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锄奸团的成立

抗日杀奸行动

抗团迭遭破坏

抗战胜利前后的抗团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开始了全民抗战，广大的爱国青年不甘心做亡国奴，以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活动。有的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有的参加了国民党包括军统局的地下组织，青年们一腔爱国热情，对各种组织的政治分野当时是模糊不清的。这里叙述的是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的活动。

抗日锄奸团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冬，军统局天津站地下组织的一位青年成员曾澈，感到军统站领导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计划，又鉴于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曾澈与这些青年交谈以后，决定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

曾澈在成立抗团前，先和一些人结拜了金兰之好。结盟的共有十人，其中有的是军统分子，有的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哥王天木，二哥曾澈，三哥王文，五哥李如鹏，六哥沈某(沈栋之兄)，八哥张斯铭，九哥赵尔仁，十哥陈肇基，其他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抗团以天津租界为基地，在各校学生中发展组织。建团初期组织极为严密，人数也不多，参加者多是各校品学较优的学生，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对敌斗争态度坚决，有的后来被敌人逮捕，受到各样酷刑，也没出卖自己的同伙而从容就义了。

当时天津各学校中抗团分子有：

耀华中学：孙惠书(女)、陈阎如(女)、冯健美(女)、夏致德(女)、张同贞(女)、黎大展、沈行安、潘某等。

中日中学：李振英、王宝璋、王维彬、赵恩波、孙大成（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化名孙大成）等。

汇文中学：王宗钤、丁毓臣、李国材、宋显勇、宋显德等。

新学中学：赵尔仁、陈肇基、赵广禄、范旭、宋宝昆、孙福先等。

志达中学：章葆娟(女)、翁某(女)、丁益寿、水宗骥、宋显梅(女)等。

广东中学：王学源、刘永康(刘洁)、李桂芬(女)、刘蕴华(女)、刘钦兰(女)、李吉芳(女)等。

中西女中：刘莉、陈氏姐妹(名忘记，史学家陈垣的侄女)、罗某等。

达仁学院：孙湘德等人。

工商附中：王文成、蔡秉尧、叶刚骞、倪某、王振鸿、王振鸪、刘友琛、刘友赣、宋文林、张彬儒等。

圣功女子中学：张杰(女)、王菊青(女)、王硕芬(女)、于学慧(女)、吴莲顺(女)、魏某(女)、龚某(女)等。

原南开中学：李如鹏、杜建基、祝宗梁、沈栋等。

此外尚有不知属于何校的：袁汉俊，袁汉勤、章文颖、华道永(女)、华道本、张树林、方瑞萱(女)、方茂萱(女)、徐德贞(女)等。

入团时要宣誓，誓词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治国。”此外读“团训”条文，主要意思是坚决抗日杀好。团长曾澈，下设组织干事、行动干事、宣传干事、交通干事。李如鹏负责组织，孙大成负责行动。

抗团的培训工作。女子大队长是方茂萱，下设小队长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男子大队长李如鹏，小队长有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对团员进行训练，主要通过小队长、小组长，以抗团编的小册子进行讨论，包括抗战的形势以及如何避免敌人的钉梢、对付敌人的逮捕等等。集会经常在团员家中，有时利用某家大楼的平台屋顶。为了便于采取行动，还布置团员熟记汽车牌号，调查汉奸活动情况。

一九三九年春天，抗团人数增多，曾澈和李如鹏决定成立抗团骨干培训班，地址在现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

规定早晨在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每期训练两周，后因人多目标大，恐引起日伪特务注意而停办。

抗日杀奸行动

抗团成立后，一面开展抗日宣传，一面策划纵火杀奸的暴力活动。

每当“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时，抗团便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启发人民行动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我军在台儿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时，抗团全体出动在闹市区散发捷报。也有的利用清晨或夜间，把宣传品投往住户的邮箱内。一九三八年夏出版《跋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导抗战的消息，进行抗日宣传。

行动方面由曾澈负责领导，组长为孙大成，成员是赵尔仁，祝友樵、袁汉俊、刘友琛、冯健美(女)、夏致德(女)、王宗钤、宋显勇、李国材、丁毓臣等。具体行动有：

纵火行动：抗团成员到出售伪教科书的书店，趁人多买书时放火，对店主发出警告；国泰电影院放映侮辱华人影片《大地》时，抗团在影院座位上放炸弹；又到日本人开的大丸商店放火。这些行动虽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但却轰动全市，对敌伪政权起到警诫的作用。

杀奸行动：王竹林当时是长芦盐务局局长，又是天津商会会长，日军占领天津后立刻担任傀儡组织维持会委员，到处拜访亲朋故友和遗老遗少做敌人的帮凶。经曾澈等研究，认为王竹林地位虽不算高，但活动很卖力，决定派行动组惩办王竹林，起到杀一儆百作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竹林在丰泽园饭庄请客，行动组得知后迅速行动起来，由孙大成带领赵尔仁、孙湘德等人潜伏在丰泽园门口，宴会结束后，王竹林出来送客时，由孙大成打第一枪，王中弹往后跑，赵尔仁再补一枪，王当即倒毙在门内。王死后，不少原北洋旧官僚都不敢出来为敌人做事了，天津群众对这件事谈论了不少日子。

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积极为日寇效力，也成为抗团暗杀的目标。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行动组得知当天下午程带全家到大光明电影院看《贡格丁大血战》影片，立即派祝友樵率领袁汉俊、刘友琛执行，冯健美为他们带枪支到影院内。组员们坐在程锡庚座位后面，在影片放映中间，祝友樵自后面一枪击毙程锡庚。影院大乱，行动组趁机安然撤出。这次行动使敌伪走狗惶惶不安，、也为天津市民出了一口气。

抗团本身没有经费，曾澈从军统天津站拨出少数钱供印刷宣传品之用，进行杀奸活动所需用的经费，多来自知名人士的协助，也包括团员家庭的支持。如天津永安堂的陈经理，他是胡文虎的外甥，他的家(今河北路顺和里)成为各队负责人的联络地点，而且还提供过他的私人汽车为抗团使用。再如静海中学教师李明(李桂芬)，她的家(今滨江道恒和西里)也是抗团活动联络点，团员宣誓就在她家。此外，有些团员的家庭，为抗团长期存放枪支、宣传品等物。敌伪对抗团发动几次大搜捕时，这些掩护抗团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曾暴露。抗团的交通员多是女性，先后有张同贞、夏致德、冯健美、陈阁如、张耀清、张杰等人。

抗团迭遭破坏

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日特逮捕后叛变投敌，将曾澈出卖，把所有抗团活动及联络地点，告知日本宪兵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天津大水泛滥过后，李如鹏接到曾澈通知，说裴级三不可靠，要大家注意。李如鹏尚没有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次日即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宪兵队及伪警包围了他的家(今营口道诚士里，当时是英租界管辖)。这时已经捕到了张树林、陈肇基、刘清和、华道本，被伪警察押着，张、陈与刘、华分别用两副手铐铐着。当日宪警上楼搜查时，具有爱国心的伪警给予方便让四个人跳跑了。刘、华两人跑到诚士里后的益世里一家住户内，他俩砸碎手铐，并请住户大娘将住在益世里对过的张杰找来，让她迅速通知所有团员立即转移。李如鹏和他妻子及姐姐被捕后，没有立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先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待办理引渡手续。英租界女警察头目范懿贞同情抗团，暗中给予帮助，她的两个外甥女潘文荣姐妹也是女警察，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也加入了抗团。因此不久李如鹏的妻子和姐姐都被释放了。英租界警察吴岳也参加了抗团，对抗团被捕人员给予了很多帮助。

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丁毓臣在日伪搜捕时曾到北京躲避，住了几天觉得没有事了又回到天津，因而也被捕了。日本宪兵队对李如鹏、曾澈、丁毓臣残酷刑讯，三人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当时曾二十七岁，李二十五岁，丁毓臣二十一岁。以上为抗团第一次被破坏的情况。

这期间北京抗团成立。天津成员李振英(李汉成)研制炸药受伤，伤愈后考入北京大学；王宗钤考入辅仁大学；宋显勇(宋棐卿之弟)、黎大展、方佩萱等入燕京大学。孙大成依靠这些天津抗团成员，到北京组织了北京抗团，并吸收了贝满女中的曹绍慧、屠贞等人。北京抗团由李振英负责。一九三九年冬孙大成由重庆返回上海，成立了上海抗团。

曾澈，李如鹏等人被捕后，天津抗团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孙大成派王宗钤来津了解情况，王找到陈肇基、赵尔仁、夏廼麟、刘洁等。商量重建抗团，继续战斗。随后，王宗钤自北京辅仁大学转天津工商学院，以后宋显勇也回天津，共同参加抗团的整建工作。集会地点设在现在黄家花园红艺照像馆对面俄国人开设的公寓内。重建后的抗团负责人是：组织干事陈肇基、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宣传干事夏延瞵；交通干事华道本；以及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刘洁。

抗团恢复活动以后，由于一些老团员去内地，也有的因日特迫害而停止活动，所以新成员较多。他们年纪小，又缺乏经验，有的抗团干事急于求成，致使抗团再遭破坏。学联成立一个培训班，地点在树德学校(位于今沙市道)，由陈肇基、赵尔仁、夏廼麟负责。学联成员吴莲顺的弟弟，未经陈、赵的许可，自制了炸弹到国泰电影院爆炸，被日伪特务拘捕，暴露了培训地点。一九四○年一月，日本宪兵队包抄了树德学校。当时英国工部局的警察得知消息(有的警察是抗团成员，因单线联系，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便开出警车在英租界故意响笛巡逻，先行报警，使不少团员立刻隐蔽起来。但陈肇基、夏廼麒、吴莲顺、于学惠、王金栋当场被捕。后来，夏、吴、于的家中花了很多钱，才被释放。

一九四○年二月李国材自重庆来天津，找到王宗钤说：重庆抗团总部派他来重建抗团，并和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倪中立取得联系。这次重建组织后的分工是：总负责人李国材；组织干事兼学联工作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后是王刚(赵广禄)；交通干事华道本。这时批准了一批新团员，还批准英工部局警察纪根阿、于培乐等为抗团成员，他们抗日十分积极，设法保护抗团人员。李国材这次来津主要目的是为了制裁裴级三，抗团干事多次侦查，得知裴级三时常出入吴泰勋家中(吴系东北军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有一次李国材与裴级三相遇，因李动作慌张，引起裴的警觉，不但未能制裁他，裴级三反而加紧对抗团的破坏。

曾澈等被捕后，日伪特务跟踪侦缉抗团活动，团员徐德贞被敌特跟踪，在北京车站遭捕，在送往天津途中，她跳车逃跑，后转道去了重庆。一九四○年六月，在原《大公报》楼上，日伪特务逮捕王宗钤，王从后楼梯逃跑，经法租界华人巡官掩护得以逃脱，马上通知李国材、赵尔仁、华道本、刘蕴华，陈忆衡等安全转移。同年七月王宗钤由英工部局范懿贞护送至北戴河，住在英租界警务处处长、英人谭礼士别墅内暂避，然后乘开滦矿务局煤船到上海，再转香港与赵尔仁、赵广禄、戴淦、章葆娟、华道本、张杰等去重庆。

这一恐怖时期，重庆抗团派王文诚(刘列)来津。他出于谨慎，未与李国材联系，不久去北京与李振英接上关系。王宗钤离津后，李国材被捕，李振英、刘洁、王文诚也相继被捕。

李国材被日寇逼迫押送济南前去指认抗团团员的途中，乘机跳车逃走，当场被抓回就地枪决了，时年十九岁。李振英、刘洁被判无期徒刑，王文诚判十五年徒刑，均押在北京炮局监狱。

一九四二年底，抗团大部分团员被捕。在日本宪兵队关押的女团员十人，我只知道部分人员的姓名，她们是华道永、杨庆余、刘钦兰、黄玲玉、雷呈、王菊青、康婉云。后来她们家中花了很多钱才被释放出来。

抗团经过敌人的几次大迫害，骨干多被逮捕，活动被迫中止。

祝宗梁还特地引用了当年日伪报刊上的报道。如1940年8月15日的《华北日报》和天津的《庸报》，标题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肃清，重要人犯即将判处罪行》，其中称：

“自去年以来，北平市内频频发生之暴杀，放火不法事件，经严密侦查，得悉以北京大学学生李振英（23岁）为团长，华北中学学生刘永康（18岁）为副团长组织的北平抗日杀奸团已于8月中旬将自团长以下全体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于日本宪兵队审讯……彼等组织以暗杀中日要人，破坏日本军及政府主要官厅重要建筑物，而图扰乱后方为目的。团员之大部分皆为大学，中学的学生，并有数名女性在内，其中最高年龄为20多岁，最小年龄为17岁，但就全部团员而论，则年龄以17、18岁者为多……。”

祝宗梁说：“他们被捕后都关押在北平沙滩老北大校址的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9月24日他们部分被解至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军法会议的拘留所（位于北平炮局监狱东院日军监狱内）。11月24日被日寇军法会议判决：其中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孟庆时十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澍仁、曹绍蕙（女）各五年。应绳厚、朱惠玲（女）各三年。纪凤彩（女）、王知勉、李澄溪、马普东、张家铮、王肇杭各一年。还有经各自家庭营救释放的有：郑统万、郑昆仑（女）、魏文昭（女）、魏文彦（女）、蒋淑英（女）、乐倩文（女）、屠珍（女）、龚肇机、缪达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监狱西院的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这是专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设立的机构，由日寇直接监管。他们一进所都被砸上脚镣。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狱吏残酷竟另加手铐，还与脚镣锁在一起，两天后才打开手铐。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方面虽有中西医各一人，但有医无药，形同虚设。纪澍仁生病无药医治，逝于狱中，他时年仅18岁。其他人刑满的先后出狱，最晚的则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3日才获得自由。”

抗战胜利前后的抗团

一九四五年春，王宗钤从重庆回到天津，但并没有进行恢复抗团的活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派叶刚骞(叶明德)、陈云标来天津。叶即与王宗钤联系，商议如何恢复抗团。此时天津有一个自称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张允孚，以抗团天津站站长的名义出布告，要团员们到他那里登记。于是很多良莠不齐分子纷纷找他登记，甚至包括某些伪官吏，一时汽车、洋房都到他手中。此时远在界首的孙大成得悉张允孚情况后，立即通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将该处查抄，扣押了张允孚。

抗团成员分别参加汉奸清查委员会、警司稽查处等接收机关工作，也有的到大学继续求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戴笠来天津时，给团员们发了奖状，抗日牺牲的负责人曾澈以及丁毓臣、李如鹏等进入忠烈祠。一九四六年春，孙大成由北平到天津，在永安饭店召开抗团团员大会提议抗团改名“青年社”继续存在，不少团员表示反对，从此抗团就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