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是雨果引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概述(写作历史背景 写作念头 写作准备 独特的角度和思想 尊重历史，再现壮伟场面 大革命启蒙与政策)

内容介绍(内容及基本价值观 结尾喜出望外 主要人物 戏剧化的矛盾 坚强与软弱的戈万 雅各宾党三巨头 雨果观点的评价 浪漫手法的展现 文中的对照手法 小说写作技巧，情节的安排)

作者介绍(作者履历 浪漫事绩及写作成果 作者生平 作者名言 作者其他著名的作品)

书摘

序

译本一览

话剧简介(法文剧名：Quatre-Vingt-Treize 主创人员 剧情简介)

概述

写作历史背景

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前者始终没有写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这时，雨果已经流亡归来；他在拉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逆施的拿破仑三世誓

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思想。

写作念头

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

写作准备

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1803—1807），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

独特的角度和思想

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0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

《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雨果选取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但恐怖的政治又引起了人们对于道德的反思。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尊重历史，再现壮伟场面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枪杀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毫不留情”。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虽然饱受迫害，但是无知迫使他们对领主拥有绝对的忠诚。布列塔尼自古以来就以反对法国中央著称他们保守，他们传统，他们也对这个世界孤陋寡闻。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反击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的烧杀，共和军以暴制暴；绝不宽大。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政见分裂，却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他们的口号是“决不饶恕”。因为他们认为对敌人的暴力和恐怖是革命衍生的必然。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雅各宾派的倒台.也导致小说结局处共和军首领戈万对于道德的反省。可以看出雨果对这种恐怖政策颇有微词。

大革命启蒙与政策

明显的是，雨果认为雅各宾派政策和启蒙思想的“平等，博爱，自由”背道而驰，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的笔锋将高潮时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在顷刻间调转。继而出现了结局处戈万对内心的拷问和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侯爵堪比哈姆雷特的独白。“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戈万的这句话应该是雨果对共和国最大的理想。这才应该是雨果心中真正的法国。

内容介绍

内容及基本价值观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

结尾喜出望外

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主要人物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戏剧化的矛盾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在此时的朗特纳克心里，或者说作者心里，人道主义已经超越了某些关于阶级、革命、社会等宏大叙事，而只是作为一种人皆有之的对不懂事的孩子的怜悯的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雨果是把人道主义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的。有某些人认为这里情节突兀，不符合常理。但事实上，这只是不符合关于革命和暴力的常理；实际上，如果不把朗特纳克死死地按在“封建者”“革命的反对者”这一角色下的话，这种情节不但不突兀，而且是非常感人，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态度的。

坚强与软弱的戈万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的。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雅各宾党三巨头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

雨果观点的评价

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浪漫手法的展现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人叹为观止。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刚毅。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历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文中的对照手法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九三年》同样运用对照手法，不过，这部小说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运用人物形体的对照或形体与心灵的对照。小说三个主要人物的对照表现在思想上：朗特纳克性格残酷无情，顽固不化，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也具有成为领袖的威严和果敢。他心中并无一丝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后才人性复现。西穆尔丹同样坚定不移，朗特纳克坚信保王主义，他则坚信共和主义，特别是坚信恐怖政治。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应该说，他比朗特纳克的心肠更硬，对维护自己的信念更加一丝不苟。这两个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万既有实行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复杂现实的灵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化身：他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人物思想上的对照与矛盾，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小说写作技巧，情节的安排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作者介绍

《九三年》作者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

作者履历

雨果出生于法国东部紧挨瑞士的省城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儿时的雨果随父在西班牙驻军，10岁回巴黎上学，中学毕业入法学院学习，但他的兴趣在于写作。他15岁时在法兰西学院的诗歌竞赛会得奖，17岁时在“百花诗赛”得第一名，20岁时出版了诗集《颂诗集》，因歌颂波旁王朝复辟，获路易十八赏赐，之后写了大量异国情调的诗歌。之后他对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都感到失望，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还写过许多诗剧和剧本，几部具有鲜明特色并贯彻其主张的小说。

1841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5年上任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共和国议会代表，1851年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奋起反对而被迫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写下一部政治讽刺诗《惩罚集》，每章配有拿破仑三世的一则施政纲领条文，并加以讽刺，还用拿破仑一世的功绩和拿破仑三世的耻辱对比。

1870年法国不流血革命推翻拿破仑三世后，雨果返回巴黎。雨果一生著作等身，涉及文学所有领域，评论家认为，他的创作思想和现代思想最为接近，他死后法国举国至哀，被安葬在聚集法国名人纪念牌的“先贤祠”。

浪漫事绩及写作成果

雨果最为法国人津津乐道的浪漫事迹是：他于30岁时邂逅26岁的女演员朱丽叶·德鲁埃，并坠入爱河，以后不管他们在一起或分开，雨果每天都要给她写一封情书，近50年来从未间断，写了将近两万封信。贯穿雨果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

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事变。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是法国有影响的人物。

雨果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其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诗集《光与影》。和《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短篇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等。

作者生平

果1802年生于法国东部的贝尚松城。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

雨果天资聪慧，9岁就开始写诗10岁回巴黎上学，中学毕业入法学院学习，但他的兴趣在于写作，15岁时在法兰西学院写的《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奖励，17岁在“百花诗赛”得第一名，20岁出版诗集《颂诗集》，因歌颂波旁王朝复辟，获路易十八赏赐，以后写了大量异国情调的诗歌。以后他对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都感到失望，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还写过许多诗剧和剧本。写有大量具有鲜明特色并贯彻其主张出小说 。

作者名言

世人缺乏的是毅力，而非气力。

大胆是取得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应该相信，自己是生活的强者。

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都望而怯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

谁虚度年华,青春就要褪色,生命就会抛弃他们。

笑声如阳光,驱走人们脸上的冬天。

勉强应允不如坦诚拒绝。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作者其他著名的作品

1827: 《克伦威尔》(Cromwell) (剧本)

1829:《东方诗集》(les Orientales) (诗)

1830:《欧那尼》 (Hernani) (戏本)

1831:《钟楼怪人》（即《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Cathedal) (小说)

1838:《吕布拉》(Ruy Blas) (剧本)

1853:《惩罚集》 (les Chatiments) (诗)

1856:《沉思集》 (les Contemplations) (诗)

1862:《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 (小说)

1869:《笑面人》 (L’Homme qui Rit) (小说)

1859-1883:《世纪传说》(la Legende des siecles) (诗)

书摘

在茂林深处有一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它呈圆形，是烧树根的木炭窑留下的。在它边上，有一个由树枝形成的房间式洞穴，它半开着，像一个放床的凹室。那里有一个女人，她坐在苔藓上，正给一个婴儿喂奶，膝头上是另外两个满头金发的孩子，他们在熟睡。

这就是陷阱。

“你在这里干什么？”女贩喊道。

女人抬起头。

女贩又愤怒地说：

“你疯了，呆在这里！”

接着又说：

“你差一点就没命了！”

她又对士兵们说：

“这是个女人。”

“当然，我们看见了！”一位士兵说。

女贩继续说：

“来林子里送死！怎么干这种蠢事！”

女人吓坏了，惊惶失措，呆若水鸡，像是在做梦。她看看四周，看着那些长枪、马刀、刺刀和凶狠的面孔。

两个孩子醒了，哭叫起来。

“我饿了。”一个孩子说。

“我害怕。”另一个孩子说。

最小的孩子继续吃奶。

女贩对她说：

“你最乖。”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中士朝她喊道：

“你别怕，我们是红色无檐帽营。”

女人全身颤抖不已。她瞧着中士，那是一张粗糙的脸，只看得见眉毛、髭须和火炭般的两只眼睛。

“就是从前的红十字营。”女贩说。

中士接着问道：

“你是谁，太太？”

女人惊恐万状地打量他。她瘦削、年轻、苍白，衣衫褴褛，戴着布列塔尼农妇粗大的披肩风帽，脖子上系着一床毛毯，像雌性动物一样毫不在意地露出赤裸的乳房。她既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鞋，两只脚在流血。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贩用粗声粗气、但仍不失女性温柔的口吻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喃喃说了几个字，几乎听不清；

“米歇尔·弗莱夏。”

这时，女贩用粗大的手抚摸婴儿的小脑袋，问道：

“小家伙多大了？”

母亲没有听懂。女贩又说：

“我问你她多大了？”

“呵！”母亲说，“一岁半。”

“够大了，”女贩说，“她不该再吃奶，应该断奶了。我们给她喝汤。”

母亲开始放心了。睡醒的那两个孩子好奇甚于恐惧，正在欣赏羽饰。

“呵！”母亲说，“他们真饿坏了。”

接着又说：

“我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东西哈，”中士大声说，“也给你。不过还有一件事。你是什么政治观点？”

女人瞧着中士，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

女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年轻就被送进修道院，但我给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们教我说法语。村子被人放火烧了，我们急急忙忙逃了出来，我连鞋也来不及穿。”

“我是问你的政治观点。”

“我不知道。”

中士又说：

“现在常有女奸细。女奸细是要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是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在哪里？”

她仍旧瞧着他，仿佛听不懂。中土重复说：

“你的祖国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哪里是你的老家？”

“呵，老家，我知道。”

“那好，哪里是你的老家？”

女人回答说：

“西斯夸尼亚庄园，在阿泽教区。”

这回中士吃惊了。他沉思片刻，问道：

“你是说……”

“西斯夸尼亚。”

“那可不是祖国。”

“那是我老家。”

女人想了一下又说：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那又怎样呢？”

“这不是同一个地方。”

“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中士喊叫了起来。

女人又说：

“我从西斯夸尼亚来。”

“西斯夸尼亚就西斯夸尼亚吧。你家里人是在那里吗？”

“是的。

“他们做什么？”

“他们全死了。我没有亲人了。”

中士是个爱说话的人，又继续审问：

“见鬼，你总有亲戚吧，至少从前有。你是谁？说话呀。”

女人听着，目瞪口呆，这句“至少从前有”不像是人的语言，而像是动物的吼叫。

女贩感到自己应该介入了。她又抚摸吃奶的孩子的头，用手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颊。

“吃奶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她问道，“这是个女孩吧。”

母亲回答说：“若尔热特。”

“老大呢？这淘气鬼是男孩吧？”

“勒内－让。”

“小的呢，他也是男孩吧，脸颊鼓鼓的。”

“胖阿兰。”母亲说。

“这些孩子多好哇，”女贩说，“都已经像大人了。”

中士继续问：

“你说吧，太太，你有家吗？”

“有过。”

“在哪里？”

“在阿泽。”

“你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家被烧掉了。”

“谁干的？”

“不知道。是战争。”

“你从哪里来？”

“从那里。”

“你去哪里？”

“不知道。”

“说正题吧，你是谁？”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谁？”

“我们是逃难的人。”

“你是哪一派？”

“不知道。”

“是蓝党还是白党①？你和谁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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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白党是保皇派。

“和我的孩子们。”

沉默。女贩说：

“我没有生过孩子，没有时间生孩子。”

中土又问道：

“那你的父母呢？听我说，太太，告诉我们你父母是什么人。我叫拉杜，我是中士，我是从谢尔什米迪街来的，我父母原先在那里，我可以谈我的父母。你谈谈你的父母吧。他们原先是什么人？”

“他们姓弗莱夏，就这些。”

“是呀，弗莱夏是弗莱夏，拉杜是拉杜，可总有个职业吧。你父母的职业是什么？原先是干什么的？现在干什么？你的这些弗莱夏，他们弗莱夏些什么呢？”

“他们种地。我父亲是残废，不能做工。他挨过老爷--他的老爷，我们的老爷--的棍子，这还算老爷开恩，因为父亲偷了一只兔子，这够死罪，老爷发善心，让手下人只打了我父亲一百根，从那时就落下了残疾。”

“还有呢？”

“我爷爷是胡格诺派，被本堂神甫送去服苦役。那时我很小。”（第一章）

序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久前者始终没有写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这时，雨果已经流亡归来；他在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逆施的拿破仑第三誓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

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

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0三-一八0七），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0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

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雨果选取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

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目地跟着领主走。他们愚昧无知，例如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雅各宾派内部，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因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国民公会喻为酿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国民公会宣布了信仰自由，认为贫穷应受尊敬，残疾应受尊敬，母亲和儿童也应受尊敬；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电报、老年人救济院、医院；创建了气象局、研究院。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芒，造福于人民。大革命所进行的乃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代替愚昧落后的封建体制。至今，上述各项措施继续起着良好作用，并普及到世界各国。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

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

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

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怎么还能容纳得下人道主义思想？他怎么会在一时之间改变本性，产生人道主义？雨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信性。不能不说，雨果没有拿出充分的依据去证明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或者说恶魔）是怎么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纳克返回去救三个孩子的行动，只是对作者的“慈悲心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这一观点十分概念化的图解。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伪。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

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

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

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人叹为观止。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刚毅。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流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

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九三年》同样运用对照手法，不过，这部小说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运用人物形体的对照或形体与、心灵的对照。小说三个主要人物的对照表现在思想上：朗特纳克性格残酷无情，顽固不化，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也具有成为领袖的威严和果敢。他心中并无一丝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后才人性复现。西穆尔丹同样坚定不移，朗特纳克坚信保王主义，他则坚信共和主义，特别是坚信恐怖政治。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应该说，他比朗特纳克的心肠更硬，对维护自己的信念更加一丝不苟。这两个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万既有实行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复杂现实的灵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化身：他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人物思想上的对照与矛盾，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译本一览

《九三年》中文译本：

1957年，《九三年》，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九三年》，刘志威译，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年，《九三年》，桂裕芳译，译林出版社

1999年，《九三年》，赵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年，《九三年》，罗国林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九三年》，卢小香译，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3年，《九三年》，叶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九三年》（缩写本），罗周改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年，《九三年》，牛小玲译，吉林出版集团

（搜集整理：踏破江北街）

话剧简介

法文剧名：Quatre-Vingt-Treize

主创人员

出 品 人 赵有亮

艺术总监 杨宗镜

总制作人 周予援

监 制 王晓鹰

编剧 曹路生

导演 汪遵熹(特邀)

舞美设计 王绍林

灯光设计 王瑞国

剧情简介

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各派政治斗争激烈。

白军(保王党军队)首领是前贵族朗德纳克侯爵；共和国军方面有两个领袖：一个是神父西穆尔登，另一个是远征司令郭文。溃败的白军被蓝军层层围困在城堡中，朗德纳克从暗道逃跑，临走前白军放火烧毁城堡，图书馆中仍关着三个作为人质的小孩。即将躲进森林的朗德纳克听见小孩母亲凄厉的呼救声，毅然从暗道返回城堡，救出那三个孩子。西穆尔登逮捕了朗德纳克，郭文却将之释放了，把自己关进狱中。第二天，西穆尔登将郭文送上断头台以后，开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