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柯邦迪前地 |
| 释义 | (通称司打口 葡萄牙文：Praça de Ponte e Horta）位于澳门半岛西部、风顺堂区北边，是澳门内港的一个休憩广场，长约100米，阔约35米。前地的最东端接聚宝街与群兴新街交界，东北接有蓬莱新街，最北端接火船头街，最西端则接河边新街与比厘喇马忌士街交界，最南端则有隧道通往安仿西巷。街道名称是以1866年至1868年时任澳门总督邦迪·柯打（Jose Maria da Ponte e Horta）命名，而通用名称则可能源自“印花税”或“财政”的外文音译（见下文“司打口名称由来”一节）。 历史沿革在清朝康熙至同治年间，这里是专门用作进口鸦片的埠头，也是澳门乃至中国史上第一个鸦片专用码头和课烟税区，甚至是鸦片战争的肇始地。19世纪末埠头遭到填塞，变成大片旷地；时至澳门禁止鸦片后，旷地上曾有茶座和卖艺表演，入夜后旷地上颇为热闹。1992年时这里被列入澳门文物名录内，之后旷地上又建立过菜市场，后来菜市场被取消并建为现在的休憩广场。 鸦片贸易在澳门的发展之初澳门的鸦片进口活动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在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的澳门税关表中就记有“鸦片二斤值价银条二个”，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进口澳门的记录。在清康熙至同治年间，澳葡政府扮演着鸦片存贮和中转的重要角色，也包揽了中国海关原在澳门征收的大烟税。在可查阅的记录中，康熙元年（1662年）时已是“年课厘税五百两白银”，康熙六年时则是一万两，康熙十年时已飙升至十万两。而在康熙年间海禁一度开放，进口澳门的鸦片量亦逐年增加，至康熙三十一年时年进口量已超过一千箱。 司打口的源起不过，这时鸦片生意的主导地位，已由原来的葡国商人变成英国商人，因为英国人销售鸦片的方法比较高明。澳葡方面有见及此，便开始向鸦片商开征更多的烟税，以防鸦片市场被英国人垄断。而这些所谓的“额外烟税”，官方称这是“向中国海关包洋药税”，自己祇是“代中国海关向外商征收洋药税而已”；但实际上，这些税项只有小部份交给清廷，大部份则是由澳葡政府占去。 而由于当时澳门对外的水路交通都以北湾（即内港）为主要港口，故在这一带就有多个埠头，不过这些大都是属私家用途。其中一个为司打口。当时其对出还属水域，埠头为“凹”字形，中间的河道约在今聚宝街和蓬莱新街街口之间，可予船只在其航行，在以西北的尽头为石阶，以便船只靠岸及上落船客和货品。在与火船头街的位置还架有一道木桥连接埠头两岸，但只可行人。 司打口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澳葡收归的，澳葡在埠头两岸兴建货仓存栈（称“公栈”或“官栈”），并于石阶上修建一座大屋。而澳葡则利用司打口进口美名为“洋药”的鸦片。当时如要进口鸦片到澳门，须向清廷报缴税项，而该税收初时是由澳葡当局代收的，故在埠头驻有汛兵和税吏，而石阶上的大屋原来就是用作收税的办公楼。自此，司打口便成为了当时澳门唯一一个鸦片进口码头。 “司打口”名称由来对于运送鸦片的商船，从外地到达中国南海后，经十字门驶向南湾，停在烧灰炉村以北远处的埠头，把鸦片拆装，然后转由多艘小艇分批继续运送。小艇队再绕过西湾和妈阁，便到达司打口。把鸦片卸下后，鸦片拥有者则到大屋把鸦片登记，然后鸦片便会先被暂存到公栈内，待拥有人缴税。拥有人完税后，澳葡当局就会在对应的鸦片装箱上黏贴印花，并向拥有人发出完税收据。此后，拥有人便可凭此收据随时从货仓领回自己的货品，再把鸦片转售。 而通用名称中的“司打”，其源由历来存在着两个说法：一说是因为洋人称呼这些贴在箱上的完税印花为 “Stamp”，把该字取其粤语音译即为“司打”[参 4]；另一说是指因为收税属于财政范畴，故“司打”一词应是来自葡文 “Fazenda”（意即“财政”）的粤语音译，而昔人也有把国课署（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财政部门）叫为“司打署”，称其印发的禀纸为“司打纸”等。 沧桑自司打口被收归后，所建的公栈也是全澳门唯一的官方鸦片储存仓，正门位于红窗门街，后门则开在河边的石级上。当鸦片运送到司打口后，便经由后门存入公栈，待鸦片拥有人完税后，就经正门运出公栈。若要把鸦片销往中国内地，则再由苦力用人力车沿红窗门街和三巴仔横街等地把鸦片运回南湾，在南湾下船转运至广州，再经广州分散至中国各地。 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满清政府宣布禁止输入鸦片后，澳葡政府的洋药税收和代理生意陷于停顿，司打口顿时变得冷清。澳葡当局不甘损失此庞大的税收利益，于是与鸦片商人勾结，陈情贿赂清朝官员，把鸦片走私到澳门。结果司打口的萧条仅过了大约一年便又开始兴旺起来，禁烟令实行了三年后，司打口已经回复禁烟前的景况[参 10]。 由于鸦片在中国的需求量非常大，利润非常高，故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员私下与澳葡当局合伙，瓜分洋药税，并把澳门的鸦片进口市场垄断。此举损害了外国鸦片商的利益，引致这些鸦片商自乾隆年起（1736年）直接地把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内地。1802年，澳葡政府更无视清廷的禁烟令，颁布特权予葡萄牙人以进口鸦片，变相将鸦片进口合法化；而事实上这个“特权”也允许其他外国商人进口，只是运载的船只在驶进澳门的时候要挂起葡萄牙的旗帜而已[参 9]。因此，即使至道光年（1821年—1850年）时这类走私活动已非常猖獗，这对司打口作为鸦片码头的地位几乎丝毫无损。加上期间中国爆发鸦片战争，大清虽然战败，但也使这类走私活动有所减少，而走私的物品也不再独沽一味，部份鸦片的走私量已由其他的东西取代，故司打口仍能保持其繁荣态势。至清同治年时（1862年），澳门的鸦片生意已由澳葡政府垄断。 填塞——“柯邦迪前地”之产生后来鸦片进口量不断增加，司打口和公栈已不敷应用，而且卫生环境差劣，故在1866年时，当时刚刚上任的澳督柯打就决定扩充司打口。在整治工程前提交给总督的报告中，就有一份对司打口及其一带区域作出这样的描述： “ 狭窄肮脏的街道纵横交错，卫生环境恶劣，房屋拥挤、污秽，有碍观瞻。 ” 司打口群兴大厦内的走廊，是已取消的“公栈巷”之一部份[终于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司打口被完全填塞，自此埠头也消失了[参 3]，此时柯打总督也已卸任。澳葡当局在填地上，建立新的烟税码头（即现在的比厘喇马忌士街大丰仓处，南舢舨码头侧）；而中间的空地，因为整治工程由柯打总督策划，于同年7月26日当局决定将之命名为“柯邦迪前地（Praça de Ponte e Horta）”，以纪念柯打有此政绩。尔后几十年间公栈不断扩充，主要集中在火船头街、群兴新街和夜呣街之间，其中还设有“烟膏配制场”和“大烟专卖局”，在光绪年时国课署总部更迁入公栈内。鸦片贸易之日益红火，至1925年时公栈仍在扩充，在群兴新街与安仿西巷之间又筑了一条街道，名为“公栈巷（Travessa do Ópio）”，以利公栈运作。1933年时澳葡当局更公然在当年的《澳门年鉴》中刊出《鸦片专卖章程》，以便商家承投。不过在1935年后，澳葡终于察觉到鸦片对澳门市民的为害，开始收紧鸦片进口和研究治疗烟瘾的方法，最终在1946年，澳门全面禁止进口和吸食鸦片 后期发展及景况鸦片在澳门被禁止后，公栈也变作其他用途，曾经用作一般货物的仓库、熔金场、学校等。而中间的空地也改为公众用地，后来在旷地上更有卖武表演，又有说书看相和茶座开设，每逢入夜，热闹场面不乏。直至1980年代，大部份公栈被拆，改建为住宅大厦，而“公栈巷”也被取消。1989年，澳葡当局又将前地重整，并在其修整道路，空地顿时被马路断成两截，呈“日”字形。1992年时澳门文化司署[注 7]将柯邦迪前地列入澳门文物名录中的“已评定之地点”类别。 后来因在远处的营地街市重建，1994年时司打口旷地上被改建为临时街市，至1998年营地街市重建完成后，原临时街市被改为临时文化活动中心。直至2003年，有关当局为配合十六浦发展计划，把司打口还原为空地，并改建为休憩广场，在广场中建有喷泉和儿童游乐场等。不过此后休憩广场却被指是不实用，因当时广场中的喷泉水池占地过大，广场又无可作遮荫的树木，以及缺乏坐椅，起不到休憩用途。终逼使当局在2004年时再度把司打口广场重修，收窄水池和种植更多树木，加设坐椅，改建为现在的司打口休憩广场。 澳莱·英京酒店楼高五层的澳莱·英京酒店（Ole London Hotel）地处司打口的东端，建于1980年代，为一家两星级酒店，内有46间客房。2008年时酒店进行过重修，门面和内部均装潢为南欧葡式风格。 新新酒店在前地与蓬莱新街交界处的新新酒店（Best Western Hotel Sun Sun），原为一座五层高的旧式木楼，建于1920年代。1994年美国最佳西方国际集团（Best Western International, Inc）将其重建成现在的新新酒店。酒店为两星级，楼高15层，提供178间客房，内有4家餐厅。 同善堂第二诊所鸦片屋，现为同善堂第二诊所该处位于火船头街与柯邦迪前地交界，原为鸦片公栈的一部份，建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俗称“鸦片屋”。自1946年澳门禁鸦片后，曾被先后租出作为货仓和熔金场。后来为一所学校租用，该校名为粤海大学，不过因为校方欠租过多，原址被法院收回，之后被改为第二警区署，后来被荒废。1992年时澳门文化司署将鸦片屋列入澳门文物名录中的“评定为具建筑艺术价值之建筑物名单”类别，四年后有关当局更耗资67万澳门元把公栈重新修葺。2001年，同善堂第二诊所由原清平直街旧址迁入该公栈，为市民提供中医针灸及各种西医诊疗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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