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进程(和平谈判 起步维艰 两种势力 激烈交锋 匪特麇集 破坏起义 不甘失败 垂死挣扎 内线出击 全力以赴 暗杀未遂 起义成功)

简介

1947年一个新政权即将诞生，绥远“九·一九”起义顺应和促成局势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完成了人民渴望和平的夙愿。

当时的绥远省驻有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16个师兵力，如果采取武力解放的方式，战争将会使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这一历史文化名城难以保存。毛泽东授予绥远特殊的解放方式，鉴于绥远的特殊地理情况和军事形势，特别重视了傅作义将军的个人优势。

中共与绥远国民党军政首长达成协议和平解放绥远，然后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之改编。在这一方式的指导之下，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傅作义商定了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并达成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制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方面的一致。1949年夏，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派人先后来绥，协助董其武进行和平起义工作。绥远“九·一九”起义，原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幕以前完成，但由于国民党总部及绥远国民党派系的阻挠，至8月中旬起义仍未能实现。值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特委托傅作义等从北京乘专车到归绥市，消除谣言，坚定信念，对于起义的实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联名通电举行起义，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总部，和平解放绥远，这就是著名的绥远“九·一九”起义。

起义部队自1950年2月21日起，在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领导下进行整编，至4月10日陆续改编成人民解放军，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至此全部实践了“绥远方式”。绥远的和平解放，开创了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力的一种新的方式。由于我军在华北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式，因而第18、19兵团及时转战于西北战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进程

和平谈判 起步维艰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和我方（华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在北平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后，经过反复研究商定，拟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草案的内容大意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由华北中央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正式签字。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根据协议，我方联络处（全称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人员于6月25日进驻归绥，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见董其武方面的行动。我方又派人送信，也无消息。我方又请傅作义派出的联络人肖如芝与董其武联系。董其武问联络处准备来多少人？肖说：50来人。董其武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呀。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没收到？事后才知道来信被董部的原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扣压，没有呈送董其武。鉴于其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董其武不敢让和谈代表联络处人员进驻，说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请延缓几天。几经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联络处的人员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两批进驻归绥，计100余人。联络处处长是潘纪文（兼归绥工委书记），鲁志浩任主任。下设秘书组（包括一个排的警卫人员）、铁路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两种势力 激烈交锋

绥远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是相当尖锐和复杂的。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护和谈，希望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快点进来。绥远军政内部大多数中、下层官兵也拥护和谈。但一些反共顽固派（所谓的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坚决反对和平谈判，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平谈判。再加上当时从北平、天津、察哈尔省和山西等解放区逃走的一些反共顽固派与特务分子都来到绥远，国民党中统华北局大特务头子张庆恩两次乘飞机来绥远布置破坏和平协议的特务活动；绥远内部的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如军长刘万春（兼归绥、包头两市警备司令）、师长鄂友三、骑兵新编十七师师长乔汉魁等坚决反对和平协议。由张家口逃到包头的国民党十一军团司令官兼察哈尔省代主席孙兰峰驻扎在包头，是左右包头局面的权势人物和主战派领头人，一时间成为反对和平协议的中心。

反共顽固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反共顽固派更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务，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这种挑衅在7月下旬当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时达到了高潮。绥远的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们与徐永昌、王叔铭互相呼应，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在大街上谩骂和刁难联络处的工作人员。

蒋介石于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铭对和平起又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这次坐飞机到绥西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进一步劝诱董其武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等，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目的。他们回去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统辖一一一军、骑五旅、骑十二旅、骑十三旅。

匪特麇集 破坏起义

自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绥远以来，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就加强了互相配合，以阻挠我人民解放军攻打绥远，并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潜伏在骑十二旅）、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在包头坐镇指挥特务活动，致使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当时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根据1949年年底统计，共16个旅，几十个保安团，8.6万余人。这其中地方杂牌部队六七个旅两万多人，包括阎锡山的旧部、地主武装乔汉魁的部队等，是破坏起义的一大阻力；国民党十一兵团残部、刘万春的一一一军的一部及鄂友三的骑兵整编十二旅等1万余人，坚决反对起义，是阻碍绥远和平解放，制造混乱的最大障碍。各种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

一是制造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今明两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再来中国了；日本志愿军已经组织起来了，国际志愿军要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还没有拿出来，绝对会有前途的；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已被共产党关起来了，现在傅作义又跑到广州国民党那里了；你们和共产党打交道靠不住，你们改造得再好也不会信任你们……

二是组织少数暴徒在包头、归绥市的大街上游行示威。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喊出了“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说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还说什么“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

三是对傅作义派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的人员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威胁说：“你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狗命。”傅作义方面派出的代表人员中有一个团级干部，叫于洪雯，因宣传北平和平解放好，被他们给活埋了。傅作义派曾随其在北平和平起义的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带着和平协议草稿来做协商工作，刘万春当场拿出手枪要枪毙安春山，董其武连忙劝阻道：“协商嘛，同意不同意不要动武。”刘万春恶狠狠地对安春山说：“限你在今晚12点以前必须离开绥远，否则小心你的狗命。”当晚10点左右，就有特务向安春山的住处门口投了两颗手榴弹。

四是我方和谈代表联络处要进驻归绥时，他们就给董其武施加压力，叫嚷“绝不能让共产党代表来绥远，如果他们来，我们就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我联络处进驻归绥后，他们更是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

7月24日下午1时许，一伙便衣特务拿着冲锋枪、手榴弹，在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将联络处铁路工作组人员王士鑫等4人围堵，并对其进行推、拉、打等挑衅活动。当王士鑫等人据理力争后急速离开，在新旧城之间，特务朝他们背后扔了两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王士鑫被打死，另二人被打伤，只有王保堂安全跑回联络处报告遭遇到的情况。

事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部下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的连长李锡庆（曾任刘万春的马弁）等人所为。在董其武的命令下，刘万春无奈之下派段锦堂将李锡庆捉拿归案，被当场枪决。

五是砸毁报馆。因绥远《奋斗日报》（绥远省政府机关报）不断刊登一些解放区的消息，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和平进步思想，被特务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仅砸毁了报馆，而且打伤工作人员。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指使其部下二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军统特务）所为。

六是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指示其铁路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破坏机车、桥梁，但未能得逞。

七是派掌握爆破、暗杀技术的少校组长武玉美到凉城县玫瑰营子镇暗杀吕正操将军。后又改派其他人执行暗杀任务，但只是试探了几次都没得逞。

八是赵思武派武装别动队的郭培元带十几个人的小队潜伏在我解放区卓资山县，以开磨房为名，收集我方情报，进行破坏活动。这个别动队的队员每天除了留几个人应付磨面外，大部分人都到处乱窜打探情况。他们把我凉城合作社由集宁往凉城托运的货物一抢而空；把集宁运往陶林县的货物抢掠掉，还抢了玫瑰营子合作社，并打伤人员。该队原有11个成员，中间有不想干的跑掉一人，因发现两人思想有点动摇，被暗杀。剩余的8个人继续活动。当他们最后在丰镇县二道湾村杀掉一个叫张林的同伙后（张林是他们内部思想开始动摇的一个人），绥远省公安厅根据这个杀人线索，将这个潜伏在我解放区卓资山县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

不甘失败 垂死挣扎

绥远起义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开府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得知傅作义8月23日离开北平来到绥远，便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密电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电报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速就地暗杀，本局当有重赏。”另一面已经“引退”了的蒋介石跑到重庆，打电报给傅作义说：“此次回绥，正如我当年从西安回南京。由于一念之差，以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望兄见字速回重庆，共商国是。”同时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既是傅作义的同乡，又是傅作义的老朋友）携带他和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9月15日再次飞抵包头，邀请傅作义到广州为反动派继续效力。傅作义说：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失败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就是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这时徐永昌明白完不成任务不好向蒋介石交差，当得知傅作义要参加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时，心想：“反正我不走你就不便起义”，就采取耍赖的办法，装病要住医院，以便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有点发愁，徐永昌不走，无疑会给起义带来麻烦，这不误了大事吗？于是便与邓宝珊及原傅部参谋长李世杰等几人计议，让邓宝珊去见徐永昌。邓宝珊于9月18日去见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让你住院疗养，并请你领衔绥远起义，不要回去了。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后一愣，马上意识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我明早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但徐永昌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对送行的人说：“三年后再见吧！”

傅作义来绥远以前，绥远方面的反共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欺骗群众，造谣言，说什么“和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傅作义起义后已被共产党监禁起来了，傅作义又从北平跑到广州国民党那里了”等等。使一些不明底里的军政人员产生了顾虑。傅作义在绥远一出现，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许多人消除了顾虑，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一些顽固派看到大势已去，人心所向，也接受傅作义的劝告，同意起义。

内线出击 全力以赴

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和平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及时了解和掌握了敌人的动态和行动计划，每一情况都能及时报送给上级领导，使敌人的每一个计划都落了空。我党的地下工作基础较好，在绥远军政和中统、军统特务机构中都有我们内线（共133人，其中的重要关系有正副团长4人，省府秘书5人，省统调科长2人，副县长2人，保密站绥远组组长1人，警宪部门秘书5人。他们中有4人用化名接受了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颁发的任命状），包括在绥远的军、政领导人员的贴身秘书和警卫人员中也有许多地下工作者。由此对绥远的党、政、军、特的情报大都能够及时掌握。这些情报绝大多数也都及时上报，来不及上报的就通过内线及时转告董其武将军采取预防措施。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联络处王士鑫同志牺牲后，我地下情报站给绥远的党、政、军、特主要负责人（包括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张钦等人）写了警告信。警告信内容的大意是：警告他们老老实实进行和平谈判，不许耍两面派，不要做所谓“里白外红的水萝卜”。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再发生王士鑫事件，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到那时就不要说人民解放军不客气。我接此任务后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由各内线用一个晚上时间将信全部送到他们本人的办公桌上。两天后在碰头会上孙兰峰说：“共产党真厉害，把警告我孙兰峰的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个头头都说：我们也收到这么一封信。董其武说：“大家都谨慎一些吧，不要乱来，因为我们正在和谈，谈成与否不能做出格的事，这关系到傅作义先生和我的人格问题，这和战场上打仗是两码事。”从此以后刘万春等人就不敢再那么嚣张了。同时，我们地下工作人员也积极活动，分别给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中统特务头子潘秀仁等人写警告信，让他们老老实实协助董其武先生做一些对和平谈判有益的工作，争取人民政府的谅解和宽大，指出这也是他们将功补过的好机会和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煽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搞破坏活动，将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们现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都记着账呢，所以希望你们多做点好事，少做点坏事，将来的账就好算了。

总之，在整个和谈过程中，使敌人的破坏活动处处碰壁，处处落空，而我方的对策和措施得力，起到了促进和保卫和平谈判的作用。

暗杀未遂 起义成功

早在绥远开始和谈时，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就按照蒋介石、毛人凤的指令，一直准备暗杀傅作义和董其武，只是始终没有机会下手。这次傅作义亲自来绥远作和平起义的工作，他们感到下手的机会到了，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按照原来安排，将于9月19日在包头面粉厂召开会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字仪式。赵思武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特务们做暗杀傅作义、董其武的最后准备工作：由特务中的一个爆破专家负责，准备用冲锋枪、手枪、手榴弹以及炸弹进行暗杀，如若不行就让一个亡命徒携带炸药包混入会场，与参加会议的人同归于尽。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在18日晚间得到赵思武行刺傅作义、董其武及炸毁会场的情报后，由于时间急迫，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马上通过我党安排在董其武身边内线（董其武的机要秘书贾荫生，化名袁秀芬），请董其武及时采取紧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报后连夜做了布置，将会场秘密挪到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

19日一早，傅作义、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飞机走后，就直接转道到了省银行包头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才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速到银行开会。这一突然转移，连刘万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义和董其武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更给了特务们一个措手不及。当等候在面粉厂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乘好几辆汽车从面粉厂开出时，特务们死盯着汽车还准备在汽车上行刺，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见到傅作义、董其武的影子。这时，特务们还不死心，也随着开会的人前往银行礼堂，准备伺机行刺。结果由于会场内外布置森严，只允许通知参加和平起义签字的人进入，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所以整个会场内只有参加会议人员及其随身秘书、贴身警卫。董其武的警卫官还命令警卫部队：只要有人捣乱，经劝阻不服从者就地枪决。特务们落了一场空，都灰溜溜地走了。

会场内，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还有一人孙兰峰正在医院，是会后补签的），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电，宣告脱离蒋介石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

“九一九”起义的成功，标志着绥远获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