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余心清 |
| 释义 | § 余心清 余心清，安徽合肥人。１９２０年毕业于南京神学院。１９２７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曾任冯玉祥部开封训政学院院长、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务处处长。１９３３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代主席。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训政处处长、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４４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１９４７年９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１９４９年获释。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第一至四届副主席，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四届中央常委。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 红色牧师”与众不同的布道 余心清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祖父曾是淮军一名骁勇的将军，家中颇有产业，曾在南京购置过房产。余心清的童年，是在热闹繁华的南京度过的。余心清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就聪颖好学，很受长辈的器重。但是由于家道败落，他没有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余心清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整日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祖上丰厚的积蓄全部挥霍一空。家穷又逢世乱，余心清本有兄弟姐妹十二人，由于贫病交加，生命力稍差的，都先后夭折。最后只剩下他及余文瑞、余恩惠、余恩慈四人。 余心清从小嗜书如命，只要有可能总是找书读。他的继祖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继祖母是个很有见地的人，她知道这个长孙是可造之材，更清楚没有知识便无法成为生活的强者。她决定鼎力支持余心清。继祖母不顾年迈体弱，每天到街上摆摊，以揽针线活儿挣钱。余心清的母亲则带领他们兄妹四人起早贪黑地在自家园地种植蔬菜，然后挑到市场去卖。祖孙三代拼尽全力才勉强供余心清继续上学。举步维艰的生活，使余心清更加努力学习。他不但成绩优异，而且练得一手好书法，16岁那年就开始代人写书信、状纸，补贴家用。 1915年夏，美国在南京开办了金陵神学院，消息不胫而走。余心清在邻居的闲聊中听到这个消息，顿觉眼前一亮。只要能考进这所学校，非但不用交学费，而且还管吃管穿，最重要的是，他又能走进教室继续学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他激动不已，当即决定，努力复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几个月后，他得偿所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金陵神学院。 4年的读书时光来之不易，余心清格外珍惜，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知识。191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牧师的资格。 年轻的余心清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他清楚地知道，宗教的信仰，只能使人们有一时的精神寄托，而真正能帮助人们摆脱战乱贫困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神明，也不是人们期盼的救世主；真正能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就是人民自己。他所要做的，不光是对人们宣讲教义，也要唤醒人们为自己的和平幸福不断努力。因此，作为年轻的新牧师，余心清所讲的，不是上帝的指示，不是圣经上的“福音”，而是呼吁中国人民起来抗争，团结奋斗。他第一次传教在江西，他的布道别具一格，有极强的说服力。 1922年夏天，河南基督教青年会在开封举办了一个夏令营，请了各界名人做演讲。余心清以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代表的身份，也在被邀之列。此时的余心清，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小青年，比起特邀的著名军政、神职要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很自然，他的演讲被安排在最后。然而，出人意料，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口才极好，演讲时声情并茂，抓住了所有在场听众的心。当他结束发言的时候，台下报以极为热烈地掌声。会后，他被听众团团围住。七嘴八舌的提问和索要讲稿，使他应接不暇。 余心清的布道为人们称赞不已。很快，被“基督将军”河南督军冯玉祥闻悉，特地邀余心清到督军府大礼堂，为做礼拜的官兵布道。余心清深知，这对他是一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就可能让更多人接纳他的演讲，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细心的准备，他的演讲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冯玉祥非常欣赏，亲自邀请他做自己部队的随军牧师。从此，余心清步入军界、教育界及政界。 余心清这个随军牧师，与众不同。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里，余心清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神职人员。他每次布道，都在宣讲教义的同时，讲到一些中国现状，讲到世界大局，还讲作为军人应该肩负的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责任。他的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西北军将士的爱国热情、奋斗精神。 有一次，泰安德真中学请他去传道，他给学生们讲的却是中国在列强压迫之下即将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处境。他指出，中国必须向世界先进的国家学习，方能争取民族之独立，方能争取民主与自由，方能争取国家之兴盛富强。事后，校方以这次讲话煽动性大，有影射政府之嫌为由，不许学生在底下谈论。然而余心清“红色牧师”之名，却就此风传一时。 教育救国 为振兴中华培育人才 1923年，余心清开始从事教育事业。冯玉祥受基督教唯爱主义的影响，对残废和阵亡官兵都有抚恤，每年为残废官兵举行一次宴会，同时为纪念阵亡将士，扶养阵亡将士遗孤，在南苑为建了一处昭忠祠，办了一所培德中学，让将士的子弟免费入官佐子弟学校读书。冯玉祥非常器重余心清，特请余出任为该校的校长。 余心清珍视这份新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在办学中他认识到，教育对象不应只是未成年人，只有对全民都进行教育，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才能更快地改变中国现状。因此，他说服冯玉祥将军办起了妇女学校。当时西北军军官家属和女孩多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除了学文化外，还学缝纫、机绣、毛线编织和医护知识等。不久冯玉祥就发现余心清的这项建议非常好，不但在遇战事时，家属能到前方护理伤员，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提高整个部队的战斗力。 1924年秋，余心清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深造。在美国他结识了端庄贤淑才华出众的女同学刘兰华，两人志趣相投彼此倾心，很快就订了婚。 这所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中国一大批的学者名人，胡适、顾维钧、陶行知、徐志摩等许多人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余心清也深深地受到影响。在留学期间，余心清进一步思考着中国的强国之路。渐渐的，他脑子里有了清晰的想法———中华民族的觉醒不是一两个革命家的事，为中华之崛起奋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义务和责任。他决定，全力搞教育，让更多的人得到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现状，努力改变现状。 回国后，余心清在开封完婚，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开封训政学院院长。这个学校的学员必须是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余心清卓有成效地为冯玉祥第2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冯玉祥相信基督教，但对冒基督教之名骗钱害人的事，却绝不容忍。有一个从安徽桐城来的基督教徒，在开封办了一所学校，以同乡和教友的双重资格求见冯玉祥，请冯担任学校董事长。冯玉祥外表粗犷其实心细。他派余心清了解这个学校的情况。余心清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这个学校裙带风很盛，任用私人，骗取学费，误人子弟。冯玉祥了解真实情况后，立即下令：学校停办，退还所收学费。 此后，余心清又调任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长。在那里，他亲手为学校制定了校训，要学生发扬艰苦作风，刻苦学习，增长知识、增长才干。他经常教育学生说：“目前国家是什么情况呢？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民贼压榨，四万万同胞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你们必须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面对危机四伏的祖国，余心清认定，中国必须有过得硬的军队。为此，他决定给学生们军事化的训练。他不但要求学生们早晨出早操，半夜紧急集合，而且在学校设置了适应战争需要的体育锻炼器械。走天桥、爬吊绳，他要求学生修习的，是在战乱的年代中保护自己的本领，更是保卫国家、捍卫民族的本领。 余心清对工作极为认真，常常到课堂听老师讲课，到教室查晚自习，到宿舍查铺，到学生食堂抽查伙食账目。他关心学生伙食和健康，深得学生们的爱戴。后来，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员不少是西北军的骨干，为保卫祖国将生命和鲜血洒在抗日战场上；有些人还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解放军的将领。如彭雪枫将军就是团河军官子弟学校的学生。 赴国难 察哈尔抗战的有力后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野蛮地踏入我国东北三省，蓄谋已久的侵略开始了。国难当头，余心清放下一切，追随坚决抗日的冯玉祥将军。当时冯玉祥被蒋介石排挤,丢了兵权，但他以在野之身，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抗日。余心清受冯玉祥派遣多方奔走，联络桂系、粤系、以及四川的反蒋军事力量，策划共同抗日。 1933年3月，日寇攻陷热河，长城各口告急。这时，华北军队不下十数万人，多是冯玉祥旧部，很多将士听过余心清的布道。这些将士热爱自己的祖国，把守土抗战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29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罗文峪重创日寇，其他各部亦有不同程度的抵抗。一首《大刀进行曲》风靡中华大地，全国人心为之大振。但是，国民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结束了长城抗战。 5月26日，冯玉祥组建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方振武是主要将领，余心清任总务处处长，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厅长。 冯玉祥为了加强同盟军的军政设施和加强同盟军的内部团结，在6月15日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61人，余心清出席了大会。会议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做出了决议。决议要点是：“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旨在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主张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肃清汉奸国贼，实现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 大会闭幕后，冯玉祥对军事又作了新的部署：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总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总指挥，率领大军北进。为了统一指挥，特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所部进军张北，相机进击日伪军，地方武装，均配合活动。余心清深知，补给是前方战争的生命线，也是胜利的保障。他竭尽全力筹集物资，有力地保证了前方的军需供应。6月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7月12日又乘胜收复多伦。在宝昌、康保和多伦三县的战役中，共击毙日伪军千余名。收复多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义勇军后援会、天津民众救国联合会、上海教育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西南各省人民对外协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以及其他省市的人民团体，都纷纷来电祝贺。东北的爱国军人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同盟军投身抗战。在冯玉祥的主持下，各方商议：广泛吸收爱国人士，成立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为了扩大抗日的影响，准备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七月中旬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该会内分四个局：秘书局主任余心清，政治局主任温晋城，军事局主任阮玄武，经济局主任张允荣。 正当全国人民为收复多伦振奋时，南京国民党当局却气急败坏，特召开会议，商讨对付抗日同盟军的办法。他们以破坏国策为名，从7月9日起，不但令庞炳勋、冯钦哉等部进驻沙城、怀来，还陆续增派王以哲、徐庭瑶等部进驻平绥路线，前锋达于下花园，令傅作义部由绥远沿平绥路向察省开动。先后调动13个师的兵力，夹击抗日同盟军。在这样的局势下，既要抵挡日寇的进攻，又要对付“中央军”的压迫，抗日同盟军备受打击，最终功败垂成。抗日同盟军被瓦解后，作为统帅冯玉祥，何去何从踌躇不决。余心清建议冯北去内蒙，到万不得已时，可以前往苏联。但冯玉祥没有采纳，而是决定离开张家口仍回泰山。临行的前一日晚上，冯玉祥把抗日同盟军将领、余心清等高级工作人员，共20余人召集在一起，提议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他们用红颜色在地图上标出被日寇侵占的东北四省，上写“还我河山”四字。志愿参加者，歃血为盟，向“国耻地图”，宣誓，作为分手后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 反蒋抗日 福建人民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席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令19路军入福建“剿共”。这是既消灭红军，又消灭19路军的一石二鸟之计。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认识到剿共毫无出路，要抗日就必须联共反蒋。1933年秋，在陈铭枢（19路军的老领导）的推动下，蒋光鼐、蔡廷锴及19路军的将领们推李济深主持反蒋抗日大计，与各党各派联系准备组织反蒋抗日政府。冯玉祥响应反蒋抗日的号召，派余心清做全权代表到香港参与组织筹备。各派代表在初步取得公开反蒋的一致意见后，又和红军有了初步协议。筹备会议在香港李济深家里召开，参加的人有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软墨林，第三党代表黄琪翔、章伯钧及徐谦、陈铭枢、李济深和张文等，会议讨论了在福州组织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具体方案，并决定在香港的与会人员分批乘轮船至福州着手筹备。 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余心清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通过了宣言，公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而余心清则代理了冯玉祥兼任的经济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公开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余心清在会上发表了反蒋、抗日救国的讲话。12月26日，漳州全体机关、社团、工厂、商店、学校，一律悬挂上红下蓝中央嵌着一颗黄色五星的新国旗，各界人士和民众万余人聚会，庆祝中华共和国成立。1934年元旦，漳州地方军政当局，在漳州东坂后礼拜堂举行“龙汀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出席典礼的有中华共和国主席李济深、文委会主席陈铭枢、财政部部长蒋光鼐、军委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蔡廷锴、经委主席余心清、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等，徐名鸿副省长率全体政府官员在此宣誓就职。新生的福建人民政府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余心清根据情况在新政权内，提倡冯玉祥式的艰苦作风，开展例行节约的运动。当时，凡属政府人员一律穿中山服，戴工人帽，一时蔚然成风。 福建事变使蒋介石政府极为紧张，南京紧急召开中政会，吁请国民政府严厉处置“闽变”，务求克日“平叛”。蒋介石亲自兼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海、陆、空军十万余人大举进攻福建。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存在仅58天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告失败。余心清受到蒋介石的明令通缉，流亡日本避难。 团结合作 坚持抗战的中坚 身在日本的余心清难以抑制对祖国的依恋和思念，时刻惦念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1935年夏，他不顾被南京政府的通缉，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潜回国内，继续从事反蒋活动。中国共产党对余心清爱国革命，嫉恶如仇、决不妥协的性格十分赞赏，主动与他联系，请他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指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 由于日寇占领了沧州、德州，大批学生、知识分子随当地军政机关，南渡黄河，到达济南。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是冯玉祥将军旧部，余心清利用西北军过去的关系在山东开展工作。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借其公开合法地位，帮助该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发动山东地区的抗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散在各地政训处的学生再次集中起来，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所”在济南开学。韩复榘任主任，余心清出任政训处中将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所副主任。他聘请了原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教授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徐德瑗等为教官，讲授国际形势、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动员民众等课程。上千平津流亡学生和许多中共党员、民先队员考入了这个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就被分配到临清、德州、烟台、聊城等各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 山东沦陷后，余心清于1939年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战争期间，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城池成为废墟，生灵遭受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纷纷携妻挈子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去大后方和安全区域，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余心清已经看过太多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苦难，人们流离失所，孩子被丢弃在街头。这样的情况，让他心痛难忍。赈济委员会作为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构。该会最初由孔祥熙兼任委员长，后聘许世英为代理，下辖3个处：第1处负责总务；第2处负责难民的救护、运送、收容、给养及紧急赈济的办理等事项；第3处负责灾民、难民生产事业的举办及补助，灾民、难民的小本贷款，儿童的收容救济等。另设卫生所办理灾民、难民的医疗救济。该会下设救济区、各省赈济会、各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各难民组训委员会、各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及各地难童教养院所及赈济学校、赈济工厂、小本贷款处等，分别管理各类救济事务。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也接受国内外各种捐款。对难民的组训和难童的收容教养，也是救济难民的重要方面。难民组训的主要内容是对难民集中进行“政治训练，军事、生产技术训练，救护训练”等，以适应战时需要。对失学的难童，赈济委员会采用建立儿童教养院的方式，并设立难童学校进行文化教育和爱国教育。余心清知道，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不光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责任。所以，在任期间，他廉洁奉公，不辞辛劳努力开展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的工作，努力的做好自己每一项工作。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动3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面目日益暴露。余心清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他与共产党员徐冰等人直接联系，积极投身民主运动。 蒋牢的囚徒 坚强的民主斗士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向了国内各个势力之间的较量。《双十协定》的撕毁和“校场口事件”的发生，让余心清心情沉重。他清楚地看到，蒋介石要的不是和平，而是独裁。于是，在一个雨后的夜晚，余心清和冯玉祥、陈铭枢、朱蕴山、李济深、张澜、龙云、李一平等人，在重庆民权路聚兴城银行楼上，召开了秘密会议。余心清第一个发言说：“中国8年抗战，赢得一个惨胜！今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却偏要一意孤行打内战，政协的前途已经被这几天的军事会议决定了。诸位先生都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人物，而且在革命的历史上有过光辉的一页，今天集会在这里，谁都能信任谁，希望大家能共同商讨出一个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办法来。”大家纷纷发言，会谈一直到深夜才结束。冯玉祥在最后的发言中希望余心清去北方做工作。 余心清也知道，北上的工作很重要。他还曾与周恩来、叶剑英接洽过两次，3人一致认为应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大军。为了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余心清反复思考着工作的切入点。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都曾是冯玉祥的旧部，余心清在冯玉祥军中作随军牧师时曾和他们有过不少接触。这几个人又恰好在北方，余心清考虑若是北上，便可以去找他们。恰巧，当年7月，孙连仲主动邀请余心清到北平。余心清认为，这个机会能使他北上的计划更加自然、安全。于是，他于7月底动身离开重庆，辗转南京、上海、天津，于9月初到达北平。 10月底孙连仲请余心清为他主持一个顾问团，余心清便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展开民主活动。他请许多知名的大学教授，一道讨论国际形势，并作了大量工作争取孙连仲起义。 1947年冯玉祥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告全国同胞书》，许多冯的旧部，纷纷去信劝他勿发反蒋政府言论，有的还对冯进行人身攻击。然而余心清却满腔热情地去信说：“故国情势，已临最后关头，不治之症，待其死灭。……腐枝不去，新干不生，黑夜深时天破晓。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道震栗，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此所谓‘一言九鼎’，‘一鸣惊人’，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 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和大局势的影响下，举棋不定的孙连仲表示愿与中共进行洽谈。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然而不幸的是，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这份写在香烟盒上的电稿未能及时销毁，导致余心清于9月26日被捕入狱。余心清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倒，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害怕。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未能完成的工作遗憾不已。他在狱中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 1948年5月27日，余心清写下了真挚感人的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其时，国民党军事力量已经败落，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上台后，经中共地下党大力营救，余心清终于获释。 出狱后的余心清在香港短暂停留的期间，把他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10万余字的长篇传记《在蒋牢中》，交由港报连载，并出版成书。 新中国的典礼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余心清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获得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以后，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到苏联等国访问。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的代表驻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的法式大餐享有盛名，但没有中餐。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时期，为了使代表们吃得满意，北京饭店决定开设中餐。为此，不仅饭店领导操心，政务院典礼局长余心清还亲自出马。他对北京饮食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哪几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可以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和饭店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考虑了各方面的要求和条件，决定先引进淮扬菜。因为淮扬菜系口味比较适中，北方人、南方人都可以接受。“玉华台”是京城一家有名的淮扬饭庄，原来在锡拉胡同经营。在它麾下聚集着一批名厨，他们身手不凡、各怀绝技，“清蒸鲥鱼”、“将军过桥”（又称“黑鱼两吃”）、“全鳝席”、“红烧狮子头”等是他们久负盛名的拿手菜。为了给北京饭店挑选厨师，余心清不辞辛苦，做了许多工作，最后经过协商，终于调来朱殿荣、王杜昆、杨启荣、王斌、孙久富、景德旺、李世忠等几位厨师。这几位厨师果然不负众望，在政协会议130多人的宴会上，他们烹制的菜肴受到了代表的好评。此后，他们又在“开国第一宴”上再创佳绩。 随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苏联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将于１０月中旬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首次举行的外事礼仪活动，周恩来十分重视，指令政务院礼宾司司长余心清具体安排有关事宜。余心清提出，在毛泽东接待罗申大使的勤政殿门外要设立仪仗队迎送，以烘托隆重、友好的气氛，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由纠察总队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这是中国第一支外事仪仗队。 余心清在开国之初任典礼局局长时，与外交部的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典制，为我国制定了最初的一套外交礼仪制度，并将各省、市交际处负责人调来北京学习。余心清精通各国礼仪，要求礼宾工作做得很细，甚至在检查外宾住房安排时，对窗台上放一盆花的位置，都要考虑到阳光可能将这盆花的投影照到什么地方，投影同那个地方的布置是否谐调等。当时有的同志认为“细致得太过分，没有必要”，但总理却表扬了他。后来总理在对记者们讲话时，还引用了余心清的例子。总理说：“余老是党外人士，对我们的外事礼宾工作这么认真，这么细致周到，我们应该学习他这种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外事无小事，大家一定要谦虚谨慎，不得有任何失误和差错。”在余心清任典礼局长期间，没有设其他副职，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过问，工作有条不紊。在政务院的干部会上，周恩来曾说：“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的嘛！”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政务院系统的事务性行政工作，头绪纷繁，任务琐细。余心清一再对工作人员强调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能有丝毫马虎。余心清在政权机关、外事活动、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6年，风云突变，余心清写信给周恩来，以他一向的坦率，对当时那种假群众运动之名践踏法制、侵犯人权的做法提出了怀疑。他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对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不渝的。然而，9月4日，他终于不能忍受人身侮辱，悲愤离世。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过去以后，中央有关部门于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姬鹏飞、朱蕴山、孙起孟等人到场，乌兰夫、廖承志、王震、习仲勋等人赠送了花圈。 1981年3月13日刘澜涛、平杰三、张执一共同写了纪念文章《我党的挚友余心清》。文章后面有一节“并非题外话”中说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许多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朋友，多则在40年以上，少则也有30来年的历史了。这样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我们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总是始终如一地信任我们党，相信我们的事业，为革命做出贡献，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1] § 参考资料 1.余心清著：《在蒋牢中》，文史资料出版社。 2.《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3.《冯玉祥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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