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9日，著名的“南云楼风波”，是鲁迅与林语堂第一次正面的思想冲突。在场的郁达夫事后回忆：这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的冲突。”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

摘要

经过(鲁迅日记 林语堂日记)

原因

影响

摘要

背景

林语堂与鲁迅之间已有分歧。追根究底，这根源于二人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语堂的国民性探究是一种兼及正负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观”，实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的谦逊耿介和道家的超尘脱俗、自然简朴的人生理想和处世哲学。林语堂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符合林氏一贯的国民性理论，而这样的做法，却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鲁迅猛烈抨击的中国国民性，聚焦于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精神状态。他所关注的大多是令他极难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懒惰、巧滑、苟安、奴性、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一向痛加批判，极尽讥讽。

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的恩怨，一波三折。林语堂初归国时与鲁迅甚为相得，成为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的重要一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离京避难，应林语堂之邀前往厦门大学，二人往来密切。 1927年，林语堂与鲁迅先后来到上海，林语堂日记中记录了1929年间二人的多次会面。然而这一年8月28日的南云楼事件，两人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在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相关记载。

经过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是鲁迅对林语堂的一次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言下之意是林语堂堕落的结果。然而，这只是一次误会。

鲁迅日记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日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忆鲁迅》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

原因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持不同见解，“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一场误会，说简单也简单。若是原则问题。鲁迅决不会“和解”的。他至死对怨敌还是“一个也不宽恕。”

影响

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为转折。南云楼误会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

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鲁迅逝世后，时在美国的林语堂亲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 “战士”，并言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悼词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后人多据此推衍鲁林二人坦荡磊落，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

谈及鲁迅与林语堂的恩怨，世人只知“南云楼”，却不知二人早为“国民性”争论分道扬镳，这段秘闻过往，若非林氏日记的重现，恐将湮没于长河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