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原广东省植物病理学会理事

3 全国体育运动开拓者

4 原台湾台南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官

黄烈（1924.12-2006.7.29）字治平，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49年至1954年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干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工作，任郭沫若先生秘书兼学术助手。195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后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历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黄烈先生致力于推动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究的发展，为建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被推举为首任学会会长，在此期间，他团结国内外学界同仁为推进研究，繁荣学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离任学会会长之后任学会顾问。

黄烈先生一生从事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的逝世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界的损失和不幸，在此，我们把他的科研成果列举如下，以示怀念。

黄烈先生生前出版了专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参加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撰写工作，此书获得了历史研究所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负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8卷）的编辑出版；为整理出版其先父、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的遗著倾注了大量心血，整理黄文弼遗稿《西北史地论丛》等4种。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有价值、有分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历史研究1957年第六期）、《关于〈史记〉三家注的关系问题》（文史哲1958年第四期）、《五胡汉化与五胡政权的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三期）、《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与人合写）（历史研究1964年第四期）、《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二期）、《关于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质及其对东晋战争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论郭老治史的创新精神》（人民日报1985年5月26日）、《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年第一期）、《民族融合与淝水之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内地的关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北凉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一期）、《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83年8月29日）、《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黄文弼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期）、《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三期）、《略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色彩的战争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1月）、《略谈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文史知识1986年第十一期）、《南北朝时期道教西传高昌试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86年第三期）。

黄烈（1923.10-）男，广东省惠来县人。汉族。高级讲师。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1951年—1986年在潮州农校担任《植物保护学》课程教师、讲师、高级讲师共36年，1987年退休。为潮汕的农业教育、植物保护工作的提高和普及做了大量工作。曾任汕头市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植物病理学会理事、潮安县及潮州市政协委员、汕头市科协委员等职务，是中国农学会会员。

1938年12月，黄烈被调到抗大总校三大队二分队，不久就当了班长。在瓦窑堡开荒种地时，由于他吃苦耐劳、以身作则，所在班被评为模范班，自己也被评为劳动英雄。党组织的教育加上个人的努力，他在政治上进步很快，于1939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队伍历来重视人尽其才，黄烈一到抗大总校就被选为学员队的体育委员和篮球队队长，所学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当时第二战区是比邻，校领导派他带队比赛，他们本着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对方打成了平局，双方握手言和，皆大欢喜。告别时，第二战区的篮球队在路旁列队欢送，一场球赛搭起了共同抗战的桥梁，一时传为佳话。

1940年元旦，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率文工团和球队前往河北平山县，给贺龙所在的八路军120师拜年。黄烈当时已是总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在1月2日举行的篮球比赛中，他以精湛的球艺、勇猛的作风赢得了观众不断的鼓掌喝彩。比赛结束后，贺师长对罗瑞卿说：“你把黄烈留给我好不好？”罗瑞卿当即答应。

号称“战斗”名副其实

时隔不久，黄烈被认命为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宣传部文体干事，这是该师首次编配专职干部负责体育工作。他在司政机关拉起了一支业余篮球队，贺龙经常来看他们打球。那时有些队员欢喜在球场上玩花样表现自己，黄烈也是这样。一次打球，他为了显示自己是知识分子，就用英语喊口令。事后，贺师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哨子吹得不错，但不能讲英语，这样大家听不懂。”贺师长还和队员说，我们打球不是为自己痛快，是为了锻炼身体，使自己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艰苦环境，也是为了培养团结协作、勇敢顽强、不怕艰苦、严守纪律、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黄烈觉得贺师长讲话很和气，于是就请贺师长给球队起个名字。贺师长说：“红军有过‘战斗队’‘战斗剧社’，八路军嘛，还是要战斗，这个球队就叫‘战斗篮球队’吧”此后，活跃在敌后的战斗篮球队很快就远近闻名了。

1941年1月，120师为了开展体育活动以提高部队战斗力，决定利用作战间隙举办体育骨干培训队，任命26岁的黄烈为队长。体训队只有一名武术教员，黄烈和副队长江含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要担当球类、游泳、体操、体育游戏。运动场建筑以及各项竞赛规则的教学任务。他白天上课，晚上在油灯下加夜班，7个月编写出7本系统性、规范性、实用性都很强的部队体育教材。在战争环境中进行体育教学，战场也是课堂。有一天，1000多名日军包围了驻河涌县齐会村的我军某营，贺龙指挥两个团对敌人实施了反包围。司令部驻地大朱村离齐会村只有三里路，贺师长叫黄烈照常组织打球，自己坐在球场旁，边看边指点。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烟尘弥漫。贺师长掉掉身上的尘土，挥手笑道：“没关系，继续打，我们有715团、716团在前面，天一黑我们就去收拾它。”镇定自若的英雄气概使大家倍受鼓舞，球打得更热火了。黄昏时分，我军发起猛烈反击，一举歼敌700多。

承蒙奖掖永远不忘

1941年，名气越来越大的“战斗篮球队”奉命去延安作表演，步经绥德时，359旅王震旅长安排他们和绥德地区师范学院进行一场篮球比赛。当地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较深，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八路打球非输不可。球赛前，球场周围人山人海。看见“战斗队”里有的队员光着脚上场，这引起人们的好奇与猜测。可一开球，“战斗队”闪电般的进攻就如人无人之境，铁盾般的防守又令对方一筹莫展。在以108比15的悬殊比分获胜后，“战斗队”队员们的脸上没有一点胜者的神气，反倒主动向对方征求意见，并告知哪些打法需要改进。群众看在眼里，人心向背顿然明朗，纷纷议论说，八路军打仗打球都是好手，文武兼备气量大，共产党身上寄托着抗战胜利的希望。

1940年10月，延安体育名誉会长李富春同志要“战斗队”去延安表演，朱德、陈云等领导同志也在百忙之中抽空观看了比赛。由于准备充分，“战斗队”取得了全面胜利。比赛结束后，朱总司令特邀“战斗队”全体队员共进晚餐；临别时，他又赠给全体队员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疆场勇士，球场健儿”。更使黄烈难忘的是：1942年9月，在延安体育运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战斗篮球队”的全体成员，与他们亲切交谈，并说自己每天看报时总要看看体育消息，称赞他们打得很好。这是比冠军不知高多少倍的荣誉和奖赏。

黄烈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奋斗在绿茵场上，在他从事体育工作47年之际，党和国家授予他一枚“全国体育运动的开拓者”勋章，以表彰他的卓著功绩。

黄烈，人名。有中将副司令 黄烈，有植物学家 黄烈，有历史学家黄烈，还有军事体育家黄烈。

黄烈(1911-)浙江诸暨人，1930年5月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后任台湾台南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