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古迹原名红岩碑，位于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晒甲山上，距黄果树大瀑布约7公里。“红崖”与“飞瀑”相映交辉，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红崖古迹，被誉为“黔中第一奇迹”，是黔中瑰宝，神秘天书，显现于赭红色的崖壁之上，实为千古之谜。清代以来，中外学者对其考察研究，掀起多次破译热潮，成为名噪中外的“红崖文化”现象。

中文名：红崖古迹

原名：红岩碑

地点：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美誉：黔中第一奇迹

古迹分类：文字类

简介

历史记载

发现考证

历史插曲

摹刻本种类

最新考证结论

简介

清道光《永宁州志》载：“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崔巍百丈。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又称“红岩山”。与关索岭对峙，紧靠滇黔公路。从公路到红岩前，约半公里。 红崖向西，如墙似屏，长五十余米，高二十余米，呈浅红色。偏北平整处，有形如古文字、非镌非刻、非阳非阴的铁红色神秘符号书于浅红岩面。字不成行，排列不整齐，错落参差，大小不一，共有十九字。大者一米见方，小者十几厘米。若篆若隶，古朴浑厚。虽经风雨剥蚀，但其色历久不退。

《安顺府志》：“殷高宗石刻，在永宁州(按当时州治，即今关岭自治县永宁镇)东五十五公里红岩山；

《永宁州续志》，诸葛碑“在红岩晒甲山悬岩上。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认。字若朱画，并非镌刻。”

历史记载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州官想得拓本，因字非镌刻，无法拓取，派工匠架脚手架，用桐油石灰填糊字画四周，成其阴文拓取。后被地方人士知晓，群起谴责，州官令人将桐油石灰铲平，致岩面铲脱一层，字形亦有改变，失去本来面目。现存字体，与《安顺府志》、《永宁州志》、《永宁州续志》等原载不同，数目亦有差异。民国《贵州通志》载字体三种，其中一种是最后的字体。

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邵元善《红岩诗》，是最早对红岩碑的记载。

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潘祖荫首倡研究红崖碑。道光、咸丰年间，对红岩碑的研究盛兴。

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和法国学者雷柏如与弗南海尔等人，均前来考证，但都未获结果。雷柏如说：“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

百年以来，对红崖碑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殷高宗伐鬼方纪功刻石的济火“纪功碑”；一说是大禹治水时的遗迹；一说是诸葛亮南征时当地少数民族所作的图谱；一说是蜀汉时，牂牁爨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有功，用古爨文书写的济火“纪功碑”。现代史学界有认为与夜郎文化有关。近时有认为是岩石风化的自然花纹，后经有关部门对岩石和字迹作科学鉴定，认为确系人为所致，并非石花。

红崖碑虽然奥秘，尚未揭开它的真实面目，但年代久远，作为文物古迹是无疑的。考虑到既不是碑，也无斧凿钻刻痕迹，故改称红崖古迹。

发现考证

红崖天书的发现者是一位诗人，明代嘉靖年间的黔籍文邵元善，游山玩水之余写了一首《红崖诗》，由此千古之谜的天书从平平淡淡中脱颖而出，史学考据家则将红崖天书从历史的沉淀中推向社会。

《红崖诗》云：红崖削立一千丈，刻画盘旋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走飞象。诸葛曾为此驻兵，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领尚且盟。这首作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的红崖诗，辑于《黔诗纪略》中，是红崖天书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诗人形象地叙述了红崖天书的概况及书形，并以《华阳国志》为据，运用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将天书及蜀汉诸葛南征，教夷人图谱相联系，认为天书的内容即此。 由此而始，从明至清数万年，皆认为红崖天书乃诸葛公碑。

清朝初年，田雯着的《黔书.碑》中，称“黔永宁有诸葛公碑”。这种先入为主之见，一直持续到清代的道光、威丰年间。当时文人似乎对古迹发现的“初始权”十分敬重，不敢轻易违背“祖宗遗训”。道光年间关岭进士杨茂材对红崖为“诸葛公碑”的说法，仍旧情有独钟，写下了《红崖诸葛碑诗》：“晒甲晴霞共石壁，上有凤鸾飘泊迹，州忱淋漓血凝碧。梯云耕拭重摩挲，骇疑篆隶惊蚪蝌，风雨不衰神灵呵。”

从邵元善的《红崖诗》到《红崖诸葛碑》已经三百多年，天书依然故残，“风雨不衰”，更增加了天书固有的神秘色彩。后又有诗人黄培杰写出了同名的诗文：“八里桥东山岌岌，跨汉摩霄悬登级。上有红崖诸葛碑，恍若赤城天际立。”这是一首遥观红崖天书的诗作，写出了天书所在红崖“恍若赤城”耸立云天的壮观景色。

就在众口一词，论天书即为诸葛碑时，郑宣辉对此提出了否定，他在七律《红崖碑》中写道：“谁人岩畔写真形，篆留书成勒鼎铭。疑说武侯宣秘籍，应教钝汉傲图经。”这种否定，是学术研讨中发展的必然，“诸葛公碑”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仅仅建立在蜀汉南征的大历史框架下，很难使人折服。

满清压制学术，文人只得埋首故纸堆中，考据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古迹文物的考订已从简单的书证向考古实物方面发展，迎来了中国考据学方面的一次高潮。湘籍学者邹汉勋认为红崖天书的内容“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纪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同时，邹先生将天书之文训释为二十五字，并破译其意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东还经卤，这里的郡长都归顺了。殷高宗又分兵东进义播，南去自由（指缅旬）”。再者又从金石学角度指出，红崖天书“结体之古茂，文义之雅奥，非尚质之世，断不能为。”“观其磅礴之气，盎已上侪禹碑，下陋秦石。”此论赢得了金石学家潘祖荫，汉学家祁隽藻的赞许。

尽管如此，诗人郑宣辉并不认同，以为：“红崖果否是殷碑？考据无从应阙疑。风雨飘摇灵迹在，南荒片石竟称奇。”诗人亦从考据学观点出发，认为实据缺疑，难以定论，尚须留待继续查考。莫龙芝认为红崖天书是大禹引黑水入三危归南海留下的纪功遗迹。

清光绪末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鸟居龙藏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国内，藏在帝国大学及古寺中。

清代学者赵之谦，根据关岭地区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天书文字是“苗民古语”新颖看法。

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发挥了“苗民古书”的观点，认为天书“非篆非隶非八分，不仅非后汉文学，并非汉族文字”。《贵州通史.金石志》亦云：“字势颇类蘩文”。“兹地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于此族。”《贵州通史.金石志》不仅认为是“苗民古书”，而且更具体指出万彝族古文，难怪民国初年的学者姚茫艾对此寄托了无限希望。诗云：何时济火碑重出，汉刻非遥或可搜？诗中“济火”者，乃助蜀汉诸葛南征的彝族首领，当今贵州境内彝族的始祖。

历史插曲

光绪二十七年

永宁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拓取红崖碑文。从永宁州衙到红崖山八十余里，涂知州将拓取碑文的任务下达团练罗光堂办理。罗光堂带领人马上山，准备雷厉风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可是到达天书崖前方知此行任务非同寻常。何故？天书虽然称之为碑，可惜非镌非刻，了无雕凿之痕，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罗即下达桐油石灰胶塑法的命令。用新鲜可塑性极强的桐油石灰，将天书字体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后，其硬度不亚坚石，然后进行正常的捶拓工艺，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务。此举虽善，可惜是杀鸡取卵，不久引起了乡伸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涂步衢身为知州，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直到六十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

清未贵州提督徐印川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有专家认为草书“虎”字，乃周达武所为。）

摹刻本种类

从红崖天书捶拓事件发生后，世传的红崖天书摹刻本就被分为古来、今本两类古本六种：1、咸丰之年吴振或<摹刻红崖字>缩刻本；2、吕伶孙缩刻张春潭本；3、吕伶孙缩刻吴寅邦本；4、邹汉勋<安顺府志>缩刻本；5、刘心源奇觚宝石文缩刻本；6、姚华莲花庵藏本。今本五种 ：1、瞿鸿锡摹刻本；2、北京藏书家鸿志清藏拓本；3、赵云谦黔中枣木刻本； 4、法人雷柏茹在镇宁高校大厅所见刻本；5、任可澄藏监拓本古本中以吴振或，吕伶孙缩刻的张春潭本，吴寅邦本为代表，今本以瞿鸿锡本最接近红崖天书现状。其中吴振或的<摹刻红崖字>计有三十多字，张春潭字数最多约四十余字；吴寅邦本有三十四字。瞿鸿锡本仅有十九字千古之谜的天书由古今本的差异。

最新考证结论

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

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去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

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