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会历史看基督信仰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再转而讨论中国文化的特质，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以及现代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

著者：庄祖鲲

前言

近年来，由于资讯发达，中西文化在表面上虽已不若往日那般差异，但在思想根源上，却依然南辕北辙；而这两种文化，也同时受到科技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种种挑战与冲击。

基督信仰实践的重点，是谈到对神的敬拜 (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 )，与对他人──社会──的关爱 ( 爱人如己 )。

因此，基督徒有必要对人类自己的文化有所认识与反省，并思索信仰与文化的关系。

此书就是自上面的两个议题开始，继而简介教会历史；最后，则是就“人性论”与“宇宙论”两个角度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

读者若仔细研读本书，相信必能在“基督教与中西文化”这一范围内，有一完整而清晰的概念。

每一课均附作业，绝大部分是极佳的小组讨论，甚至是思辩的题材。作者在课后的答案部分，也给予了简明扼要的分析。

第一课　宗教与文化之关系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的定义，依据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eober）的统计，文化的定义高达一百六十种之多，兹列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1）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人类社会由野蛮至于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绩，表现于各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器用、制度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

（2）克罗伯说：“文化是一些经由学习及传递而有的反应、习惯、技术、思想和价值，以及所引致的行为。”

（3）人类学家希伯（Paul G. Hiebert）认为：“文化是一个经由学习，且反应社会特质的行为、思维以及产品的综合体系。”

（4）文化历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说：“文化乃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经济需求而有的共同生活方式。文化代表着生活及思想的复合物─包括行为方式、信仰形式、价值标准、技术、符号及机构。”

因此，综合上述意见，宣教学家路兹别克（Louis J. Luzbetak）总结出文化本质上的三个特性：

1）文化是人生的蓝图或规划；

2）文化是社会所拥有的；

3）文化是经由学习得来的。

因此，那些艺术作品，或可观察的行为反应、仪式、社会关系等，都只是文化的“表现”，而非文化本身。

二、尼布尔的“基督教与文化之关系”的五种模式

在宗教信仰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首先我们要讨论当代神学家尼布尔（Richard Niebuhr）所列举之基督徒看文化的五种态度。大致上，它们是依照其主导历史的先后次序而排列，但是事实上这五种态度，在每个时代都同时出现过，而且都有其各自的理论依据。

1.　“神与文化对立”（God-Against-Culture）的态度

第一种基督徒的立场是神与文化“对立”。他们认为要忠于神，就只有排斥文化，因为文化是属于这个堕落而且即将灭亡之世界的。这是在初期教会时代，当基督徒备受迫害时，他们对希腊罗马文化最普遍的态度。早期的基督徒坚持应该效忠于基督，而拒绝向该撒皇帝低头。这种与“世界”划清界线的偏激态度，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例如中世纪以前的修道院，就是许多人逃避世界、追求圣洁的“道场”。宗教改革后出现的“重洗派”（Anabaptist），以及由之衍生出的“门诺会”（Mennonite）信徒，都曾坚持与周遭文化完全隔离。直到今日，在美国及加拿大仍有不少坚持遵守原先门诺会信仰的人──称为“亚美人”（Amish），他们迄今仍然拒绝现代文明的事物，他们不用电，不开车，与世隔绝，务农为生。

富乐神学院的克拉夫（Charles H. Kraft）教授指出，那些持有这种态度的基督徒犯了三个错误：（1）将“文化”与“世界”视为等同；（2）误以为文化只是外在的事物，不知道其实文化还包括了信仰、价值等内在的东西；（3）误以为既然魔鬼可以利用文化，那么文化本身也必然是邪恶的。因此，这种基督徒不自觉地陷入一个困境之中：“自以为自己身体已离世而居，却不知‘世界’正在他的心中。”

2.　“神在文化之内”（God-of-Culture）的态度

这种立场与前面那种“神与文化对立”的立场恰好相反。持此观点的人又分两种：一种人认为神是被包含在文化之内的，另一种人甚至认为神只存在于某种特定文化之内的。第一种人包括一些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家，他们认为“神是人照自己的形象所造出来的”（费尔巴哈的名言），不同文化的人，会将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投射到所创造的神身上。所以神（或宗教）只是文化的产物。

第二种人则将神局限在某些特定文化之内。譬如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和文化是神所特选的。第五世纪之后欧洲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最能相容，因此把保存和推广希腊罗马文化视为己任。还有最近几百年来，许多西方宣教士常将“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当作同义词，所以，接受基督教也得同时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习俗。

这种观点，固然清楚地分辨出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之间的主要文化差异，但是却未曾看出文化“本质”，和文化的“形式”之间的差别。因而这种立场最大的弱点是，在分辨某种文化是否像基督教文化时，往往以文化的“形式”（Forms）而非“功能”（Functions）来解释。其实，用“功能”和“动机”可能更能正确地衡量哪一种文化较符合基督教精神。

3.　“神在文化之上”（God-above-Culture）的态度

这又可分为两类： （1） 第一种人认为神不但在文化之上，也在文化之外。换句话说，神乃是高高在上，不理人间事的神。因此，人只能自求多福。许多非洲原始宗教，以及一些自然神论者（Deist），都持此种观点。这种观点，与世俗的人文主义者的人生观很接近，但与基督徒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2） 第二种人认为：“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但是他们确信福音可使文化臻至完美。持此观点的人，固然对文化及神的权威性都很尊重，只是他们容易转变为“神倡议某种文化”（God-endorse-a-Culture）的错误立场中去。

4.　“神与文化在张力之下”（God-and-Culture-in-Paradox）的态度

这种人持善恶二元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神是全善的，人类及文化却是罪恶的。这种人（例如马丁路德），强调人类是全然堕落，无可救药；但是神却是全善的。基督徒正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是处于一种“二律背反”（Paradox）的张力之下。尼布尔说：“他既是罪人，又已被算为义人；他既相信，又有疑问；他既有得救的确据，又好像沿着不确定的刀锋上行走。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然而万事又好像与起初没有两样。”

在这种观点中，作为基督徒，既是神国的子民，又是整体人类的一份子，因此他们有责任与所有的人共同参与这个堕落世界所必须奉行的制度。这种不能不与现今的世俗世界妥协的图画，往往正是许多基督徒现况的写照。

5.　“神能够转变文化”（God-Transforms-Culture）的态度

尼布尔称这种人为“转化派”（Conversionist），因为他们虽然也有上述的二元论观点，但他们同时也强调文化可以被“转化”。持这种观点的人──例如奥古斯丁、加尔文和卫斯理都属此派──强调，文化虽是堕落的，却是可以被转变的，甚至有可能藉神的能力及恩典被救赎。换句话说，文化虽然有污点，但其本质并非罪恶，而历史正是显示神在转化及更新人类及文化的实况。圣经中以色列的先知们苦心孤诣地呼唤，不断地提醒世人：神不仅关心每个人的得救，也期待文化和社会风气都得救赎。

三、评估与反思

尼布尔的分类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蓝图，帮助我们理解历代基督徒的立场及演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上述哪一种态度，可称之为绝对合乎圣经的立场。除了尼布尔之外，还有其他的宣教学家也提出他们自己的“宗教与文化模式”。譬如克拉夫在评介尼布尔的几种模式之后，也介绍他自己的“神在文化之上，也透过文化”（God-above-but-through-Culture）的模式。这模式与上述的第五种观点很接近。但是克拉夫强调，文化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与神之间也没有敌友之别。但是文化之应用则不然，因人的本性已受罪的污染，所以文化的应用也就被污染了。由于文化是动态的，是随时因人的改变而变动的。因此，若有一群人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整体社会在文化的应用上，也会有较明显的转化。重要的是，这位超然于文化之上的神，却选择用人类的文化──既有限又不完美的文化──来作为向人类启示自己的渠道和媒介。

美国三一神学院的希伯（Paul G. Hiebert）教授则在讨论基督教的福音的关系时指出三个要点。首先，“福音”应与“文化”作明确的区分，否则容易陷入上述尼布尔所说“神在文化之内”模式的错误中。其次，福音必须以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文化是传达福音的工具，有时福音需要从一个文化传译到另一个文化，而这种传译的过程称为“本土化”（Indigen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最后，福音呼吁所有的文化都需要被更新。因为人罪性的缘故，所有的文化都免不了在结构和运作上掺杂了邪恶的成分，例如奴隶制度、种族隔离、经济压迫和战争等。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肯定各个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但也应该明确指出其中的缺点，并设法改正，使文化得以被更新。

作业（讨论题目）：

一. 在尼布尔的五种基督教与文化之关系的模式中，你个人较能够认同哪一种？为什么？你认为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二. 有人认为福音是没有文化色彩的，因此主张基督徒应该只传“纯福音”，不必搞文化有关的活动。你同意吗？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第二课　宗教与文化更新

一、普世性的文化危机

当我们正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进行全面的反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固然有些是我们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譬如：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包袱），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是全球性的，例如都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的、环保的、家庭的、教育的种种问题。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地沉重，也特别地紧急。因此文化问题是目前海内外中国知识份子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热”，许多人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从，其热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仅见。

因此，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再加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之关注与兴趣。正如中国大陆学者汤一介所说的，“中国文化更新已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令人瞩目的话题。”

二、由宗教角度来思考文化更新问题

但是当谈到“文化更新”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马上由哲学的角度来探索，很少人由宗教的角度来思考。北大哲学系的张志刚在《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一文中，以文化历史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和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为例，指出宗教研究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道森深信“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他认为过去的学者往往轻视或低估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他相信“凡在文化上富有生气的社会必有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社会的文化形式。那么有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便必须由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着眼，来重新加以研讨了。”

有“当代西方神学界的康德”之誉的田立克，致力于“文化神学”的研究。他认为宗教所探究的，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也就是他所谓的“终极关怀”。他指出，文化活动与宗教信仰事实上都根植于终极关怀的经验，而且“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以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基本关怀之自我表达的总和。简而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汤恩比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长达十二卷的《历史研究》就是以宗教的文化功能，来解释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弱、解体的一般规律。他认为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所组成，其中“文化”乃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文化”是某一个文明社会特有的精神活动，而此精神活动的标志乃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因此他指出，真正使各个文明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生机泉源，乃是宗教信仰。

张志刚指出，这三位当代的学术泰斗，均以一种新的方法论来探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就是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至首要地位，作为整个解释过程的基本关系。他们三人都是因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展开他们的研究的。所谓“西方文化的危机”，是指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西方人的心灵有极大的转变：由乐观到悲观，从自信到焦虑，从崇拜科学到怀疑科学，从高举理性到审视理性。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没落》，清楚地描绘出二十世纪上半西方文化危机的景况。汤恩比等人，就是尝试对西方文化的危机予以再思，并提出他们的回应。

三、从基督教观点看“文化更新”

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文化更新”不是文化的“移植”，而是人们在他们生活及工作的环境中，透过对人生的重新界定与重新整合，所获致的一种新诠释。希伯指出，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生及文化，能提供一种新的“诠释”（Hermeneutics）和新的“透视”（Perspective）。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对每个人、每个文化都提供了一个新的亮光。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拯救文化，而是拯救人类。但神可以“更新”文化、“转化”文化。因此，“文化更新”是目的，“文化转化”则是过程。

当然，很多人质疑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基督教式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存在？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十八36）。这表明，耶稣否定了这种“基督教式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存在。神只是提醒每位跟随神的信徒，要常常不断地被“更新”，因为包围着我们的这个已被邪恶所污染的“世界”，正企图逼我们就范。因此保罗说的很清楚：“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要不断地被圣灵所更新和转化。”（罗十二2，另译）

然而，正如克拉夫所指出的，信仰上的转变往往会导致思想的“转化”，最后也会在价值观和行为上产生变化。这种“思想”也可称为“世界观”，这是潜伏在行为、言语和价值观之下，更深一层的意识。所有能持久的、能造成冲击的“转化”作用，无论是个人的或群体的，都必须在“世界观”这个层次内发生变化。

接下来，这种“转化”也会产生行动，在社会环境中造成影响。耶稣称之为“面酵”作用，少数的信徒在社会中，好比少许面酵在面团中，但是这些面酵却能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了（太十三33-35）。耶稣的比喻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说，每一位信徒都该是“面酵”──也就是“生物性催化剂”，来“催化”整个社会的转化作用。

但是基督教所说的“转化”是渐进的，而非速成的；是潜移默化的，而非立竿见影的。因此，基督教对这个世界所要提供的，不是一套现成的经济方案和政治策略，不是一种划一的文化形式，而是一些“新人类”。他们在信仰上被更新，成为新人，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17）因此他们对人生有新的透视、新的领悟，透过他们，更合乎需要的经济和政治方案可以被提出，更优美的文化可以被创造出来。

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不是提供一套新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式”，而是提供新的“人类”。这些“新人”乃是从内心开始被“更新”，因此有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经由这些“新人”，许多新的形式（诸如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科技等）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创新。这才是“文化更新”的意义。

今天中国社会，不容否认地，也正面临极大的危机。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因此，“基督教与中西文化”这个课题对我们深具意义，因为这是从一个新的、全方位的角度来探索“文化更新”这个问题，这也是以往中国学者较少涉及的方法。本教材就是尝试以“宗教与文化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之错综复杂的关系。期望能帮助当代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知道如何面对文化危机的挑战，并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回应。并在未来中国文化更新的使命上做出贡献。

作业（讨论题目）：

一. 谈到宗教与文化更新的互动关系时，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你觉得佛教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在哪里？

二. 你认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更新”时，和一般学者在方法和着重点上有何不同？什么是基督教的方法和着重点？

第三课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

一、使徒时代（公元30-100年）

基督教初期教会的领袖，都是那些跟随过耶稣的十几位“使徒”。因此基督教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使徒时代”。这些使徒大多数是来自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省的犹太人，因此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主要都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例外的是使徒保罗。在使徒中，他受希腊文化的薰陶最深，又受过犹太宗教训练，正因他具备这种双重文化的背景，保罗成为向非犹太裔的外族人传扬基督福音的最佳人选。

保罗传教的基本策略有两个： (1) 以大城市为中心， (2) 以犹太人聚集的会堂为起点。他的都市宣教策略，日后形成了以城市教会为中心的教会体系。另外他以犹太会堂为起点的策略，更是促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迅速广传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随着基督教快速的成长，非犹太裔的信徒日渐增加，两种 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为了是否仍须严格遵守各种犹太礼仪引起了争执。最后在公元49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中，教会领袖们才达成共识。他们采纳了以使徒保罗及使徒彼得所提的建议，将“信仰”与“文化”作适当的区隔，不再要求外邦信徒遵守犹太人的文化和习俗。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也成为日后基督教在不同文化中宣教的准则。

到公元100年左右，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已有显著地成长。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公路，有助于信徒往来传播基督福音。第二，在公元三百年之前，希腊文是通行全国的语言，而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至于《旧约圣经》，在公元前两百年左右，已有希腊文译本。因此，在传播福音时，可以直接用希腊文讲述，不需要借助于经典的翻译工作，这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有利之处。

基本上这个时期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是采取“适应”（accommodation）的模式。如果当地习俗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抵触，则教会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如果有冲突，则教会也绝不妥协。

二、教父时代（公元100-500年）

这个时期，不仅是基督教的快速成长期，也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的时期。其中又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公元313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基督教受到无情的逼迫，而教父们（即初期教会的领袖）的作品大多是用希腊文写的，因此称为“希腊教父”。但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却成为受保护的宗教。这个时期的教父作品，大多以拉丁文为主，因此称为“拉丁教父”。

1.　君士坦丁归信之前（公元100-312年）

自第一世纪末开始，基督教受到血腥地迫害，但是教会仍快速地成长。初期的信徒，主要是以下层人士为主，但也有中产阶级和少数上层人士。但是后来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到第四世纪初，已成为教会的中坚份子。他们大部分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并以金钱资助穷困的教会。在道德方面，基督徒禁止堕胎、杀婴，而且收容许多弃婴，抚养他们长大。在家庭方面则儿女孝顺，夫妻互敬互信。甚至当时奉命捉捕基督徒的官员也认为基督徒实在是“模范公民”。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道德崩溃的危机。因为罗马人原本朴实、勤勉的民族性，已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而变得奢侈、淫逸、自大。罗马帝国的原始宗教，是属于“精灵崇拜”，这是“非道德性”的宗教，因此无法提供高尚的道德准则。同时，在哲学方面，这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罗马帝国流行的哲学思想，主要有强调灵肉二元论及神秘经验的新柏拉图派；强调物质主义，追求即时行乐的以彼古罗派（Epicureanism，或译为“伊璧鸠鲁派”）；强调理性与自我节制的斯多亚派（Stoicism）；及主张禁欲的犬儒主义（Cynicism）等几种。

因此，在当时罗马帝国所充斥的，是在道德上近乎真空的各种异教，或是道德败坏的纵欲派，要不就是严酷的禁欲派等。相对的，基督教却不分种族和阶级，强调平等、博爱、节制和谦卑等美德，因此基督教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兴宗教。即便在压迫及威胁之下，基督教的发展仍然极为迅速。

这个时期的希腊教父最主要的贡献，乃是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希腊哲学的逻辑推理方式，将之系统化。

2.　君士坦丁登基之后（312-500年）

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是利弊互见的。由于作基督徒突然成为一种殊荣，而且有各种物质的、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成千上万的人涌进了教会。但是“量”的增长却同时带来“质”的降低，教会领袖们开始有争权夺利的事情，信徒们也有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因为大批的异教徒涌进教会，许多异教之风也带入了教会。

为了抗拒世俗化的潮流，“修道主义”（Monasticism）开始兴起。最早的修道士是埃及的安东尼，他在公元270年开始过“隐士”般离群索居的日子。到基督教被接纳为国教之后，修道主义更是很快地传到罗马帝国各地，尤其是东方。而这些自愿脱离尘世，立志过圣洁生活的修道士，便代替了早期的殉道者，成为信徒敬重、崇拜的对象。这些修道士，在欧洲“基督化”的过程中，曾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然而从第四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已经因为人口锐减、道德风气败坏、阶级间的斗争、赋税繁重、战争频仍等因素而日暮途穷了。公元476年，罗马军队的蛮族将领叛变，自立为王，西罗马帝国至此正式灭亡。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由于内部的腐蚀。

这期间，教会领袖是一些“拉丁教父”。有人说希腊教父使基督教较神学化、形而上学化及神秘化；而拉丁教父则使得基督教较为伦理化、法律化和实用化。

三、中古世纪（公元500-1500年）

当罗马皇帝无法保护罗马城时，却是教皇救了她。因为那些先后入侵西罗马帝国的蛮族，有许多原先已经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因此这些蛮族对教皇都还很尊重，才能略有节制，免得生灵涂炭。教会在此烽烟四起、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却仍然能屹立不动，成为乱世的中流砥柱，准备承当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另一方面还要教育这些人。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他们在这双重使命上，有辉煌的成就。在蛮族倾覆罗马帝国后五百年，欧洲的新兴国家几乎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再过五百年，即公元1500年左右，这些新兴国家也都已发展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中古世纪的教会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也是文明的缔造者。

1.　中古世纪前半期（公元500-1000年）

在第六世纪初，除了哥德人及部分日耳曼人是属基督教亚流派之外，大部分的蛮族都是异教徒。这些蛮族大部分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宗教及神话，也有法律和制度，只是不懂得读与写，因此没有高度的文明。要教化这些蛮族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但是在五百年内，教会逐步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欧洲各蛮族都先后接受基督教。基本上，在中古世纪的教皇及教会，都是采取先针对统治阶层的“由上而下”的宣教途径。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不可否认的，的确达到了“群体归信”（Mass Conversion）的效果，使得欧洲在五百年内全部基督化。

从外在形势来说，在这五百年间，欧洲的情势可以说十分惨澹。在西方，有蛮族的争伐；在东方，则有回教的攻击。然而就在这欧洲诸王群龙无首之际，教会却扮演了调和鼎鼐的角色，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在中古世纪，真正挑担了文化承传之重任的，却是修道院。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几乎同时承当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

在宣教方面，爱尔兰的修道院竖立了极为成功的典范。自第六世纪开始，这些塞尔特（Celtic）僧侣将基督教传到了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大陆每个角落。所到之处都兴建修道院，一面训练宣教士，一面研究圣经。所以修道院成为当时的宣教与文化的中心。

在教育方面，修道院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便越来越依赖教会来提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襄赞公务，而修道院也逐渐成为教育中心。最初修道院只收有心加入修会作修道士的男孩，但是到了第九世纪，修道院也容许那些只是为受教育而来的人入学，但是教育的目标仍然是宗教。自第六至第十一世纪，那些修道院的学校，几乎主导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界。其中最著名的学校，分别设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地。

至于文化方面，修道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第一，修道士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抄写许多的圣经经卷和各种古典著作，为文化留下了无价之宝。第二，他们为了教化蛮族，甚至为蛮族创立他们自己的文字。譬如斯拉夫字母及哥德文字，都是由宣教士发明的。这种以创立本族文字系统的宣教模式，是基督教（新教）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对没有文字的文明落后地区的文化传承，有极大的贡献。

2.　中古世纪后半期（公元1000-1500年）

东西方的教会关系一直很微妙，若即若离，明争暗斗。到了公元1054年，双方关系才正式决裂。希腊教会在回教压力之下，没有太大的发展。然而在西方的罗马教会，不但在教皇的权势上，依然如日中天；而且在文化的贡献上，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当然在这五百年间，最重大的事件，可能是“十字军东征”了。

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可以说乏善可陈。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使许多西欧人士第一次接触到文化水平很高的希腊及回教文化，不但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也因吸收到久已失传的希腊文化，以至于引发了西欧在十三、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因此，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文化的“复古运动”或“寻根运动”。

然而从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来说，在这五百年间，最主要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一些修道教团，其中最著名的有“方济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他们的修道士与早期的僧侣不同，这些修道士被称为“传道士”（Friars），因为他们在街道、在教堂、在学校，到处讲道或教导群众，影响力很大。后来他们也几乎垄断了大学的教席，许多著名的教师，都是来自这两个修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古世纪的后期，西欧的教育中心，已经逐渐由修道院转移到“主教学校”了。因为当教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主教们就在自己的座堂设立学校，因此称为“主教学校”或“座堂学校”（Episcopal or Cathedral School）。随着都市的发展，有些大城市的主教学校增长得很快。因此到十二世纪后，欧洲的教育中心已经是主教学校了，其中有一些更成为欧洲著名的学府，诸如巴黎、牛津、剑桥、布隆那等地。这些主教学校不仅训练圣职人员，也培育人文学科和神学的师资。那个时代也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主导的时代，他们尝试将神学与希腊哲学揉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发展出“基督教的人文主义”。

四、宗教改革之后（公元1500年迄今）

十六世纪之后有许多重大的发展，我们只能约略的提及，而不准备作详细的讨论。譬如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使基督教的阵营一分为二，并使中古世纪所谓的“黑暗时期”终告结束。因此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同时，十六世纪也是帝国主义高涨的时代，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首的海上霸权，开始向美洲、非洲和亚洲开拓殖民地，天主教的教廷也同时派出宣教士到这些地区传教。之后，英、法、德、荷等国也向外开拓殖民地，而新教的宣教士也在十八世纪开始积极宣教，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这些基督教在欧洲之外的宣教活动，不属本课主题范围之内，故在此暂且按下不表。

作业（讨论题目）：

一. 在君士坦丁登基之前，基督教能够在政府的逼迫，及社会上多种宗教的竞争下蓬勃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哪些？

二. 中古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策略，主要是采取“由上而下”的途径，而且相当成功。后来天主教自利马窦来华起，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却不太成功，原因何在？

第四课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会通

基本上，基督教和欧洲的西方文化之间，自第一世纪到现在为止，有“起”、“承”、“转”、“合”四个阶段。而且基督教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古代西方文明的“继承者”，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缔造者”。

一、“起”：“文化交会”时期──道德的重整

基督教在西方发展的初期五百年，是属于“文化交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有许多影响和贡献。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基督教由希腊吸取了她们精确的观念及清晰的语言，将之用于教义的说明上。基督教也由罗马撷取了法律及政府组织的概念，藉此建立了教会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其宗教及灵性方面的核心思想，却全然是来自希伯来的宗教。

然而同时，基督教也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宗教方面，基督教所提倡的是一种富有伦理实践精神，又强调神圣超越之爱的一神信仰。这与当时民间流行的精灵崇拜式的原始宗教、希腊罗马式的多神宗教、东方式的神秘宗教、或希腊哲学家们的泛神论式宗教，都大异其趣。在宗教和思想相互激荡冲突的过程中，基督教的优越性也逐渐表现出来。

基督教与当时的其他宗教相比，其优越性在于它的“合理性”及“伦理性”。基督教虽然重视神秘的宗教经验，但是也强调理性思考；前者是主观的经历，后者是客观的验证。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依据《圣经》的原则，而非依赖异教祭司的“神谕”（Oracles）；运用理性判断，多过用直觉感受。因此，单从知识探索的方法论而言，基督教是最合乎理性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宗教迷信的破除，也有益于民智的开启。

至于伦理性方面，基督教与犹太教都是因信徒的圣洁生活而广受称道的。只是犹太教的“种族中心主义”，使之自绝于外人。基督教则吸引了许多教外人士的加入，即便屡经迫害，教势依旧蒸蒸日上。在道德方面，基督教不但重视个人的操守，也强调公共道德。基督教自始就鼓励信徒捐献，并且关顾穷人、孤儿及罪犯。并曾在早期某些地区实施共产主义式的社区生活，这是以一种自愿的“财富再分配”的方式，过群体生活，这对于减少贫富悬殊，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这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会通的第一个阶段，基督教最主要的贡献，乃是在社会伦理的重建和道德的重整上。虽然基督教所带来的这些改革，并未能挽救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的命运（因为那还牵涉到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种因素），但是基督教至少帮助东罗马帝国的国祚延长了一千年之久，并且也帮助西欧文化的重建。

二、“承”：“文化承续”时期──民智的启发

基督教在欧洲的第二个五百年，是教化蛮族的时期。基督教在这五百年内，不仅使整个欧洲基督教化，而且成功地保全了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精华，没有毁于蛮族之手。这对文化的传承，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如今基督教所面对的，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文化。所以，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以“强势文化”的身分，来提携、濡化甚至改造各地区的原有文化。

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当西罗马帝国倾覆，国家教育系统停摆时，却是基督教的修道院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维系了文化的命脉。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几乎同时承担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不仅如此，基督教更将拉丁文化及教育理念，推广到欧洲各个角落。基督教的宣教士不仅前仆后继地前往蛮荒地带传教，而且为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了文字，并设立了修道院作为教育中心。使未开化的蛮族，诸如北欧的维金人，英国的萨克森人，高卢的哥德人、法兰克人等，在短短的几百年内，都成为文明国家。

所以基督教在这个时期，是欧洲文化的“主导者”及“奠基者”，这种说法，并不算夸大。因此，今日所谓的“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主体，所创造出来的“新文明”。

三、“转”：“文化再造”时期──教育的推广

自十一世纪开始，由于十字军东征导致的东西文化交流，和继之而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化仿佛枯木逢春，百花争妍。希腊文化经由阿拉伯学者再度被引介回欧洲，引起复古的热潮。这是欧洲“文化再造”的时期，许多欧洲最精致的艺术作品，也出自这个时代。

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上基督教仍然扮演着主导文化发展的角色，特别在教育方面。因为许多早期的大学都是脱胎于教会的主教学校（Cathedral School），而学识最好的学者，也都出身于道明会或方济会等天主教修会，“经院哲学”更是主宰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所以基督教的影响力，透过教育的管道，仍然无与伦比地主导着整个西方世界。

四、“合”：“文化更新”时期──思想的解放

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在基督教的发展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西方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及“民族文化运动”。因为一方面宗教改革家强调圣经的权威性，所有的基督教传统和仪文，都必须在圣经的准则下，重新再检验。这种“批判式思考”的立场，对天主教教廷的威信固然是极大的挑战，但对每位信徒而言，则是学习独立思考的开始。因此，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同时，这些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强调所有的职业都是神圣的，都是信徒可以用敬虔的心去从事的。这观念鼓舞了基督教（新教）信徒从事各行各业时，有一股新的动力和“敬业精神”。在英国，这是清教徒大批投入科学研究，导致近代科学在英国突飞猛进的主因，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家为了使圣经更普及化，乃用各种语文翻译圣经，在很短时间内，德文、英文、法文圣经已经译妥，这对促进各民族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有极大的鼓舞。在此之前，天主教的教廷为了维护“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的统一性，坚持各国各民族都必须用拉丁文圣经，也用拉丁文举行宗教仪式，以至于只有圣职人员才能看懂圣经，一般平民则无法窥其堂奥。宗教改革促使信仰更能落实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同时也间接地助长了正在萌芽的民族文化运动。

随后于十八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才使整个情势开始改观。教会开始逐渐在政治、文化上落居被动的地位。由于教廷的腐败和教会的分裂，使天主教自顾不暇，新教（基督教）则实力尚弱，均乏力兼顾文化的工作。国家主义的浪潮，也使教育的主权逐渐转移到各国政府的手中，公立学校开始出现。大学也越来越独立自主，渐渐脱离教会的管制，世俗的人文主义开始萌芽。于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已由教会转移到大学。至此，教会主导西方文化的时代性任务，终告结束。

作业（讨论题目）：

一.在基督教于罗马帝国传播的初期，以伦理的实践及理性的思维，突显出其优越性，因此基督教方能在西方世界立足。这对我们今天处在这多元化的社会之基督徒而言，有什么启示？

二.基督教在西方国家教育方面的贡献及影响力，在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虽然今非昔比，然而对我们中国基督徒而言，这个史实有什么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