久、频繁的艺术活动本身，已经是高度艺术成就的证明。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1976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同年的12月傅聪再度返国。以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已经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主讲过肖邦、莫扎特、德彪西等专题，演奏过这些作曲家的以及舒伯特、斯卡蒂等人的作品。还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协奏曲，并兼任指挥；还专门指导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室内乐小组的训练。他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博得广大师生及音乐爱好者的赞扬和尊敬。 § 个人荣誉 中国钢琴家。1934年 3月10日出生于上海。从小受其父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傅雷的影响， 3、4岁即喜好文艺及西方古典音乐。 8岁开始学钢琴。1944年起,从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指挥家、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学习 3年，打下了钢琴演奏的坚实基础。他在其父亲自教诲和影响下，认真阅读了中国历史典籍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由此获得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广泛知识和素养，为其日后的艺术创造奠定了根基。 1946年入中学，同时继续学钢琴。1947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大同附中高中部。 1948年，傅雷举家迁居昆明。傅聪随之进入昆明市粤秀中学学习。1950年，傅聪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同年，傅雷夫妻迁回上海。 1951年,傅聪中断云南大学学业，回到上海师从苏联籍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勃朗斯坦夫人学琴1年。 1952年2月，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L.van贝多芬的《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受到音乐界的好评， 1953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 4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中获钢琴比赛第 3名，并被邀赴东欧各国演出。 1954年，去波兰学习。翌年3月，在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作品比赛中荣获第 3名和演奏“马祖卡”的最佳奖。后留华沙音乐学院，师从Z.杰维茨基教授。 1958年12月毕业后定居伦敦。此后，一直作为职业钢琴家，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并为各大唱片公司录制了不少唱片，在国际乐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 1979～1985年多次归国讲学、演出。 1982年12月受聘担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兼职教授。 傅聪是一位学识渊博、感情敏锐、具有诗人气质的钢琴家，擅长以精致的技巧和细腻的触键，演奏一些韵味和意境深邃的欧洲作曲家的作品，尤以擅长演奏W.A.莫扎特F.F.肖邦、C.德彪西的钢琴作品而著称他凭借自己具备的对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的深厚素养，常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诗词和美术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和艺术表现方法，去理解和解释欧洲音乐家的作品，因而他的演奏富于中国和东方风格的神韵和意境，形成了他在钢琴表演艺术方面卓然一家的艺术特色。 § 所获奖项 傅聪自幼受到父亲傅雷的艺术教育，并向意大利钢琴家、指挥家梅百器学习钢琴。1953年参加布加勒斯特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获第三名。1954年赴波兰学习钢琴，1955年获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兼玛祖卡演奏最佳奖，是中国最早在钢琴演奏方面获有国际声誉的钢琴家。1958年底移居英国，后入英国籍。曾在世界各地举行音乐会，并录有大量唱片。1979年以后，经常回国演奏、讲学。1982年应聘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兼职教授。在钢琴演奏中，他善于将东、西方音乐文化相融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尤其精于演奏W.A.莫扎特、F.F.肖邦和C.德彪西的钢琴作品。 § 家庭生活 傅聪 纯真的初恋在长相思中失却幸运与痛苦常常是一对形影相随的孪生子。２０岁的傅聪，是令人羡慕以至嫉妒不已的幸运儿。连音乐学院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的他，硬是凭着自聘导师指点，靠着汗湿琴凳苦苦练习拼出来的；何况，在１９５４年出国留学如同稀有元素，只有尖子中的尖子才有这样的希望。他，居然被文化部选中，派往波兰深造。 当时，他正处初恋之中。离别，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思念。他回首往事时，曾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对于初恋的感情：“只有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青梅竹马，那种纯真的爱，永远给他留下“美丽的回忆”。 傅雷知道儿子在波兰刻苦练琴之余，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确实，知子莫若父。而傅雷正是以自己在爱情上的深刻教训，为儿子指点迷津。傅雷如此告诫儿子：“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奈何不能持久。”“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的。” 不久，命运的旋律急转直下，父子俩同遭厄运，无暇再讨论恋爱观问题了。傅雷，蒙受历史的误会，被错划为“右派”；傅聪，怕受父亲的牵连，从波兰出走英国，与家中断绝音信。 有国难回。傅聪只好从此侨居英国伦敦，以琴艺谋生。“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他的初恋也就此告吹。失去了祖国，失去了家书，失去了恋人，傅聪陷入深深的孤寂之中。 幸亏，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的关怀，让傅雷继续与傅聪保持通信。傅聪从家书中得到慰藉，略解相思相忆之渴。 与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之女结为秦晋之好 1934年，傅雷夫妇为庆祝傅聪出世合影留念 以世界作为舞台，傅聪“跑码头”，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登台献艺。他结识了许多著名音乐家，并常同台演出。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的琴声，使傅聪倾倒。他的坦率、幽默和高深的音乐修养，使他们结下忘年交。 同时，傅聪也跟这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的家庭，有了不寻常的关系。他，爱上了梅纽因前妻诺拉的女儿弥拉。 在来到伦敦１年零８个月时，傅聪在家书中向父母透露了喜讯，顿时使傅雷夫妇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 傅雷，这位充满父爱、对儿子关怀备至的翻译家，放下手头的笔耕，给傅聪写去长信，告诉他应当如何选择终身伴侣： “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 三个多月后，２６岁的傅聪和２１岁的弥拉举行婚礼。 傅聪 小两口最初的共同生活是甜蜜的。弥拉是一位阅世不深、单纯天真的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躁。傅聪辛勤地练琴，忙于演出，往往使她感到孤独。 婚后三年多，弥拉有喜了。孩子尚未出世，傅雷便已给孩子取好名字——生男孩叫凌霄，生女孩叫凌云。凌霄是一种艳丽的黄花，傅雷非常喜爱。傅雷夫人则忙着给未来的小孙子（小孙女）织毛线衣。 一个中西混血儿出世了。小家伙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 傅雷夫妇盼望着有朝一日与未曾谋面的儿媳妇、小孙子骨肉团聚。他们常常梦见弥拉、凌霄忽然出现在上海江苏路家中。 “文革”撕碎了一切梦。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凌晨，傅雷夫妇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了这个世界，团聚之梦化为泡影。 两个多月后，傅聪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噩耗，天旋地转，热泪纵横。 傅聪 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婚恋 十多年后，傅聪和弥拉的家庭破裂了。用傅聪的话来说，缘由是“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 傅聪在极度的苦闷之中，有过一次草率婚姻。他选择了一位东方女性——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傅聪的第二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３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３个月，短暂的婚姻。” 仓促的结合，导致迅速的离异。 他，又成了形单影只的独行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踽踽而行。 终于，一位中国女性的琴声，引起他心中的共鸣。 她，卓一龙，一位出生在“琴岛”——厦门鼓浪屿的女钢琴家。她是一位从小便在琴声中长大的女性。她的父亲是当地富商，曾任亚细亚石油公司经理代理人。母亲叫周默士。后来她随父母去香港，仍不断练琴。她终于获得了奖学金，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深造。 琴为媒。同为钢琴家，同为炎黄子孙，傅聪和卓一龙相爱了。 他们开始了共同的生活。１９７４年，她和傅聪有了第二个儿子。傅聪无法再请父亲为儿子取名，就用当年父亲“备用”的另一个名字——凌云，作为第二个儿子的大名。 傅聪四口之家，生活在伦敦。１９７９年，在祖国挣脱“文革”噩梦之后，傅聪回到了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联、上海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 １９８２年，傅聪带着夫人卓一龙、次子凌云从英国来到北京。 岁月飞逝。如今，傅聪年近花甲，和卓一龙一起住在伦敦一幢三层小楼里。他在弹琴之余，喜欢看网球。他为两个儿子的成长感到欣喜。遗憾的是，在琴声中长大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 § 避走海外情非得已 整风反右被逼迫揭发父亲 傅聪避走海外情非得已 在著名翻译家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上，有一行用辛酸的泪水写成的文字——“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本来蜗居书斋的傅雷，在1956年下半年的“屋外热流”的推动下，频频“鸣放”，撰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问题、出版界问题的“鸣放”文章12篇，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可以说，傅雷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 然而，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势急转直下。7月6日，傅雷还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样的文章。一个多月后，8月22日，上海的报纸便点了傅雷的名字。8月24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刊载文章，批判傅雷。《文汇报》上的大字标题为《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受到批判》。 1987年，傅聪、傅敏合影于傅聪演奏会后 8月26日， 《文汇报》上《批判错误思想，准备反击右派——政协座谈会旁听侧写》一文，醒目报道傅雷在市政协再度受批判的情况。会上，傅雷“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会上的“批判”调门却很高，指责傅雷“亲美”，“反苏”。 1957年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此心不定……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就这样，在1958年4月30日下午，他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夜深沉，未见傅雷归家门。 一向脾气温和的傅雷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无罪无辜，谗口嚣嚣”，刚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冤屈。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担心，无端受戟指怒目之辱，他会拂袖而去，离开人世。 很久很久，终于响起了敲门声。夫人急急开门。门外站着傅雷，疾首蹙额，怅然若失。 傅聪 夫妇俩在书房里黑灯对坐，默然无言。 很久很久，傅雷喟然长叹，这才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自从傅雷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传开之后，“左”的灾难波及到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聪在留学生中也成了“批判”对象。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由于他单独在外边居住，他的行动避开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他在收拾行李时偶然被来访的同学撞见，可是同学以为他在准备回国，并未在意。 傅聪坐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 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们便包围了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甩掉了尾随的记者…… 对于出走，傅聪在1980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了他当年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我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然而，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父子之间恶性牵连着：由于傅雷被错划“右派分子”导致傅聪的出走，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傅聪 傅雷与朱梅馥自1932年1月结为夫妇，整整34年，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情深似海，共赴危难。1966年9月3日凌晨，他们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傅雷夫妇在离世之前，写下遗书。他们在遗书中说：“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傅雷夫妇在遗书中吩咐把“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他们甚至留好“现钞53.3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坦荡荡，傅雷夫妇的遗书是对极左路线的控诉书，是他们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英国伦敦的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10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出现。他想，也许是时候了，可以回到祖国了。 这年，傅聪打听到与他断绝音信10多年的弟弟阿敏的下落，给他写了信。在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思乡之情，说不知哪天能够再看到故乡上海的风光，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和朋友。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作了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由于邓小平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傅聪终于得到祖国的谅解。终于回来了，回到了祖国。 § 三怪 一怪：缺乏生活常识 二怪：演出前紧张得像小孩 三怪：《傅雷家书》不常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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