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的胜利，许多大中城市解放。中共决定城市管理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制度，并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

组织简介

主要特点

典型案例(成立背景 面临问题 解决之道 推广过程 经验总结)

重要意义

组织简介

军管会，文革产物，动荡时期的对策。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具体参看：三支两军和军宣队。

主要特点

(1)军事管制与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相联系，是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初形式；

(2)同解放战争时期相比，在组织结构上，多了军政委员会这样一个层次；

(3)无论军政委员会，还是军管会，都吸收了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参加。

典型案例

成立背景

1948年10月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主力。面对蒋介石留下的一个通货膨胀、生产萧条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权的手中重拾生机？对于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共产党来说，这是挑战。当时沈阳陷入了不战而乱的困境，混乱和萧条充斥这个大城市的角落。沈阳的平均物价指数5个月内上涨了3到4倍，粮食则涨了9倍。公营企业中大约7万完全发货币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这个旧时都市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面临问题

1、财政的平衡

2、货币发行的平衡

3、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

4、散俘问题。

沈阳是作为国民党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政府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滞留在城内的国民党后勤部队官兵，解放军历次战役后放出的归俘，加上大量战败后回城的散兵，据估计人数在3万人以上。沈阳解放的速度超过很多人预期，接管人员事先没有准备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几个解放团的架子，这样一来，尽管他们一进沈阳，就在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大力气对这些散俘进行登记和检查，但这只能规范一部分。至少5000左右散俘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分复杂，根本无从统计。11月3日，解放军入城第二天，就传来沈阳车站被人破坏抢劫的消息，一些没有重兵守卫的小仓库和国民党官员住宅也出了乱子。据说，这些破坏事件中都有国民党散俘的参与。另一方面，正值东北严寒时，沈阳城内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随军俘虏有5万人之众，需要接管人员给他们解决棉衣、粮食，这无疑是给物资奇缺的沈阳城火上加油。

5、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

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未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

6、供给速度不平衡。沈阳地区1948年是农业严重受灾的歉收年，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

进入沈阳和集中在沈阳周围的部队有30万人之多，加上10万左右的沈阳市民，每月需要粮食7500吨。尽管沈阳市民粮食存储要远远高于长春，但政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军粮全部售出，因此部队进城后仅仅缴获了300万斤粮食。陈云为了防止后备粮没有运到城中、存粮已经告急的情况出现，在进城前，事先安排有关人员在沈阳市附近适当地点集中了一批粮食。11月2日以后，军管会调集了所有能够调度的汽车抢运粮食进城，每天有大约3000到5000辆大车投入其中，一天运粮2000吨粮。即便如此，这批应急粮食全部运完之后，沈阳市的粮食缺口仍然存在。时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召集商人摊集粮食，由沈阳商会会长卢广绩出面向沈阳周边粮业大户借用2000吨军粮。另一条最主要的供粮路线，是从开原、安东方向抢运粮食进城，但战争中支离破碎的铁路成了瓶颈。

7、共产党自己的部队也同样需要约束和管理。

大量部队进城市后，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变得更突出。1948年中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支即将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军队，需要警惕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倒在地上。他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文章。几个月前，发生在高家堡、井陉、阳泉、石家庄的违纪事件，虽然只是军队中的个别现象，不足以影响整体，但多少令这支向来以纪律严明著称的军队难堪。1948年底，共产党已经有300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已是世界上5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和管理方法自然跟在井冈山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8、在沈阳军管会成立之初，对“进城之后单位必争房子”的问题就有所顾虑，因此特别规定房产分配权属东北局，任何机关无权占房子。但在实际接收工厂和房子的过程中，小的纷争不断。

从哈尔滨和其他解放城市有接连几批宣传、青年部门的工作人员抵达沈阳，他们进城后大半忙于接收房屋和安家，军管会在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很多应付上的困难，这种内耗抵消了力量。李锐在回忆中说，“陈云同志后来又一次打招呼，的确是担心，房子一分则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了”。

9、沈阳解放不久，正值旧历年关，工人们普遍产生了反抗情绪，向资方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为恢复生产的条件。

在一些私营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劳资纠纷，工人们不仅高呼罢工，还砸烂了机器。一年前在鹤岗煤矿发生的混乱是他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时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运动一度中断了正常生产，因为技术职员在工厂中被打击和排挤，工人出身的政治厂长把握不住生产全局，令短时间里鹤岗发生事故900多次，死伤900多人。沈阳的工厂会重蹈覆辙吗？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1/3，工厂复工后，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决定着整座城市的运转。

综上所诉，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

解决之道

10月27日，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军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总共抽调了4000名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很多人后来专门组成了一个班子，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

作为整个城市的“中枢”，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沈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军管会，最终要在陈云这里得到批复。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以下方法。

对于散俘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后方城市。但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沈阳作为全国解放的中间城市，承担着南北衔接的功能，短时间不仅没法疏散人员，还有大批新俘虏陆续从长春送到沈阳。原则上，在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后，再向南方送。

军管会还要对付那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为了避免投机商趁机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公开公布了靠近沈阳的解放区，哈尔滨、吉林、开原、安东各地物价，同时公布沈阳百货公司买卖货物的价格，使商人对物价有所准备，敢于开市买卖。“尽管物资主要还是靠政府补给，但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负责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忆，“为了吸引市场上更多粮食入城，我们规定沈阳粮价要高于产粮区。当时高粱米每斤规定3000元，市价总在3000元以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定价向来比市价低的现象刚好相反，这是给沈阳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他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对于铁路问题早有预见。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区域，沈阳又是整个东北的铁路中心，沈阳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陈云就数次提到铁路问题的战略价值。他说，“沈阳周围一个很大地区灾荒严重，要使混乱时间缩短，基本问题是修好铁路”。东北局向干部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沈阳以北以东的铁路，并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沈阳的铁路。这为沈阳恢复秩序争取了时间。

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200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40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40万吨至50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100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

“当那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接收干部里露出苗头时，”陈云说，最好的办法，是尽早发现并杜绝它。这在接收城市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陈云留意到那场“靠左行靠右行”之争的导火线，是纷纷派人到军管会找房子的机关单位时，他就严肃地跟周围的干部们打了招呼：东北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和卫戍沈阳的主力纵队，在新的战役开始前，要在沈阳好好休整，因此，“北满”机关在野战军离开沈阳之前，各单位和机关都不要动房子的心思，千万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

平均主义仍是沈阳接管时期共产党干部内部分配的主要形式。军管会在1949年规定，对于后方来沈阳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实际上是老解放区供给办法的继续。供给制只解决干部本人的吃、穿、用。大机关自办供给食堂，一般干部吃大灶，县团级以上的科处长吃中灶，局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穿衣按干部规定年限发放，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牙膏、肥皂外，还有黄烟，后来改成一般干部配给“光明”烟，县、团级配给“大生产”烟。1950年，当沈阳完全转入恢复建设期后，薪金制取代了供给制。

沈阳军管会向近百个大中工厂派了军代表，一些没有被派军代表的私营企业也有监委进厂接管。陈云对这些接管干部说，“过去刚进城就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后来，又在工厂、商店发动工人、店员闹分红”，“这些都不是治本办法，治本办法只有生产”。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但一心想着斗争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认真生产的，而城市能否迅速恢复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以及实现下一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也成为对新政权的一个考验。

推广过程

“军管会”模式被迅速复制到其他解放城市。1949年2月8日，“军队变成工作队”的要求在毛泽东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电报中被首次提出。这个电报向即将进军江南的各野战军司令强调：我们现在正在准备3.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毛泽东用他一贯的语气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3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经验总结

1、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显然需要大量的接管干部，数量有限的干部应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系统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显得力不从心。新城市看起来需要一个既有军事职能、又有强大行政管理职能的政权机构。沈阳接收人员参考了3年前苏军和国民党熊式辉的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一切被接收单位只对军管会负责，最后结束时，由军管会派出的代表负责签字验收。城市军管会主任的任命，由各中央局提出名单，然后经中央批准，军管会成员则从军队和地方两个方向挑选。军管会是沈阳为未来全国城市接管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2、沈阳恢复时间是如此之短，连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没能完全预料，以至于当初军管会成立时4000名干部中只有不到10名是税收干部，后来接管人员们才意识到他们大大低估了沈阳商业的恢复能力和活跃程度。由于担心临时启用国民党税务人员会导致贪污，沈阳不得不在最初的相当长时间，税收一直中断。“大约损失100亿元以上，每天最低4亿到5亿元。”

3、为了减轻负担，军队进城时释放了沈阳所有监狱的犯人，而后来发现有1/2的盗窃案是一些被释放的惯犯所为。陈云在给天津、北平的接管干部提供经验时谈到了这点，他说，“只有政治犯应迅速释放，但老盗窃犯应继续拘留，查明情况，分别处理”。

4、必要时需要自己出面熨平在所难免的内部利益之争。新政权既要通过权力行使来改造旧世界，也要为城市和风气树立新的道德示范。他这样要求自己。当陈云的警卫员建议他把那辆陈旧的老式汽车更换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年轻人。这名警卫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沈阳军需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

5、在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的基础上，兼顾“劳资合作”的宣传。因为在刚刚解放的情况下，工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让所有人满意，军管会先给工人普遍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等于40斤粮食，这样做兼有使东北币占领市场的作用。11月份的工资发临时工薪。因为当时沈阳粮食极度紧张，工资标准就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80斤到400斤。工资包括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东北财委定于1949年7月起对支付比例调整为货币60%，工薪分为40%。职员可持工薪券到沈阳财政局供销处的供给商店或指定商店购买各种实物，这样可以保证工人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沈阳市总工会通过举办训练班，办工人学校，反复阐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告诉工人们，脱离实际要求过高的工资、劳动纪律松弛对生产和工人自身都不利，只有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改善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

1949年8月，东北总工会和东北工业机械部希望从缩短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来同时解决工人运动、工资制度和工厂管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初，整个沈阳只有155人报名参加缩短工时的竞赛，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宣传模范的精神荣誉让更多工人加入了运动，创纪录一时成为企业的风潮。这让1948年底沈阳接收以来，工厂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大为改观。

重要意义

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工商业陷入困难的时刻，政府将“劳资合作”改为“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被减薪，少数还失业，这是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家所做的必要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