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同璧1907年2月入纽约巴纳德学院就读，成为1909年届学员，她致力于争取女权与改革，打算在巴纳德引进来后扩大其社会事业的参与。纽约邮报晚报曾引述她的一段话，“等我念完书， 我将回国唤醒中国妇女。 我特别关心妇女参政权， 望能唤起中国妇女实现其权利。” 1903年11月，康同璧到达纽约，因没有名额而被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拒绝后，入马萨诸塞州拉德克利夫学院念书，后又往康州三一学院求学，在1904～1905年间，她有自己的私人导师。 1905年5月，她申请巴纳德学院的入学考试，但直至1907年，她才以“学院客人”的名义入学，这应该是时任教务长劳拉·吉尔专门为她而发明的一个身份。在这一身份下，她可以不修所学课程的学分，但仍然是1909届班上的一名学生。这种特殊待遇并不表明轻视她的智力或以前的教育情况，而是由于学院考虑到她不时需要陪同父亲履行使命，加之她年龄小、英语不够纯熟，吉尔教务长担心她可能通不过正规的毕业考试。然而，毫无疑问，康同璧完成了学院中必修课的23门课，包括历史、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 尽管不时需要陪伴父亲在世界各地旅游，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康同璧依然积极投入学校的学术和社会文化生活。她在新建的布鲁克斯宿舍租了最贵的一套房间，并有私人仆人照顾，她时常在房间里举行茶会招待同学。 康同璧致力于争取女权与改革，在巴纳德读书时，她曾赋诗支持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她打算在巴纳德结业后扩大其社会事业的参与。《纽约邮报晚报》引述过她的一段话：“等我念完书，我将回国唤醒祖国的妇女。我特别关心妇女参政权，望能唤起中国妇女实现其权利。”她像父亲一样支持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和妇女权利的改革，但她可能比父亲更激进，她将妇女的选举权视为一种基本的民主权利。 回国康同璧1909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后，有关她的英文记载就很少了。1911年，清朝灭亡，她回到中国，继续献身女权运动。她积极参与上海的妇女运动，通过集会和演讲呼吁女性权利。她曾在中国最早的妇女刊物《女学报》任编辑并为之撰稿，这是中国的第一份女性期刊。她同父亲一样反对缠足，并与其他女权运动者成立并领导“天足会”。她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等。1951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8年，她编写了《康有为年谱》。 康同璧的丈夫罗昌是梁启超的弟子，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他们有一子罗荣邦和一女罗仪凤。晚年的她和女儿共同居住北京。“文革”中曾受到冲击，1969年8月17日逝世。 石德葆说，康同璧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一位诗人、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和女儿，她的传奇故事是中国也是巴纳德学院的财富；她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为女性权利奋斗，为的是让这个世界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