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三书合称的《剪灯三话》，是明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作，是中国占代小说史上的店传奇到清代《聊斋志异》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剪灯三话”都是有意追踵唐人传奇的作品，在题材、情节等诸多方面均有规抚唐人的痕迹；与此同时，“三话”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元话本和宋元传奇的影响。瞿佑等人学习前人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学古又不忘变古，在作品中融进时代文化精神和时代审美趣味，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剪灯三话”与唐宋小说之间的关系。

一是“剪灯三话”对于唐宋小说的继承与模仿。如果仅以人物、情节的相同或相似作为标准进行划分，那么经过比较、鉴别，在《剪灯新话》中至少有八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诸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唐人小说的影响。但这种继承与模仿是多方面的，不仅限于情节结构的沿袭，而且还涉及到作品的体制、语言乃至细节。以《爱卿传》为例，这篇作品以元末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作为背景，通过带有适当虚构的、曲折动人的情节、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既再现了元末动乱的史实，又歌颂了罗爱爱的“贞烈”之行。小说先后穿插了爱卿与季夏所赋之诗及《齐天乐》、《沁园春》二词，表现了爱卿的才华，说明了赵子与爱卿夫妇之间深厚的感情，在体制上深得唐人小说的精髓。

二是“剪灯三话”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元明时代的社会风貌。“剪灯三话”一方面从内容和乞术手法上借鉴唐人小说，另一方面，它与宋代文言小说的单纯拟古又有所不同，作者将借鉴与创新两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现实成份，反映了元末明初的社会风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剪灯三话”常常将爱情故事放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中加以描绘，由此展示战争和社会动荡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赋予爱情故事、人物命运以感时伤乱的政治内涵。《剪灯新话》中的《翠翠传》、《爱卿传》、《秋香亭记》、《三山福地志》和《剪灯余话》中的《弯莺传》、《月夜弹琴记》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绿衣人传》将故事置于南宋末年贾似道窃权乱政的背景之下，在爱情故事中加入了反权奸的内容，通过绿衣人之口揭发贾似道祸国殃民的罪行。这种将爱情与政治打成一片的写法，与后来的《红梅记》、《桃花扇》之间有着青蓝冰水的关系。

与此同时，《剪灯新话》也真实地反映出在元代科举长期废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情况下，士子贫困潦倒、心志挫折的生活境遇，如：“至正丙戌，泰州士人何友仁，为贫安所迫，不能聊生。”(《富贵发迹司志》)“身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岂有田宅之足竞！”(《永州野庙记》)

不过，我们还要指出，由于明初统治阶级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剪灯新话》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政策的浸透。我们将《剪灯新话》与唐传奇中的相关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唐传奇相比，《剪灯新话》更加注重社会教化功能，这是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在明代的具体反映。

试以《金凤钗记》与《离魂记》这组作品为例。两者都讲的是青年女子因恋慕心上人，灵魂私奔，终与心上人结为夫妇的故事，不过在具体描写上却有很大的差异，试作比较如下：

《离魂记》：“(婚事不成)女闻而郁抑;(王)宙亦深念限……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跳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

《金凤钗记》：“(崔兴哥)自念婚事不成，只身孤苦，寄迹人 门，亦非久计，长叹数声。方欲就枕，忽闻剥啄扣门声，问之不答，斯须复扣，如是者三度。乃启关视之，则一美妹立于门外，见户开，速拳裙而入。生大惊。……(女)即挽生就寝。生以其父待之厚，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生惧，不得已而从焉。”

我们将男性主人公的态度进行对比，一个是“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一个则是“大惊”、“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不得已而从焉”。相比之下，在爱情问题上，唐代小说中的男性要积极、主动得多，敢于同封建家长、封建礼教进行抗争，表达不满之情；《剪灯新话》中男性则要软弱、被动得多，面对不合理的封建礼教的阻挠、约束，只有低头叹息、束手待毙的份儿(如“长叹数声”)，在大胆、泼辣、敢于追求幸福爱情的女性面前，他们缩手缩脚、讲求风化，可见瞿佑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

另外，我们再以《爱卿传》-《柳氏传》这组作品为例进行对比。两者同样叙述战乱岁月、夫妻离散，女主人公被军将所掠夺，强占为妻，在强暴面前，柳氏忍辱吞声，无言屈就;而爱卿则刚烈异常，不肯失身于他人。通过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出，唐、明两代对于女性贞节的要求也是大相迥异的。

瞿佑在《剪灯新话》的“自序”中声称：“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凌云翰序称：“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作者本着“劝善惩恶、动存鉴戒”的创作主旨，在《剪灯新话》中以大量篇幅描写忠孝节义，强调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这与唐传奇作家“作意好奇”，注重小说创作的娱乐功能则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在强调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方面，较之《剪灯新话》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剪灯三话”在语言、体制、创作方法方面对唐人小说有所借鉴、继承，而在内容构成上则注重描写时事，注重现实；唐人小说重视小说创作的娱乐功能，而“剪灯三话”则追求小说创作的社会教化功能。

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剪灯三话”也表现出一定的创新精神。“剪灯三话”在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世情与灵异相结合的手法，不少作品写的是日常生活的内容，主干部分展示的是世间人生诸相，而在其中插人一段神异的情节或加上一个神异的结尾。《剪灯新话》中的《三山福地志》写的是赖帐不还的故事，对元自实上门讨债时的难堪和缪某的无赖相作了委曲周详的描写。如缪某欺骗元自实说除夕给他送银送米，元自实举家悬望，见有人负钱背米便高兴地上前迎接的细节，写得十分真切传神。最后写元自实投井自尽却来到神仙福地，道士为其指因证果，又带上了志怪的性质。《剪灯余话》中的《凤尾草记》通过树下订盟、祖女奉茶、机房卜吉、龙生讲诗等场景的描写，细人毫芒地展示了小儿女之间相恋相爱、亲昵无间的情状，生活气息相当浓郁。该篇结尾处加入神怪因素，让因婚事不成而自隘的祖氏女托梦给龙生，告诉他自己在阴府的情况，并说自己将要到河南洛阳投生为男子。其他如《翠翠传》、《爱卿传》、《琼奴传》、《连理树记》等，也都采用了以世情为主、以灵异为辅的写法，这一方面深化和发展了世情描写的效果，为后世的小说状幕人情世态、表达难以实现的理想或愿望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又以神奇浪漫的构想丰富故事情节，强化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种真幻结合的写法，既具体而细微地表现了人们所关注的现实世界，又满足了读者追奇逐幻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