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著作(专书 论文)

自述

简介

洪金富 （Chin-fu Hung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史语所副研究员(1982.9-1989.7)、研究员(1989.8-)

著作

专书

《元代蒙古语文的教与学》（台北：蒙藏委员会，1990）。

《元代台宪文书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

洪金富编著，《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论文

〈从元史到新元史〉，收入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台北：正中书局，1974），第3册，《历史学》，页329-379。

〈元代监察制度的特色〉，《成功大学历史学报》2 (1975)：219-276。

〈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一）〉，《食货月刊》6.12 (1976)：1-19。

〈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二）〉，《食货月刊》7.1 (1977)：11-51。

“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Inner Asi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1 (1981): 597-628.

〈数目字人名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2 (1987)：281-379。

〈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4 (1987)：843-907。

〈“钦此”再议〉，收入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下册，页635-656。

〈髑髅饮器史料一则〉，《大陆杂志》77.4 (1989)：148, 163, 167。

〈元代马球史料二则〉，《大陆杂志》80.1 (1990)：25, 28。

〈元代的收继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页279-314。

“The Tung Brothers: Tung Wen-ping (1217-1278), Tung Wen-yung (1224-1297), Tung Wen-chung (1230-1281),” 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e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p. 621-645.

〈四十万蒙古说论证稿〉，收入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上册，页245-305。

〈“受任使，服官政”──从《元史》的一个句读谈到忽必烈的掌印官董文忠〉，收入邱树森、李治安主编，《元史论丛·第八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页142-150。

〈元代监察官吏的出巡日期问题〉，《新史学》13.2 (2002)：157-176。

〈元朝怯薛轮值史料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4.2 (2003)：325-388。

〈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汉学研究》23.1 (2005)：461-497。

〈《元典章》点校例释〉，《中国史研究》（北京）2005.2：113-118。

〈和林元碑与岭北官员管窥〉，《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12），第12辑（《边臣与疆吏》），页324-351。

〈元《析津志·原庙·行香》篇疏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1-40。

〈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41-61。

〈元代汉军军户的正贴结构与正贴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0.2 (2009.6)：265-289。

自述

走上《元典章》点校之路

我三十多年的元史研究可笼统分两期。前期以政治社会史为主，后期以文献考释为主。名曰笼统，因为我的专题研究颇赖文献的考释，而考释文献往往用以阐明政治社会史上的若干问题。

元史研究主要仰赖文献。元代文献基本上很少造伪问题，问题主要在于解读的困难。一如其它朝代文献，元代文献也有误抄误刻以致无法通读的问题。但是元代文献有其特殊困难。首先是审音勘同问题。按今传元代文献，以汉文为大宗，蒙文次之，其它文字又次之，彼此可以对勘和证补，但是这需要熟谙多种语文、具备汉语音韵知识者始能胜任。汉字文献中夹杂的外来语，即所谓译语，或为人名，或为地名，或为其它专门名称，我们不能理解其语源语义者仍然不少。最为难读的是元代硬译公牍。这类公牍，系由蒙古原文直译而来，语汇为汉语口语，却不遵守汉语语法，并且掺杂许多蒙古语、突厥语、波斯语等借词，以致句法乖戾，词语奇特，难以卒读。举一个简单的例：“于内多一半是汉儿女直契丹达达小名里做达鲁花赤有”云云，稍具蒙古语知识，了解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不懂蒙古语的人，这已经就是天书，遑论更为复杂拗口的句子。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集前述困难于一书。传刻上的错讹随处可见，部分译语涵意仍然不明。俯拾即是的硬译公牍既非汉语也非蒙语，倘若夹带着传刻上的错讹，我们只能望字兴叹，茫然以对。

八十多万字，两千七百条的《元典章》，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过的案件汇编，是最为原始的元代传世文献。我们从中既见到了蒙古大汗与其臣从一来一往的对话，也见到了田长宜三兄弟暴力收继已有四个儿女的寡嫂的惊悚场面。内容丰富的《元典章》，是元史研究取之不竭的宝藏，无怪乎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竞相从事于其点校也。

迄今为止尚无人完成《元典章》的全文点校，原因包括前述重重困难。我的学养和能力远逊于前贤，曷胜任之敢言。学然后知不足，我把点校《元典章》做为自我学习的工作。历史研究毕竟必须建立在正确了解基本史料之上──这是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