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所左巷在地安门里广化门街南。吉安所是明代宫眷死后殡殓的地方。这里以前是明代的司礼监署所在地。1918年6月毛泽东来北京时，曾在吉安所东巷7号一家公寓住过。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20年代曾住此胡同6号(见《肖三著作选》)。

中文名：吉安所大院

地址：地安门里广化门街南

用途：满清棺殓、发丧宫娥、秀女的地方

毛泽东故居：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

简介

吉安所大院(用途 大院结构 民国时期)

毛泽东故居

胡同里的故事

相关资料

简介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有权势的一个监，设提督太监一人，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无定额。提督太监管理皇城内一切礼仪等事，掌印太监管理内外奏章，秉笔太监管理批朱(皇帝用朱笔批示臣下)。“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见《明宫史》)。掌印太监，在地位上等于首相，可实权比首相大得多。有的还兼掌东厂，那就兼掌了督察院的权。司礼太监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实际执掌政权的人。明代罪恶最大的两个宦官如刘瑾、魏忠贤都是由司礼监这个官职，欺蒙谄媚皇帝，变相操纵朝政，干尽坏事的。

吉安所大院

用途

吉安所在清朝名为吉祥所，但它并不是处理吉祥事件场所，相反，却是棺殓、发丧宫娥、秀女的地方。按满清制度：皇后、皇贵妃、皇妃、妃以上亡故，在紫禁城内诵经治丧。嫔、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娥秀女亡故，立即移至吉祥所棺殓停灵，按品位治丧。诵经超度，时日有长有短。有时只有佛教僧尼诵经，即行安葬。有时需要佛教、道教、喇嘛教三教设法诵经，超度数十日，方能安葬。辛亥革命成功后，溥仪在紫禁城居住时，仍用吉祥所为嫔以下治丧。

大院结构

吉祥所大院，南北长约200多米，东西宽约100多米，四周全是厚实的红墙。一看就知道这里不是普通民宅，从墙头用灰色筒瓦判断，又不是皇宫御用处所。（皇宫御用处所应当用黄色筒瓦）红墙内四周没有建房是荒芜蒿草地。大院中央建筑了高大厅房及配套群房，供停灵诵经使用。民国初年，吉祥所改名为吉安所。西夹道改名吉安所右巷。原来的东夹道，改名为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北墙外现在叫做吉安所北巷（老年间叫铁匠营）。吉安所惟独没有南巷，因为南墙外紧靠着民宅，民宅一户毗连一户，没有走道。民宅街门都是向南开门，所以形成另外一条小巷，名为三眼井胡同。老年间，这条胡同中段有一口井，凿得深，水质好，井筒直径大，上盖青色长石，凿有三孔，可以同时汲水，因此得名。现井已不复存在。三眼井胡同不与吉安所右巷直接相通，需要绕过景山东大街一段路，才能到达，但它却直通吉安所左巷。

民国时期

1918年至1919年，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管理员时，曾在吉安所左巷8号院居住过。该院座东朝西，毛主席与同事多人共住三间北房。现在是普通民宅，并未开放，8号院南侧墙上有铜牌，记载着当年毛主席居住时的情况。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后，由于吉安所大院没有重要文物，曾被当地警察接管。空闲时有时驻兵，但并非因其为军事要地，只是利用空房居住而已。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吴佩孚被张作霖赶出了北京。但张大帅手下真有“能人”，成立了官产局。先卖皇城墙，靠着皇城的房产户可以连墙基一起买，把城墙作为自家院墙。空旷地段拆墙卖砖。吉安所大院四面都是红墙，官产局连同大院一起卖了，从此不再驻兵，改建成民宅。

斗转星移，事过境迁。笔者今年围绕吉安所大院走了一圈，街道比以前整齐、清洁、宽阔了，当年的红墙不复存在，大院内密密实实一大片瓦房，当时的风貌荡然无存。仅留下吉安所左巷、右巷、北巷地名而已。

毛泽东故居

毛泽东故居在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1918年9月19日，毛泽东 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北京居此，1919 年3月12日离京去上海。同住的还有蔡和森、萧子升、陈绍林、陈昆甫、罗子钻、罗章龙、欧阳玉山等。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吉安所左巷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三眼井胡同路北从西往东数的第一条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吉安所北巷和三眼井胡同，长180余米。

吉安所左巷原称“吉安所东夹道”，因位于吉安所东侧而得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改称“吉安所左巷”，“文革”中一度改称“荣兴东巷”，后复称“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

吉安所左巷8号，旧时的门牌是吉安所东夹道7号，在胡同中段东侧，占地面积为213平方米。院墙为外罩灰皮的碎砖墙，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有北房3间带东、西耳房各1间，还有两间东房，7间房的建筑面积仅为90平方米，其中3间北房的建筑面积为40平方米，每间落(lao)空(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

1918年秋至1919年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罗学瓒、欧阳玉山等8人在这个小院的3间北房中住了六七个月。当年3间北房是一明两暗，中间的1间是明间，具有厨房、餐厅和过道的功能，东、西两间每个房间各住4个人。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说:“八个人居3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对此，罗章龙的解释是:“‘大被同眠’这句话有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是个大家庭，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盖一个大被子。我想，这可能是象征一家人团结的意思。润之的这句话，是形象思维的话。”

吉安所左巷8号为私有房产，据房屋档案记载，该房产购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于毛泽东第一次来京之时曾在此居住，故1979年8月21日作为“毛主席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政府拨款对其进行修缮，基本保持原状。

毛泽东(1893.12.26—1976.9.9)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

毛泽东从1914年至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革命活动。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出《征友启事》，开始筹组以“思想革命、身心锻炼和革命实践”为活动内容的新民学会。每逢假期，毛泽东都要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进行徒步游学，既锻炼身心又接触社会。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萧子升结伴远游进行社会考察，他们身上不带一文钱，以游学形式靠书写对联为生，历时月余，跋涉千里到达安化县县城。得知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是位饱学之士，著有《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但夏默庵先生性格孤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毛泽东仍然登门拜访，两次被拒，当毛泽东第三次登门之时，夏默庵不便再拒，但为试探来者学识，写下一原对置于案上。毛泽东见状，略作思索，即书属对。这副合对是: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庵先生连声称赞，因为毛泽东应了胜对，不仅工对严谨，而且运用了“为公乎，为私乎，晋惠帝问蛤蟆”的典故。

夏默庵与毛泽东谈诗论史，十分投机，临别之时又赠给毛泽东银洋八圆作为旅资。

当年，在同学眼里，毛泽东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同学们给他起了外号叫“毛奇”，把毛泽东比作德国历史一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老师眼里，毛泽东是国家栋梁，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曾填词对自己学生时代生活进行回忆: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18年8月，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开始了他第一次进京之行。

8月15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位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乘火车离开长沙，因铁路被水冲断，火车在河南郾城漯河站停留一夜，次日，毛泽东与罗章龙、陈赞周到许昌凭吊魏都旧墟，抒思古之幽情，8月19日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后，毛泽东先在湘乡会馆落脚，又与蔡和森在豆腐池9号(今豆腐池胡同15号)杨昌济先生家小住数日，后由萧子升出面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名义租住吉安所东夹道7号的3间正房。毛泽东在京期间，相识了李大钊，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从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离京回湖南，在北京住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主要从事三项活动:一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二是探索救国道路，三是联系革命力量。

刘昂在《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中说:“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一方面积极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潮、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中说:“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会员北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后来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润之和我留在北京……我当时问润之说:‘大家都去了，他们也希望我动身，你留下吧，我去欧洲。’他说:‘不然，我们留下是有理由的，我进北大是职员，活动范围受限制，你是学生身份，最好活动，范围更广泛些。工作方面是需要你的。’于是我就决定留在北大不走了。我在学生中积极活动，他在教职员中做联系工作。这个做法后来都实现了。”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医生王鹤滨聊起了康德的“星云学说”，勾起对昔日的记忆，他说:“我年轻时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那是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有很多书可以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胡同里的故事

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后，张作霖张大帅手下人成立了官产局，将吉安所大院连同四面的红墙，一起给卖了。从此这里成了民宅。由于这里离北京大学不远，一些学生就在这一带租房居住。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应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刚来的时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板仓杨寓”。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吉安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住了下来。

吉安东夹道7号是一所不大的长方形四合院，北边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毛泽东就住在靠西的那间北房里，房子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地面铺着青砖，纸糊的顶棚，一铺通炕占据了房子的主要地方。八个人挤住在三间小屋里，人多炕窄，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当时的毛泽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也属于“北漂一族”。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呀。毛泽东得在北京找个职业。一方面协助勤工俭学事宜，一方面在职求学。于是，他请杨昌济帮忙找个事儿。杨先生就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身为教授，当年才29岁，比25岁的毛泽东只大4岁。

毛泽东知道李大钊。他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了解的。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经常反复阅读，并将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摘抄下来。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等作品，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喜爱的文章。

李大钊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乐于助人的李大钊请校长蔡元培批了个条子，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差事。每天在北大红楼新闻纸阅览室，将订阅的上海《申报》、《民国日报》、《京报》等15种报纸夹上去，登记、管理，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刊报纸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以后，几乎所有的书刊，都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的是“图书馆助理员”。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的记载，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也没有“助理员”这个职务。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七、八舅父母信》中也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也没有说自己是“助理员”。

此外，当时担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也提到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担任“助教”、“事务员”，也不会是“杂务人员”。他只能是“书记”。

毛泽东当时的月薪是8块大洋。“8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块大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块大洋；教授的月薪起码是200块大洋。当时北京一个4口之家，每月12块大洋伙食费，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如此说来，毛泽东的月薪在当时不高也不低。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逐渐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逐渐得到了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李大钊成为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他们给毛泽东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19年春天，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起程出洋了。这时又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毛泽东“不得不赶回服侍”。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了湖南。

北京之行，进一步打开了毛泽东的眼界，迈出了他从湖南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因为他虽然始终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但他“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他原本计划在国内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去“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只是世事变迁，毛泽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罢了。

相关资料

吉安所左巷因胡同位于吉安所左侧而得名。“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荣兴东巷。1918年毛泽东曾在此巷8号小院居住。现属东城区景山街道办事处辖界。

现如今电视屏幕上清宫戏泛滥，那些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虽然在屏幕上挺鲜亮的，可真实生活中的她们，深宫高墙，地位低下，命运实在可怜。就是死后，也不能和“主子”在一个地方归天。

现如今在北京景山东北边，有一条小胡同，叫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这个名字的来历，就是和悲惨的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相联系着的。

吉安所左巷的西边，在清朝时有个吉祥所。您别以为是什么吉瑞祥和的场所。整好掉了个个儿，是棺殓、发丧苦命的宫女的地方。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后、皇贵妃、皇妃、妃子亡故，在紫禁城内诵经治丧。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死了，就在吉祥所按品位治丧。辛亥革命成功后，宣统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居住时，吉祥所还用着呢。

当时的吉祥所，南北200多米长，东西100多米宽，四周红墙，墙头却是灰色筒瓦。红墙内是荒芜草地，大院中央高大的厅房，供停灵诵经使用。

民国初年，吉祥所改名为吉安所。吉安所东边的小夹道，就成了吉安东夹道。后来改称吉安所左巷。

斗转星移，毛泽东离开吉安东夹道7号已经近90年了。现在那里是普通民宅，并没有对外开放。毛泽东旧居的铜牌挂在胡同的南口和北口，但来参观的游客还是慕名而来。小院里老百姓恬静的生活，总让游客多少感到与伟人居的差距。

吉安所左巷8号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修复了毛泽东住过的北房。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一带将改建成充分体现四合院原有风韵和格局、具有仿古民居建筑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