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胶州秧歌 |
| 释义 | 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民间称“扭断腰”、"三道弯"，是山东省三大秧歌之一。胶州秧歌有230多年的历史，清代胶州包烟屯赵姓、马姓两家于1764年逃荒关东，沿途乞讨卖唱，逐渐形成一种边舞边唱的形式。返回故乡后，经多年相传，不断改进，到1863年便基本成型，舞蹈、唱腔、伴奏均有一定程式。 歌舞兼备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民间称“扭断腰”、"三道弯"，是山东省三大秧歌之一。胶州秧歌有230多年的历史，清代胶州包烟屯赵姓、马姓两家于1764年逃荒关东，沿途乞讨卖唱，逐渐形成一种边舞边唱的形式。返回故乡后，经多年相传，不断改进，到1863年便基本成型，舞蹈、唱腔、伴奏均有一定程式。演员10人分为鼓子、棒槌、翠花、扇女等5个行当，表演程式有十字梅、大摆队、正挖心、反挖心、两扇门等，伴奏乐器除唢呐外，还有大锣、堂鼓、铙钹、小镲、手锣等，唱腔曲牌有30余个。1860年后，又在胶州秧歌的基础上，创立了秧歌小戏，有35个剧本。1957年，胶州秧歌进京演出，博得好评。嗣后，全国150个文艺团体先后来胶州市学习胶州秧歌，北京民族舞蹈学院还将胶州秧歌列为必修课程。1991年的"中国首届秧歌大赛"中，胶州秧歌获优秀奖。 发祥探考“胶州秧歌”以其辉煌的艺术魅力蜚声全国，并在2006年成功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胶州大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其舞蹈、音乐曲牌和情节剧在中国秧歌群体中独树一帜。但胶州秧歌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青岛文化志》说胶州大秧歌的发祥地是马店东小屯，是闯关东的产物，形成年代为清末民初，笔者曾向该志供稿人提出过异议，后来该作者告诉我，在编写《胶州文化志》征集资料时发现，胶州籍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宋观炜十二首《秧歌词》诗为七言绝句，分别对胶州秧歌六个行当（演员）作了全面描述，后来《胶州文化志》遂把胶州秧歌的形成年代订正为咸丰三年（1853年），其确凿年代应在1854～1858年间。 一、单凭宋观炜十二首诗的成诗年代为依据，没有其它例证。 二、据乾隆版《胶州志》载：“上元，张灯火，陈杂剧，喧闹竟夜”。该志成书于1752年，经查多种资料，胶州在1752年之前无任何杂剧。志中的“杂剧”，应该指的是胶州秧歌剧。 三、《胶州市文化志》载东小屯“马、赵二姓，弃家闯关东。在逃荒路上，从乞讨卖唱，后改为边舞边唱，逐渐形成了一些简单的舞蹈程式和具有胶州地方色彩的小调，他们重返家乡后，经过代代相传，提炼加工，至清朝中期，逐渐成为定形的舞蹈秧歌，”此说忽略了关键问题“秧歌”一词的由来。秧歌，起源于农业劳动，是南方劳动人民插秧所唱的劳动小曲。胶州所以有南方秧歌，是因为胶州在唐宋时期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北宋时期作为北方唯一设置市舶司的码头，与江南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与南方商业贸易的往来，南方的文化艺术如秧歌等劳动小曲也随之传至北方。胶州秧歌应该是引进江南地方曲调，吸收了北方杂剧的精华，形成的新艺术形式。 胶州秧歌从艺术形式和类别上看，是一种戏剧，不是单纯的舞蹈和歌唱。它有剧本，有道具，有曲牌，演员有行当，是一种形式活泼的歌舞剧。这样一个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的地方剧种，不可能形成于一个不足百户的边远村庄，而应该是围绕胶州海运文化应运而生。从其曲牌、行当等艺术因素分析，胶州秧歌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与南宋以来的杂剧、曲牌演唱有关，笔者根据胶州秧歌的曲牌、角色、表演形式以及流传地域文化特征等因素推断，胶州秧歌与元杂剧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起源的时间至少应在宋末元初。 胶州秧歌剧与杂剧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是胶州秧歌剧的表演形式。胶州大秧歌是广场（街头）四方连续的可视性表演形式，演员表演面对的是叫周观众。据考证，这种表演形式来自于早期的戏剧。顾学颉著《元明杂剧》：“近年在晋、陕、豫交界地区发现的宋辽金元时代的戏台遗址，不下十来处之多。其中最早的名为‘舞亭’，是个建筑在露台上而的亭子，可供四面观众观看。”这说明中国戏剧的前身，是从民间广场表演艺术发展而成的。胶州秧歌剧一直保留了广场艺术（街头）形式至解放初，后被文艺工作者在不断借鉴其表演艺术形式的同时，把具有完整内容性的表演部分删去戏剧部分，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但惟一能够窥见其古老形式的是演出前打场子的舞蹈部分。 胶州秧歌与杂剧有关的第二个重要证据是角色行当。 “元杂剧中演员的角色（行当），可分四大类别，即末、旦、净（包括丑）、杂，而以末、旦二色为主，每类之中又各分许多细目（顾学颉著《元明杂剧》）。”胶州秧歌剧中演员也有角色（行当），其角色分别是：小嫚（花旦）、扇（花旦兼青衣）、翠花（青衣兼老旦）、棒槌（末，也就是现在的小生兼武生）、鼓子（老生兼丑）、膏药客（杂）。元杂剧中演员的角色与胶州大秧歌剧中演员的角色惊人地相似，也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这不是巧合，而是那个时代传递给我们的直接信息。王国维在《余论》中有过一个总括的说明：“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籍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这里基本上把我国戏曲的大体脉络清晰地勾勒出来了。胶州秧歌剧演出形式的构成基本符合上述论断。歌舞、滑稽、缘饰故事这三大要素，在斜沟崖、南庄村等秧歌剧表演形式中明显地具备这个特点，看出这三大要素的存在。 胶州秧歌与元杂剧有关的第三个证据是曲牌和剧本的近似。 解放后，各级文艺工作者对胶州秧歌调查挖掘所得的曲牌主要有二类：唢呐曲牌，主要包括得胜令、打灶、小浪音、小白马、斗鹌鹑、八板、煽簸箕等。 唱腔曲牌，主要包括扣腔、锯缸、打灶、叠断桥、男西腔、女曲腔等。小戏剧本，包括大离别、小离别、想娘、五更等72出（本），现仅查到35出（本）。 根据上述曲牌和剧本对照元杂剧分析，胶州秧歌剧的唢呐曲牌“得胜令”、“斗鹌鹑”在元杂剧《倩女离魂》、《赵氏孤儿》、《窦娥冤》等剧本中均有使用，特别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斗鹌鹑”曲牌反复使用了七次，“得胜令”使用了五次，可是在明朝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初洪升写的《长生殿》两个剧本中均没有用过上述两曲牌。从这两部经典性剧本中没有使用这两个曲牌，说明其在明代与清初已经被淡化。明末清初孔尚任所写的《桃花扇》中虽然上述两曲牌各用了一次。但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他之所以继续使用元杂剧的上述两曲牌，很可能与其对北方元杂剧曲牌的熟悉有关，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遗传特征影响而形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胶州秧歌剧与元杂剧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不是间接的，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的统一产物。这一文化现象应该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来认识。 中国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的说法。可见，元杂剧的地位是很高的。胶州秧歌剧具备这一特点，所以对于它的研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元杂剧有着特殊的形式。在这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散文，而从此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新的有情节、有人物、以叙事为主的戏剧和小说，因而诗歌和散文丧失了霸占文坛的局面。”（温真《简说元杂剧》），胶州秧歌剧就是这一新体裁的主要组成部分。试证如下： 一、元杂剧的著名作者王实甫是元大都（今北京）人，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元成宗大德年间（1298～1307年），他的《西厢记》反复使用和胶州秧歌剧一样的曲牌，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表明了胶州秧歌剧与《西厢记》是在同一个时期并存的艺术表演形式（那时胶州秧歌已经处在成熟期）。 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把我国戏曲的形成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从上古到五代，是我国戏曲的萌芽时期。第二，宋金二代，为我国戏剧的形成时期。第三，元代杂剧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戏剧的正式成熟。第四，元明南戏较之元杂剧变化更多，中国戏曲有了新的发展。” 在王国维上述第二阶段中有这样的论述：宋金两代的杂剧院本，还“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第四阶段论述：“至唐分为歌舞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藉歌舞以缘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又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根据王国维的论证，胶州大秧歌剧的表演形式无一不与其论述相符合。特别是胶州秧歌剧中“鼓子、棒槌”，“竞技游戏”是秧歌剧最具特色的表演形式。而“上跤”、“滚绣球”用高难度武术动作形式表演打各式“棒槌”，女性表演的“扭断腰”、“三道弯”等非常富有代表性。“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秧歌剧的演出是以本戏为主，秧歌剧的演出有自己的“演奏曲牌”、“唱腔曲牌”，又有自己的“剧目”，更具有自己独特的表演形式。不同的历史时期，戏剧艺术的发展应该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胶州秧歌剧的这一艺术形式，其剧目、服饰、道具、色调、人物的动态、神韵等，都体现出宋元时期的审美习惯、审美心理、社会习俗以及民族精神。 胶州秧歌的原初形态已经大部分消失，这是历史的原因，我们只能从多方面印证查考，争取恢复原本的面貌。 发展传承唐宋时期胶州码头经济发展至鼎盛，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孕育了胶州秧歌剧。胶州与大江南北的通商，进一步丰富了秧歌剧的表演形式及内容。江南唱腔曲牌中的“南锣”均带有南方地域特色。胶州秧歌剧女性演员的服饰色调为桃红和草绿色，“鼓子”服饰为咖啡色，“翠花”和“扇女”用的道具均是折扇。从上述色调的服饰与折扇的道具看受朝鲜影响较大。据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的记载，折扇是宋代从朝鲜传入我国的，胶州是当时对朝通商的最大码头之一，折扇从朝鲜传到胶州是顺理成章的，外来文化与胶州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的有机结合，促进了胶州秧歌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南北文化的交流，外来文化的借鉴等几大要件对胶州秧歌的形成和发展缺一不可。 胶州秧歌剧早在宋元时期就形成了中国戏剧折子戏的雏形艺术形式。为什么流传至解放初期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喜爱胶州秧歌这种艺术形式的群体基本稳定居住在胶州一带，没有很大的离散和迁徙，使胶州秧歌能够长期固着在胶州这块土地上。二是胶州港自明以后因为海退，港口逐渐远离胶州城区，港口贸易衰落，对外国际交流、交往职能消失，成为胶州湾内循环使用的地域性小港，城市商业地位下降，市民文化失去活力，成为民间节庆艺术。这种封闭的形态，使胶州秧歌很少受外界的影响，得以保存其原汁原味。三是胶州秧歌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质的流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胶州虽然经济发达，但它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不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所以，它很少受到文人们的参与和改造，而保留了只有这块土地才蕴涵着的传统精神，所以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保留了“非尽纯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的宋金至元的演变过程中的“古剧”（王国维称）。 还有一点需要辨明的是，“胶州秧歌”和“胶州大秧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胶州秧歌”是咱们通常见到的四步舞秧歌，是通常一般的歌舞；而“胶州大秧歌”则是秧歌剧，也就是“胶州秧歌剧”，其女性舞步是三步舞。这两个秧歌有质上的区别。因为不了解这两种表演形式的差别，所以胶州秧歌和胶州大秧歌就常常被一些人混淆，从而使胶州秧歌失却了本来应有的历史面貌。 文化遗产胶州秧歌剧现存的曲牌、剧本和民间表演的四方连续形式的演出形式，是研究中国戏剧从宋辽金至元杂剧演变过程的活标本，这些形式在我国其它地区已不存在了。这些珍贵的艺术形式已超过胶州秧歌剧本身的价值，胶州秧歌剧的存在，应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现存最早的戏剧雏形表演形式之一。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胶州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六个行当胶州秧歌共有六个行当，两种表现形式，两种流派和一整套演出习俗。六个行当是膏药客，翠花、扇女、小嫚、棒槌、鼓子。而两种表现形式则是小调秧歌和小戏秧歌。小调秧歌是胶州秧歌的舞蹈部分，常用队形有“十字梅”、“四门斗”、“两扇门”、“正反挖心”、“大摆队”、“绳子头”等。主要舞蹈动作有“翠花扭三步”、“撇扇”、“小嫚正反三步扭”、“棒花”、“丑鼓八态”等。音乐有“打击乐”、“唢呐牌子”、“民歌小调”组成。小戏秧歌由小调秧歌派生出来，其舞蹈动律、曲牌演唱、表演与小调秧歌基本相同。演唱曲牌有“扣腔”、“西腔”等；伴奏曲牌有“八板”、“扇簸萁”等。小戏秧歌原有剧本《裂裹脚》、《拉磨》、《送闺女》、《打灶》等72出，皆为口头创作，大部分年久失传，现能回忆起的仅有30余出，目前已整理出10余出。 胶州秧歌有两种流派。1920年，秧歌艺人陈銮增把武术动作技巧揉进秧歌中，使其具有粗犷豪放火爆的风格，群众称之为“武秧歌”，又称东路秧歌。把以刘彩为代表，以妩媚抻展细腻见长的秧歌称为“文秧歌”，又称西路秧歌。后来文武两派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到现在逐渐融为一体。 胶州秧歌还有一整套演出习俗。胶州秧歌是广场艺术，都在村落的空地演出。每到一地的习俗为迎秧歌、拜庙、拜爷、演出、领赏，演出分早、中、晚三场。解放后，这种演出习俗也随之消失。1860年后，在胶州秧歌的基础上，创立了秧歌小戏，1957年，胶州秧歌进京演出，博得好评。之后，全国150个文艺团体先后来胶州市学习胶州秧歌，北京民族舞蹈学院还将胶州秧歌列为必修课程。1991年的“中国首届秧歌大赛”中，胶州秧歌获优秀奖。 音乐特点胶州秧歌音乐特点显著。首先胶州秧歌音乐是以各类迥异的曲牌形成的一种曲牌体的小戏音乐，以十一个风格迥异的曲牌所组成。其次是以徵调式为主，以商羽调式为辅的交叉调式是胶州秧歌音乐调式的特点。胶州秧歌音乐的调式特点，可谓以民族调式徵调式为主以商羽调式为辅的交叉调式的运用出现。同时，新颖独特的打击乐演奏是胶州秧歌音乐的又一特色。胶州秧歌的击乐演奏除了舞蹈部分的开场锣鼓和掂仓扭子外，还有一个包括四个扭子的秧歌牌子，为胶州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增添了光彩。 文化遗产胶州秧歌剧现存的曲牌、剧本和民间表演的四方连续形式的演出形式，是研究中国戏剧从宋辽金至元杂剧演变过程的活标本，这些形式在我国其它地区已不存在了。这些珍贵的艺术形式已超过胶州秧歌剧本身的价值，胶州秧歌剧的存在，应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现存最早的戏剧雏形表演形式之一。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胶州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星火相传传承人吴英民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性 别： 男 年 龄： 52岁 申报地区或单位：山东省胶州市 项目名称： 秧歌（胶州秧歌） 项目类别： 民间舞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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