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五个统筹 |
| 释义 | § 简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1] § 核心内容 “五个统筹”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推进为目标，以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为途径，着眼于全面发展，囊括了当前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 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基本内容。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先导，三者紧密关联，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一于社会的发展之中。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偏离全面发展观，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那末在“发展”中一些社会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最终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五个统筹”，牢固树立全面发展思想，不断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三个文明”整体推进是“五个统筹”的重要目标。“五个统筹”着眼于“三个文明”整体推进的目标，深刻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与之相适应，人类的文明形态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表现为社会精神产品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既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又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泉与动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三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 经济社会自然协调统一是“五个统筹”揭示的发展道路。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它包括物质生产的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三者互相依赖，不可或缺。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协调统一，是“五个统筹”的显著特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水资源贫乏、土地沙化加剧、江河水患频发、城市水源和大气污染严重等等，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于此，十六大提出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要达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五个统筹”，树立全面发展观，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努力从社会的一维经济发展，走向社会财富、健康、文明三维繁荣，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 一条主线 社会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协调发展既是“五个统筹”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也是贯通和总揽“五个统筹”的基本点。 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立足点。“五个统筹”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使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达到协调发展的状态。“知之非艰，行之惟难”。掌握协调发展的理论不难，难的是将协调发展理念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效。在推进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处理好城乡、区域、国内国外等方面的关系，真正做到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比如，处理好城乡关系，就是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使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腹地、资源和市场，城市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人才和技术，处理好城乡关系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城带乡、城乡联动、整体发展的格局。 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着眼点。协调发展是事物及其内部诸方面保持量或质的平衡与适应的关系，是经济社会处于和谐的状态。按照协调发展的原则和标准来衡量客观现实，我们在很多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比如多年来注重城市、忽略农村，导致政策和投资过分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由于资源环境禀赋不同，原有基础迥异以及改革开放力度不尽一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许多地区长期采取浪费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掠夺式发展方式，人与自然的矛盾日渐突出。“五个统筹”正是着眼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 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基本点。协调发展是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所包含的不同领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和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五个统筹”旨在使社会与自然以及社会诸领域、诸要素从紊乱到有序、从失调到和谐，实现协调发展。 § 关键环节 坚持“五个统筹”，必须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条重要方针。“五个统筹”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就需要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模式，使具有地缘优势且又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深刻改变了国民经济格局。但是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实施也造成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这种趋势若长期得不到遏制，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坚持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的原则，驱动东西互动“两个轮子”，逐步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这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坚持“五个统筹”必须确定梯度转移的路径。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任何国家在发展的某一阶段，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都会优先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最有效率的区域，形成某些地区的“极化效应”，而当这些“成长极”达到经济高度发展阶段时，就会产生“扩散效应”，使生产力的分布趋于均衡化。按照这个理论，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由高向低传递资源和生产要素，构建均衡发展的经济格局。梯度转移是当今世界实行区域经济发展普遍采用的发展方式。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和工作基础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选择梯度转移的路径，通过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和扩散资源、产业，发挥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逐步形成东、中、西三个经济带，努力构建东部领跑、中部崛起、西部提速、东北振兴的发展态势。“最有潜力者优先”是梯度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为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东北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坚实的工业基础、独特的产业优势和雄厚的科技实力，具有接纳、吸收和转化上一梯度即东部地区的资本、技术、项目、产业的优越条件，只要能充分利用国际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和国家支持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各项政策，就能充分释放潜能，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素质的提升，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三角”之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坚持“五个统筹”必须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实施东部与中西部均衡协调发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均衡发展战略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主要产业之间保持相对平衡发展比例关系的重大举措，它要求资源配置合理化、经济布局科学化、收入分配公平化。新形势下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就是继续扩大东部地区开放，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确保各地区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2] § 重要支撑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总结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对坚持“五个统筹”、深化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坚持“五个统筹”之策。由于受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能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2％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发达国家高4倍多，工业排污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工业废物、大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及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等现象日趋严重。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可持续发展，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五个统筹”。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进一步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坚持“五个统筹”之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党在总结工业化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大潮的必然选择，是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五个统筹”的重要基础。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拉动和支撑作用。坚持“五个统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资金投入产出率，优化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占用与消耗，推行清洁生产、文明生产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逐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坚持“五个统筹”之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五个统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关系，必须像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把经济建设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努力营造优美、洁净、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本质要求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也是“五个统筹”的本质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指出“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地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执政党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从坚持“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提出把“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五个统筹”的根基。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主体和中心，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在完善体制、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践中，必须一切以人为本位，一切以人为核心，一切以人为目的，把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着眼于满足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现实需要，坚持万物人为本、万事民为先的唯物史观，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把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摒弃把经济增长指标作为唯一尺度，倡导把人的精神、文化和自身发展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 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是“五个统筹”的根本。我们党把执政为民作为最高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这是坚持“五个统筹”的根本所在。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奋斗的最高目标。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各项方针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才能有效推动各项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才能成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图伟业。[3] § 实践观 “五个统筹”充分体现了“全面小康”目标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在本世纪的头20年,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党的十六大制定的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目标既是一个涵盖全国范围的全民共享目标,又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综合性、系统性目标。简言之,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对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概括为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由于“全面小康”目标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性、系统性目标,因此实现这一目标绝不是一个纯经济的过程,试图通过单一手段或某一方面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起统筹兼顾、相互协调的实践观念,以使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实践观念正是这样提出来的,内容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及各个方面,并反映了这些领域和各个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按照“五个统筹”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五个统筹”反映了建设“全面小康”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种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概言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地区之间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协调的突出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实践观念正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是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大思路。显然,只有统筹城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只有统筹区域发展,才能解决好东中西部的关系问题和地区差距问题,从而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只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只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代价问题及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问题,真正做到在资源开发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五个统筹”还揭示了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建设“全面小康”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全方位开放的趋势日益深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对外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又要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既要注意新的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又要注意这种开放新格局对国内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新挑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协调问题,特别是要根据对外开放新格局调整好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把产业发展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结合起来,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呈多层次性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保持稳定增长,固然要实行以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作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就要更加注重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正是从这种思路出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随着对外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我国将会逐步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对国际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又会反过来带动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总之,“五个统筹”作为一种新的实践观念,既体现了“全面小康”目标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揭示了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国内建设实践的影响,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贯彻“五个统筹”要求,关键是要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规划、工作部署和实际工作中得到具体体现。[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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