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会大学

中国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与中国话剧的关系

美国教会大学

谈到教会大学，不得不先从美国教会大学说起，因为这是全球所有教会大学的主要起源地，美国许多资深大学都是由教会创办的。

教会大学与西方高等教育渊源极深，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名牌大学都是由教会创立的，比如1636年在美国的清教徒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其后的康奈尔、耶鲁等知名大学也都是由教会出资创办。美国教会大学在美国社会中地位非常高，学位的认可度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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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大学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而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大学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外国教会大学—圣约瀚大学。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教会大学只在香港和国外才有，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则相当陌生。当一些人听到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这些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今天的一些民办的野鸡大学呢。而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的人数，学生的成材率，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是在1952年的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教会学校都集体消失了。

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已蔚为大观，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共有二十三所。其中基督教大学二十所：

1919年10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大学校长会议，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的十四所在华教会大学。

这十四所大学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这十四所大学在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全部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这些大学称为“在华十四所”。

当时未加入教大联合会，但已开设大学课程（包括部分课程）的教会在华高等教育机构有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岳阳湖滨学堂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已开设文科大学的全部课程。为了表达简洁，通常将它们称为“会外五所”。

协和医学院（北京）于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加入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十四所大学有区别。简称“协和”。未加入教大联合会，起初由中国神父创设的教会大学有上海震旦大学。简称“震旦”。

此外天主教教会大学3所：辅仁大学，简称辅仁，起初由中国神父创设的教会大学有上海震旦大学，简称“震旦”，天津工商学院，简称工商。

从宗派关系对神学院校分类据统计, 1920 年全国13 所招收高中毕业程度以上学生的神学院校中,有6 所为某宗派独办并为该宗派服务,其中圣公宗3 所(圣约翰大学神科、文华大学神科，宁波三一书院），浸礼宗一所（沪江大学神科），信义宗1 所(信义宗协和学道院)、长老宗1 所(文会书院神科)。其余7 所学校为3 至8 个宗派的合作事业(包括燕京大学神科、齐鲁大学神科、金陵神学院、湖南协和神学院、福州协和神学院、华西协和大学神科、广州神道学校）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几千年来，中国沿袭的官学、书院、科举等传统教育模式都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远，无法培养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而教会大学的进入，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融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潮。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学校自然也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1846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送到美国求学。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教会在他们留学期间还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费，为期不少于两年。后来除黄胜因病回到香港外，黄宽和容闳都学成回国，黄宽成为了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而容闳，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致力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后来，他先后带领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史料记载，第一批享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例如：1910年，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录取的31名考生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同年在广州举行的考试，有260名学生报考，6个奖学金名额中5个是授予广州教会大学学生的。建立清华学校之后，有些学生发现，“教会学校的训练对参加清华考试是一种极好的准备。”1917年，清华学校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中，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24名以上在教会中学学习过。教会大学在中国留学史上的成绩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促进留学，这些教会大学在中国本身的教育质量也相当高。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很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外语都十分流利。教会大学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而且，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教会大学起点高，制度完善，各校名师云集，而且各校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还有东吴大学的法科，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教会学校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点，但同时在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中，也成绩斐然。当时的很多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 百家姓》、《四书》、《五经》等。

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 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哈佛燕京学社举世闻名，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都曾在该机构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 至今它在美国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一流机构。抗战期间, 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 以客观的批判精神, 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 并直接交换思想, 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教会大学具有其特殊的两面性，他的最初目的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但是在其办学的过程中也为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做出重大的贡献，对此我们需要正确的看待。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是这样说的: “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 则尽可闭关自守, 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 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 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 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 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

教会大学与中国话剧的关系

20世纪初，西方教会把西方宗教文化带到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学作品、戏剧艺术普及到了东方。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多种影响。

1. 西方戏剧在中国演出，最早是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宗教剧开始的。而西方宗教剧因其具有以世俗生活为对象、以讽刺为特色等话剧艺术因素，故对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话剧形式的影响 --只说不唱的演法；话剧观念的影响--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而非传统戏曲那种象征的、虚拟的表演观念与方法。

2．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的关联主要表现在翻译剧、改编剧的翻译、改 编、上演中。这一时期的翻译者、改编者，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但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意在教外”，别有所图。其一，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取材于经典，背离经典。其二，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借西方之神，斥东方之鬼。但是却在客观上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有助阐明或宣扬基督教精神的文学作品。

3． 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