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驷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前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名誉校长，是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家驷晚年还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开拓我国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生物医学工程学，为这门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在量工作，是我国生物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科院院士、医学家

中国心胸外科学奠基人之一

人物生平

社会影响

黄家驷园

中科院院士、医学家

黄家驷(1906年7月14日－1984年5月14日)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人。胸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

民国22年(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民国24年来沪执教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民国30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研修胸腔外科，获美国外科专家和外科学硕士两项证书，为美国胸腔外科学会创始委员、美国亚历山大胸腔外科学会会员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名列美国《世界名人录》。

民国34年回国任上海医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上海胸科医院院长、上海医务工作者工会副主席。

1951年任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长，率320人赴东北治疗志愿军伤员，获中央领导表扬。

1958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中国心胸外科学奠基人之一

民国34年首先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施行手术，并协助中美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等开展胸腔外科手术。1951年首创食管胃颈部吻合术，扩大根治范围，降低手术死亡率。

1957年组建国内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并组织上海胸腔外科医师总结千余例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的临床经验，建立肺切除术操作常规，提出对肺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倡议。

1960年对支气管成形术和心脏外科体外循环进行研究，改进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的切断缝合方法。黄氏虽行政工作繁忙，仍亲临医疗第一线，查房巡诊，参加病例讨论，带教研究生和进修生，培养青年医师。

1959年，倾注全力，创建国内第一所八年制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黄氏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学生遍及全国，国内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都得到他的指导和培养。

1960年，主编的《外科学》正式出版并多次修订再版。

1979年获美国医学会优秀医学教育家奖。曾被聘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华大百科全书》编委。

黄家驷与国内外医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曾多次代表中国医学界参加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声誉卓著。

曾任苏联和印度医学科学院院士和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学部委员（院士），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生物医学工程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外科学会会长，中华医学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还被推选为全国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人物生平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他聪慧好学，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他和同学们激于义愤，冲破协和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行列。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古北口，他参加协和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期间，他接受严格的临床外科正规训练，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35年，他转至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1937年任主治医师，同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他勇挑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的重任赴无锡筹建伤兵医院。上海沦陷后，他不甘当亡国奴，毅然暂别妻儿，只身随上医内迁昆明、重庆，艰苦办学。1939年晋升为外科讲师。194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官费留美，是20个名额中唯一的医学专业的留学生。1941年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医院胸腔外科学习。他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1943年在美国曾结合临床研究结核性支气管炎的病理学理论，同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他是美国胸腔外科委员会的创始委员、美国亚历山大胸腔外科学会会员、也是美国莱门·布鲁尔国际外科学会名誉会员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名列美国《世界名人录》。留美期间，他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他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持美国外科专家和外科学硕士两个证书回到祖国，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黄家驷先到重庆参加上海医学院迁沪工作。到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不久即开展了肺结核、肺化脓性感染、食管肿瘤和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等胸外科手术，他还帮助澄衷疗养院（现上海市第一肺科医院）、国防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开展胸外科的业务。当时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增加点收入。他笑笑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他利用带回国的手术器械，较早地在国内开展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食管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等。 解放后不久，他被评为民主教授，出席陈毅市长召开的座谈会，被选为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工会主席和上海市医务工会副主席。同时被聘为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和中华全会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同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他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年底，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1951年他在我国首先报告食管胃颈部吻合术，扩大根治范围，减低了手术死亡率。 1952年上海医学院改组，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黄院长始终坚持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吸取苏联专家有用的科学管理经验，进行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科研工作，提倡“三基三严”，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不仅在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建立了胸腔外科，还帮助原国防医学院(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澄衷医院(现上海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开展胸腔外科工作。他一手创建的胸外科亦发展到96张病床，成为提供医疗服务、开展临床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黄院长针对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肺结核病发病率逐渐下降，肺癌病例相对增多，而肺癌早期易被误诊为肺结核或炎症。他又著文呼吁重视肺癌早期诊断，并亲自开展气管、支气管外科手术的动物实验研究。

1955年，黄家驷应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1956年参加制订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同年他总结了对肺结核病施行外科瘘陷疗法和切除疗法l376例的经验，组织上海市胸腔外科医师进行学术交流，推广提高。并上书卫生部，提出对肺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倡议联合上医、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南洋医院的力量成立上海市胸科医院.他组建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60年他首先研究支气管成形术和心脏外科体外循环问题，结合当时条件曾对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的切断缝合方法做了改进。这些均对当时我国胸腔外科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 黄院长是国内外知名的胸腔外科学专家，有广博的基础医学理论知识、精湛的诊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胸腔外科手术熟练稳重，技巧纯青，思路敏捷，治学严谨，重视理论结合实践，他对肺切除术的手术精益求精，建立正规方法，为学习者所遵循。 50年代后期，黄院长身居领导岗位，仍坚持不脱离临床实践，每周安排手术和查房。院系调整时，协和医院的胸外科并入阜外医院，他到京后即着手恢复协和医院的胸外科，使之成为科系齐全的综合性教学医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患浮肿病，肝大、失眠和便秘，但仍坚持查房、会诊、教学，常不分昼夜战斗在手术台前。1965年，他在协和医院完成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接着又完成高难度的针麻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此外，他还为各地培养了大批胸外科专业人才，建立和发展了胸外科专业队伍，为我国胸心外科事业奠定了基石。 1958年，黄家驷被调任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和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主任委员。除了全面领导医科院下属的四所医院和10多所研究所外，他与一些专家倡议利用医科院在人才、设备和科研水平上的优势，创办一所高层次的医学院。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任命他为校长筹建中国医科大学。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干劲，依靠全体教职员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迎来了第一批8年制医学生入学。从师资队伍、设备配备、校园建设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他都亲自主持解决。1963年教学大楼落成，中国医科大学己拥有27个教研室、212名专职教师的规模。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把老协和办学的好经验基本融会于中国医科大学教育之中、例如：严格录取，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培养、自学和动手能力培养，临床教学设导师制．重视基本功训练等，使今天的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国内外闻名的一流大学。 粉碎“四人帮”后，他满怀激情投入医科院和医大的整顿恢复工作，5个研究所从偏僻山区要迁回，已解散的医大要恢复，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古稀之年的黄家驷，为事业献身的勇气气和毅力不减当年，他团结同志，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继续为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奋斗。

社会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 黄家驷院长对新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贡献是巨大的，因而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得到了人民的爱戴。1951年10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同年11月1日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1955年3月1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二、三、四届全国人代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8年以来，他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组组长。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外科学会会长、中华医学教育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学部委员、苏联和印度医学科学院院士和委员。 黄院长对医学出版事业的贡献很大。他是《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的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副主编。《中华大百科全书》和《中华外科杂志》的编委。1957年春卫生部委托他主持编写外科学教科书，当时国内还没有—本正式的自编教材。他经过周密筹划，组成6人编写小组，定出编写原则和提纲，分工合作，稿件集中后，他一丝不苟地每章每节进行修正，于第二年冬，先印成讲义在少数医学院试用，并分发各地外科教研室征求意见，在定稿前，他仍细心通读，这本全国医学、卫生，儿科、口腔专业的外科学教材于1961年春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本外科学专著，对训练青年外科医师发挥了积极作用。1983年至1984年，他还组织编写了《外科学》的第四版——《黄家驷外科学》。在他的晚年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1984年，他不顾病后体弱，埋头工作。他主编《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院长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开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他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他 “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黄家驷园

为纪念黄家驷的业绩和继承先人遗志，1989年玉山县人民政府把大西门广场辟为“黄家驷园”，黄家驷雕像巍然挺立在苍松翠柏中，景行与三清共霁。如今，黄家驷园位于玉山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