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经历

献身教育

学者的风范

早年的经历

兰道于1908年4月22日出生在巴库（Baku，阿塞拜疆的首都，为俄国石油中心。）他的父亲在巴库石油公司任工程师，母亲是位医生，做生理学方面的研究。

兰道小学时就对纯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很快地就展露出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他自己念完了数学分析，而微分和积分在他来说简直是“生而知之”的。他十三岁那年小学毕业，他父母觉得，如果让他跳过初、高中直接上大学，耽心他的年龄太轻了一点，就把兰道先送到巴库工商学校去念了一年。1922年，他以十四岁的稚龄，竟同时考上了巴库大学的物理系及化学系，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选择了物理，但是他对化学方面的兴趣终其一生而不稍减。

1924年兰道转入当时为苏俄物理重心的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继续攻读。当时正是近代理论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兰道以他对物理浓厚的兴趣，不断钻研，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广义相对论的表现出来的难以置信的“美”使他心醉神驰；量子力学的鼻祖──海森堡（Wermer Heisenberg）（注一）和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注二）的论文也使他激动不已。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仅在科学的结构上极其完美，更表现了人类的智慧奥妙无穷，竟能深入的探讨像四度空间或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这些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东西，这给了兰道很大的鼓励。

兰道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以讨论双原子分子线光谱的强度为主题；一年以后，他又发表了一篇讨论量子力学中阻滞（damping）问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用密度矩阵（density matrix）来描述一个量子状态（state）的方法。同年，他从大学毕业，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Leningrad Physico－ Technical Institute）继续深造。

1929年兰道出国留学，先后在丹麦、英国、及瑞士停留了一年半，其间以在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in Copenhager）那段时间对他的帮助最大，因为这里几乎网罗了全欧洲的物理学者，在波耳（Niels Bohr）（注三）的主持下研讨物理的基本问题，在浓厚的学术气氛和波耳伟大的人格影响下，兰道在学术上的进境是可想而知的，而他也一直尊崇波耳为师。

1932年兰道迁到卡尔可夫（Kharkov乌克兰东部一城市），主持卡尔可夫工学院及新成立的乌克兰理工学院的物理系。1935年转任乌克兰大学物理系主任，从此不但正式地展开了他教育后进的生涯，也建立了他在物理学界的领导地位。

献身教育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不是一人之功，这个贡献乃是许多大师所共同缔造的，而兰道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自己做研究，更以其卓越的教学方法，造就下一代的物理学家。他把教书当做毕生奉献的职业。事实上，就教育后进方面的贡献来说，也祇有波耳能和兰道相提并论。

兰道毕生的目标是写一系列的物理教科书，以给不同程度──从初中到研究所──的学生阅读。在卡尔可夫大学任教期间，他开始写一套九册的理论物理教本，到他发生车祸为止，已印行了七册，其馀两册的初稿也大致拟好了。他也想为学物理的人写一套物理数学的书，以便使他们有更充分的知识去解决物理上的问题，他的构想是，这套书在取材上应该尽量避免数学上的繁杂性。遗憾的是他未能达到这个愿望。他时常强调，从事物理研究工作的人，对数学方法及技巧一定得运用得很纯熟，这样才能避免被繁复的数学所困而忽略了问题本身的物理意义。但是在大学里的数学教育却太繁杂、太琐碎了，显然不能达到兰道的标准，所以他要求每一个希望成为他学生的人都要接受一番彻底的数学方法训练。

学生在通过了数学测验之后，就可以修习兰道所称的“理论基础”（Theoretical Minimum）课程，这个课程是他在卡尔可夫大学拟订的；共分为七个部份，他涵盖了理论物理中所有的基本知识。兰道认为，无论从事实验或理论研究的物理学者，要想在他研究的范围内有所贡献，就必须具备这些知识。当然，他从来不强人所难地去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像他那样高的程度。当这个课程刚开始实施时，兰道亲自口试每一个学生，后来学生的人数逐渐增加，他的同事就帮他分担一部分，不过他还是保留了首先与学生做个别谈话的机会。尽管所收的学生，都已是很优秀的，但是却仍非每个学生都能顺利地通过所有的考试。事实上，在1934到1961的二十八个年头当中，祇有四十三个人毕业，不过，其中的七个后来获选为苏俄科学院的院士，二十三个得到了“苏俄物理科学博士”的荣衔，其教育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了。

1937年秋，兰道接掌莫斯科理论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roblems at Moscow），一直到他去世。在这期间他的智慧发展到了颠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几位实验物理学家协助下，提出了不朽的“量子液体理论”。

学者的风范

兰道早年很害羞，与陌生人相处时常常显得手足无措，而这种性格几乎给他在物理方面的初步成就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他具有极为强烈的责任感，深自觉得不能让这种因素阻碍了他的才能的正常发展，所以他不断地训练自己。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兰道在学术讨论及日常生活中都很开明，他从来不以既有的成就自满，更不以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傲人；无论贵贱亲疏，他都一视同仁。在学问上受到他教益的，并不仅仅限于学生，任何人有问题都可以向他求教，而且不必事先约定，直接去找他就可以了；但是必须直接提出中心问题，不要拐弯抹角地说一大堆无关痛痒的话，祇要符合这个条件，兰道总会提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在讨论问题时，他的言辞犀利但不刻薄，富急智而不草率，由于他对各种现象的物理意义有深刻的了解，所以跟他讨论问题是最直接而有效的。在他的办公室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L.D.兰道。小心！他会咬人！”

兰道的生活严肃，自律极严，所以他很难得快乐。年事渐长之后，脾气才慢慢地缓和下来，但是他追求知识的热忱却并未稍减。事实上，人们在他的严肃与保守之外，常常可以看到他的公正、仁慈以及伟大人格的流露。

兰道在学术上所表现的才能和成就赢得同事和学生们到他一致的钦敬；每当大家对问题的是非争执不下时，最后总是去问他的意见。无疑地，苏俄物理的水准所以能提高，兰道实在应居首功。

兰道的知识主要来自与许多同事及学生们密切的接触。虽然有一阵子他没念什么书，可是经由他主持的研讨会，及同事间平常的讨论，他还是能知道物理的最新发展。这个研讨会三十年来每周举行一次，到了1967年已经成为全莫斯科地区物理学家聚集讨论的园地了。研讨会的题目都经过他仔细地选择，由参加者轮流主讲，这是每一个与会者（包括他自己）的义务。他对物理的每一个部门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做过深入的研究，并且有其精辟的见解。

兰道对物理有着整体性的了解，他能够很轻易地由物理的一个部门想到其与另一个部门的关系，但是其他人的反应就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跟得上他的思路转变。他认为研讨会不应拘于形式，讨论时一定要把问题剖析到每一细节都很清楚，不仅要得到“为什么是这样”的证明，还要解决了每一个“为什么不能那样”的反证，他才满意。他总是把最重要的新观念铭记在心，事实上，祇要记住这些，就可以导出所有的结果。

一般人看到一篇新的论文，多半是仔细的研究原作者导出这一结果的每一个细节，兰道却喜欢用他自己的方法，物理领域里所有的问题他都重新思考过。以简驭繁是兰道的科学观，他认为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用最简洁的方法来解释支配自然界的主要定律。很遗憾的，目前弥漫在科学界的风气都是喜欢“化简为繁”，这与兰道的观点背道而驰。能够用简单的观念看穿整个物理现象，是他个人最感到骄傲的。

兰道不仅在严肃的科学问题上寻求简单及秩序，对其他事情也是如此。比方说，他喜欢把女人按姿色高下分等。物理学家也有等级；他把物理学家按着他们对物理的贡献在常用对数尺度上分成五等，所以每等要比其次一等的贡献大十倍，这样算来，第五等的简直是无可救药了。在这个表上，爱因斯坦是第1/2等，波耳、海增白、水丁格、狄悦克（Paul Adrian Maurice Dirac）（注四）等人是第1等，他自己起初是，稍后，可能是因为在量子液体方面的成就，他把自己提高到第2等。

兰道非常勤劳，他从不伏案工作，而喜欢在躺椅上思考问题。对自然定律无尽的好奇心以及对追求知识的热忱是促使他辛勤工作的原动力，根本没把名望、地位放在心上。他常说：“一个科学工作者绝不能祇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扬名于世而去从事科学研究。”

除了物理之外，兰道喜欢研究历史。对各种艺术也很有兴趣，但是他不喜欢音乐和芭蕾舞。

兰道在1946年被选为苏俄科学院的院士，丹麦、荷兰、英国及美国的科学院也先后颁赠给他荣誉院士的头衔。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以固态物理理论及研究超流性和超导性现象的杰出成就，于196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1962年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整个科学界为之震惊，欧美各国都选派最优秀的医生到苏俄，以期挽救他的生命。但是这项努力一直延续到1968年，兰道还被死神征召而去，这位学者就此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