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尧访谈录”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怀尧访谈录：深度对话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

内容简介

1、《怀尧访谈录》是国内首档个人媒体品牌，深度对话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

2、《怀尧访谈录》犀利对话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如实记录他们从未公开的心路历程，因视角新奇独特，深受大学生欢迎。

3、本书收录的访谈，集中反映出1947年至2008年前后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心路历程，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年。为您全方位呈现陈丹青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

吴怀尧简介

吴怀尧，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

1984年生于湖北，师从现代汉语词典。高二退学到北京做编辑，21岁担任财经时报记者。2006年，无意中看到作家乞讨的新闻深受触动，创立了轰动全国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开始持续追踪记录中国作家财富变化，真实反映中国全民阅读潮流走向。现在，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话题性最强、关注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品牌榜单，每年发布都激起强烈社会反响，迅速吸引亿万读者关注作家群体。

各大媒体热评

Huaiyao is committed to truth and honesty. He embraces sensitive，dangerous topics，and always sees the human being in his subject. His work has touched me，and he deserves to beinternationally known.

——《纽约时报》Aventurina King

真正的文化对话，就应该如此，彼此敞开心灵，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深切的人性关怀。这些文化领袖的独特思维，尤其值得大学生思考和借鉴。

——《新民晚报》

怀尧访谈录不会解答太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跟文化有关，与你看世界的角度，与你看问题的方法有关。它是有趣的，但前提是，你不是一个满足于庸常生活的人。

——《第一财经周刊》

当下绝大部分纸媒记者的采访需要的是新闻由头和名气指数，而《怀尧访谈录》直接跨越这些浮萍式的新闻规则——只要吴怀尧认可，就可以形成长篇访谈，并使之成为其他媒体记者报道的由头和热议的话题，这是创新更是创举。

——《华商报》

这些被采访的人物，他们在访谈时展示了自己未经过滤的人文价值演变的历程。《怀尧访谈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历史的坐标参考，有让人心静如水的魔力。

——《中华读书报》

得知《怀尧访谈录》出版，比自己出书还高兴，我与朱大可先生都为此书写了推荐语。不是因为书中有关乎我们的访谈，而是出于对一个新青年的激赏。这个因不满教育体制而退学的高中生，凭借着自己的才华、谦逊与勤勉，竟然仰仗着一个博客，做成了两档万众瞩目的文化品牌，并由此在数百家媒体中脱颖而出，影响着愈来愈广大的人群。据美国友人透露，吴怀尧极有可能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看来，吴怀尧、韩寒的路子是对的，要不怎么叫英雄不走寻常路呢？ ——著名文化批评家何三坡

我曾见过一个数据，某招聘网对7000名都市职场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居然有高达7成的人愿意当记者。虽然另一组数据显示，有高达24%的记者生活十分悲惨，仍然不能阻挡这么多的人对记者职业的向往。要详察这个现象的深层心理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猜测这些都市职场人很可能是把记者想象成了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记者很可能只是意味着一份舒适的工作，而对记者应该具有的职业精神却知之甚少。

既然这么多人想当记者，他们为什么不去做记者呢？

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工作机会，哪里有那么多媒体来提供这么多的记者工作岗位。在街上随便找个人做调查，他肯定晓得记者都是在媒体上班的人。记者真的必须在媒体上班吗？在此之前，我也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没有新闻机构，就没有记者。

然而，一个令人惊奇的声音在说不，他说记者不一定要在媒体上班。不在媒体上班的记者是什么样的记者呢？是独立记者，是不依附任何新闻机构的记者，他将匹马单枪地奔向新闻现场，发布他自己采写的、未被审查歪曲的新闻报道。

说这话的是吴怀尧，一个典型80后新青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创制人。我当然认识他，我与他曾在同一家报纸共事，我一直认为他是天生的记者。当他给我描述独立记者的构想时，整个人都是神采飞扬的，很有感染力，让我立刻感到了我自己属于正在无情地老去那一代人，我立刻听明白了，他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

独立记者这样的构想，是伟大的互联网催生的新事物。吴怀尧将充分利用自己的网页，让人们都已熟悉的博客发挥媒体的功能。在此之前，博客几乎都是私人的菜园，吴怀尧敏锐地发现了博客介入公共领域的广阔前景。他把自己的这款媒体称为《怀尧访谈录》，看起来像一个传统媒体中的板块品牌。

《怀尧访谈录》只不过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小点，人们很容易想到他被海量的信息淹没的情形，然而且慢下结论，如果互联网上有三百个这样的小点呢？

我突然想起类似谷歌的“云”构想一样的东西，如果这些小点自动组合起来，形成“云团”效应，那么这些年轻人就有可能催生一场媒体风暴，我个人非常乐意看到由吴怀尧开始尝试的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有力的民间声音，释放出青年的活力。——著名作家张万新

访谈获奖

《怀尧访谈录》确立了吴怀尧在当下中国的提问者地位，他抓住了新传媒时代的对话原则，进入一个喧嚣而紧张的话语圏点名提问。

吴怀尧的写作状态特殊而好玩，紧扣新传媒时代与人性之间的奇妙机制，把提问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之上，他把问题的终点精心设计在一个个的切入点上，甚至一次次地让问题在反复定夺之中收敛了锋芒。

从一开始，吴怀尧就以一个新青年的毫不畏惧的精神，积极寻找对话者，从朱大可、陈丹青开始，一路盘点，遍涉现代中国精神层面的诸多问题。正是通过吴怀尧的努力，人文精神的大面积溃散与作家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的现状，迅速成为各界新闻的焦点，作家财富的直接调查与优秀作品的无人问津同样令人惊心。

但是，吴怀尧没有作出任何强制性定义，拒绝可疑的概括性与统计学，只是罗列真实的数据、走访诸多当事人，给出一系列第一手资料，有着良好新闻素养的他十分警惕过度阐释可能带来的危机。

作为一名文化观察家，吴怀尧以独立的姿态、敏锐的视角，注目着新汉语的暗潮涌动，以《怀尧访谈录》的形式，倾听到大海中石沉的声音，从而在娱乐时代的喧嚣声中突围，纵身进入了新汉语生机焕发的现场。

鉴于吴怀尧在访谈录这一回到传媒时代的文化形式中，对于汉语命运技术主义式的解构和承担，授予他“首届新汉语文学传媒大奖”之贡献奖。 ——2009年《延安文学》首届新汉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辞

精彩书摘

2001年，有人看过一次讲演，坐在最中间的是个光头，大大的眼睛很明亮。据说整场他讲了不少话，但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后来大家知道，原来他叫陈丹青。

这个机智而敏锐的人，在繁杂和喧嚣中，时常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近年来，他的观点和判断，往往起到石破天惊的效果，同样的原因，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老愤青。近日，陈丹青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我们发现，在他的各种不同身份中，却有着始终如一的激愤、热诚和坦率，感性而不乏理性。

多面陈丹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文革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傻逼！

吴怀尧：在媒体笔下，你一天到晚开骂，凶巴巴的样子。你说，“其实是媒体把我变成这样，媒体就像是蟋蟀草，引诱我跳出来斗。”你真的是一只容易引诱的“蟋蟀”吗？

陈丹青：我是在认真批评，不是骂。今天的媒体和舆论会将一个批评者说成是“愤青”，说他在“骂人”。也难怪，除了媒体要制造耸动，一个集体沉默，不敢说话的空间，会自动以“愤青”、“骂人”之类消解批评，嘲弄说话的人——大家巴望听傻逼站出来叫骂，解解闷，同时耍弄批评者，以便集体性置身事外。

吴怀尧：在做这次专访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访谈以及相关著作，我注意到，早些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是有问必答，而且热烈真诚。但最近几年，你变得游刃有余，成为各种观点的生产者，让人多少疑心你的思考是否真诚和严肃。诚如你所言，很多媒体喜欢耸人听闻，但并非所有记者都如此。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何不选择彻底拒绝媒体？

陈丹青：好问题。刚回国时，八年前，国内媒体对我好奇，我也对国内种种好奇，凡事初打交道，双方新鲜，自然比较“热烈真诚”。近年采访太多了，不免应对不暇。

我沮丧的是近十年来遭遇的记者、学生、同行，问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开口的话题，几乎一样，几乎没变，南北各大学，不管名牌还是杂牌，除了极个别例外，所有学生的思路和话语方式都是一样的，递上来的条子，连字迹和错字都相似——你想想看，这样折腾八年，怎么持续“热烈真诚”？

但我自以为是真诚的，严肃的，不然我不会计较这些，彼此糊弄，彼此敷衍，多容易啊。你假如希望我“彻底拒绝媒体”，很好，但首先我得拒绝你这篇访谈，你乐意么？一个人老是处在被要求的状况中，怎么弄都是不对的，因为他被假定必须满足所有人，你觉得有这样的家伙能满足所有人吗？——我不会彻底拒绝什么，或接受什么，杜尚说得好，拒绝或接受，其实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