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年11月21日—1949年11月23日），德国20世纪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法哲学家和刑法学家之一，他一生著述等身，涉猎广泛，曾两度出任魏玛共和国司法部长，又长期遭到纳粹政权的排挤和压迫。他的法哲学原于新康德主义哲学，是海德堡学派在法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

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来源于新康德主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19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整体愿望，他要求对康德的认识论进行更新，并使所有的单个科学理论都结出丰硕成果。因为康德哲学即使在今天，特别在法哲学范围内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提及，新康德主义涉及哲学史中一个阶段的结束。通常新康德主义被分为两个分支或者两个学派，即马堡学派和海德堡学派（或称巴登学派、西南学派）。 拉德布鲁赫对新康德主义的接纳，受到了海德堡学派的代表海恩里希·李凯尔特和埃米尔·拉斯克的指引。

拉德布鲁赫（1878-1949），对于国内专业领域人士来说，早已耳熟能详。详细叙述他的履历也已有不少专门的文章，故此处复述实无必要。不过，拉德布鲁赫的基尔岁月，在很多介绍中却大多一笔带过，而事实上，基尔是拉德布鲁赫学术和政治生活的起点，在这里，他彻底结束了他的15年讲师生涯，也是在这里，他加入了社民党，正式步入仕途，进入首都柏林。他在基尔大学教学期间的讲稿，虽未收入其死后由其学生Arthur Kaufmann主编的全集，却也有专著对其手稿加以整理和论述。 拉德布鲁赫1878年生于Lübeck，富有的商人之家。20岁时，他开始法学学习。4年之后，即开始博士阶段。当时，他可谓是以一个天才的形象出现在法学界，仅用一年即通过了博士论文，随后开始教授资格论文。但是，快速的学习进程之后尾随的便是学术生涯和思想的迟滞。两篇论文于今并无太多学术参考意义。从1904年到1910年，他一直停留在讲师身份阶段，虽然1910到1914得到教职，却不过是非公职的编外教席。然而，这未尝不是好事，外在的沉寂对应的内在知识和思想的沉积。在此期间，他吸收了西南德新康德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从海德堡大学当时的巨擘，马克斯·韦伯，以及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拉斯克那里获得启发，1910年，他写就《法学导论》，一书成名，到1980年该书已经印至第13版。1914年，他完成了《法哲学的基本特征》，该书是其后来扬名学界的《法哲学》的前身。

1919 年，一个特殊的年份，拉氏终于得到基尔大学的任教邀请，只是最初并非如他所愿，却是个公法方向的教席，这显然同拉德布鲁赫的专业范围不相一致，但在他获得科隆大学的邀请同时，他总算同基尔大学院方达成一致，正式成为刑法学和法哲学的教授。 现在，经过15年的沉潜，拉德布鲁赫终于在教职论文之后，从他所自嘲的“讲师病”中痊愈。从此，他开启了自己人生中可谓是波澜壮阔的基尔七年。

魏玛是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身处基尔的拉德布鲁赫，其实正处在革命的火山口上。是时，反对柏林政府的卡普政变，从基尔开始发难。1920年3月，身在柏林的拉德布鲁赫一听到这个消息，即刻赶回基尔，同赫尔曼·黑勒一道，号召总罢工中的工人们，在占领了帝国造船厂之后，要武装起来行动。可是，拉德布鲁赫和黑勒多少有些天真地想要就停战与当时的军队首领Konteradmiral von Levetzow谈判， 却被投进监狱，险些丧命。然而，虽然遭此厄运，在政变被击败后，拉德布鲁赫却力劝工人，莫要作情绪性的报复和发泄。同年3月24日，他为政变中的25个牺牲者写下了著名的墓前悼词。而且，正是在这一政变中，拉德布鲁赫在社民党中赢得很高声望，得到了进军帝国议会的门票，从1920年到 1924年，他成为帝国议会的议员。期间，他两度成为帝国的司法部长。直到1924年，重新回归学术生活的愿望压倒一切，他遂放弃仕途，全身心致力于基尔大学的工作当中。 1926年夏季学期，拉德布鲁赫成为基尔大学法学院的院长。

随着他1926年他接受海德堡大学的教席邀请，拉氏的基尔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但是，基尔大学法学院在拉氏时代结束的同时，又迎来了康通罗维茨，尽管这一时代很快就被纳粹的魔掌击碎。

拉德布鲁赫公式

拉德布鲁赫公式是拉德布鲁赫在1946年写就的《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重要理论，是最通常用来解决可预测性与正当性之间冲突的公式。

1、法的安定性原则高于合正义性；

2、当法律违反正义的程度已经达到无法忍受的状态，该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而不过是权力的运作而已；

3、如果立法者在立法时有意否定正义的核心原则——平等原则时，即符合第二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