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在天明四年 ( 1784 ) 的一天由一位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

真假之争

历史

“汉倭奴国王”金印之谜演讲(演讲者简介 演讲内容)

真假之争

因为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但是，一直以来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对此存有疑惑。　真伪争议　他们首先怀疑的是这枚金印的真伪，在金印发现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伪造这一枚小小金印的技术，因此，金印到底是不是中国之物让人怀疑，或者这印章本就是时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伪造。

然而，在1956年，云南一座滇王墓中出土的一枚金印“滇王之印”让“汉委奴国王”有了一名“兄弟”，仿佛佐证了这枚金印的真实。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09年赐给滇王尝羌的金印亦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2.2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除上刻“滇王之印”四字与日本出上的“汉委奴国王”不同外，其它无论从外观、尺寸、字体形状等以及质地均同于日本的那一枚。

此后，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苏扬州市的汉墓附近又出土了一颗金印，这就是“广陵王玺”。“广陵王玺”与“汉委奴国王”金印形制相似，字体以及文字的雕主法与光武帝赐与日本委奴国工的金印几乎同出一辙，稍微有点不同的是“汉委奴国王”是蛇纽，而广陵王玺是龟纽，不过，两印的高度、边长和重量都差不多。因为玄武神就是一条蛇缠绕着龟，人们推测这两颗金印有亲戚关系。

两枚金印的出土大大的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度。因为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中日两国出士的这三枚金印均符合汉制，而且中国发现的两个金印均被考证为真。

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这并不够，理由是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缓，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侵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

反驳这一说法的学者表示，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多数学者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又存在较大分歧。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魏明帝时曾封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亲魏委王，假金印紫缓”。然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

无论如何，由这枚金印引起的争论仍在继续，关于这枚金印的传说也变得神乎其神。据说有一次广陵王玺被借到日本福冈参展，名古屋的摄影专家前往拍照。当把两颗印摆得很近的时候，两印之间出现了在北极和南极常见的那种极光，此后极光慢慢消失。有人说这是研究家的热情给了出土文物以新的生命。 真实推论

1784年，日本博多湾志贺岛上一个叫甚兵卫的农夫，在田间劳动时于水沟中发现了这枚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印制为纯金铸成。蛇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 后汉书 东夷传 有“委奴国奉贡和，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赠以印绶”的记载。故有人认为，这枚金印是光武帝授予委国王的印章，但也有人提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字'，而不是“倭”字，因此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这个使人困惑的问题，随捉我国两颗汉代印章的相继发现，谜底正在逐渐揭开。

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汉武帝刘砌赐给滇王尝恙的金印“滇王之印”。滇王是汉代西南诸侯中最强的国家之一， 史记 中有“西南夷长百数，独夜郎、颠受王印”之载。出土的这颗金印亦为纯金铸成，蛇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据考证，此印确是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而这颗金印无论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1981年，扬州市邢江县一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田间，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玉玺”。次印也是纯金铸成，龟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1厘米。 后汉书 明帝纪 载：“永平元年（58年）八月卯子徒山阳王邢为广陵王，遗就国。”参照附近汉墓中刻在其它铜器上的年号推定，这颗金印既是东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元年封刘侀为广陵王时所赐给他的。这与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倭奴王印的中元二年（57年）只相差一年；而且两颗金印的字体和手法极为相似。大约出自一人之手。

“汉委奴国王”这方金印经与史籍的参照印证和与“滇王之印”、 “广陵玉玺”的对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初步得到证明，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渊源关系。

历史

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矮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东汉初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并受赐“汉倭奴国王印”（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一枚刻有“汉倭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

三国曹魏时期，古倭国曾在九年时间内五次向洛阳的中原王朝进贡，并首次掀开了中日两国互派使者的新篇章。

“汉倭奴国王”金印之谜演讲

演讲者简介

竹内先生于1923年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幼时在中国度过。194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后入东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相继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1953年起先后在日本中国研究所、东京都立大学、京都大学任职，1975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86年出任该所所长。1987年退休后转入立命馆大学任教。竹内先生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政治思想，是著名的中国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思想》、《毛泽东笔记》、《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鲁迅远景》、《中国的视角》、《当代中国文学》、《友好容易理解难》等，并曾翻译过《毛泽东语录》、《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演讲内容

中日关系可以从各种方面来考察，例如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等等，我今天要从文化角度探讨中日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今天要谈的是“汉倭奴国王”金印问题。“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出土非常偶然。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下面发现了这颗金印。消息传到福冈城内，被当时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儒学家龟井得知，龟井马上写信给这个农民，愿用黄金十两买进。农民很奇怪，没有回信，龟井再次写信，出价一百两黄金。农民与村人商量，就上报了。金印就被当地的领主黑田付白金若干获得。现在这颗金印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但博物馆没有说明它究竟是谁的，黑田的后裔说是暂时借给博物馆的。

志贺岛金印的价值在哪里呢？一是具有史料价值，《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记录建武中元二年(57年)汉光武帝赐印给倭国。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记载，而江户年间又发现了金印实物的存在。但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很长时间对此不敢相信，认为是伪造的。京都大学已故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宫崎市定对此也深表怀疑。文革期间，在中国江苏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附近出土了一颗金印，这就是“广陵王玺”。“广陵王玺”与福冈金印形制相似，字体也差不多，这证明福冈金印确实是实物。两印出土地点的纬度也差不多一致。“广陵王玺”下赐时间比福冈金印晚一年，两者可以说是兄弟姊妹关系。福冈金印是蛇纽，广陵王玺是龟纽，两印的高度、边长和重量都差不多。其实龟和蛇是一体的，玄武神就是一条蛇缠绕着龟。从此方面来看，也可证明两颗金印是亲戚关系。

1989年，福冈市举行亚太博览会，要把两印同时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间名古屋博物馆要借展广陵王玺，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冈博览会后，广陵王玺转到名古屋。此前，要准备一个图录，名古屋方面派照相专家来福冈拍照。当把两颗印摆得很近的时候，两印之间出现了在北极和南极常见的那种极光，此后极光慢慢消失。从这个故事来说，出土文物是死的、过去的东西，但当人发现它、研究它、喜爱它时，它又复活了，好像恢复了生命。所以出土文物不是死的。那么它的生命从哪里来呢？它本来是有生命的，但是研究家的热情和仔细分析才能给出土文物以新的生命。

“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宝贵还在于其历史价值。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是个“火”字。一般所见“汉”字右半部是连写的。那么“汉”字右下角刻划成“火”字是偶然的吗？我查阅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但日本几家博物馆收藏的铜印中有这个字；两年以前我去看了上海博物馆藏的“汉匈奴破虏长”、“汉归义氐佰长”(繁体)印，它们上面也刻有这个字。这几个印章在“汉”字右半部的中间都是隔断的。为什么要隔断呢？就是要使“火”字出现在印章上。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

那么五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五行思想有没有跟着这个金印传到日本？日本学者吉野裕子专门研究五行思想。她认为大化改新(645年)以后，日本确实受了五行思想的影响，但此前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种影响。但是从这枚金印来看，公元57年，五行思想可能已经传到日本来了。一种思想传到别的地方去，有时候很快，一下子就传过去了，有时候会花很长时间，需要500年才能接受。五行思想被日本人接受，经过了600年的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金印，这就是240年曹魏赐给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的金印。372年，百济人久氐氏献“七枝刀”。400年从朝鲜传来《论语》、《千字文》，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传到日本的最早的记录了。522年，佛教才传到日本。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日本于57年从中国输入了五行思想，这是日本最早接受的外来思想文化样式。650年，日本的西方出现了白雉(白颜色的野鸡)，是年日本改元“白雉”。当时有个朝臣认为“西”和“白”五行属金，禽鸟五行亦属金，所以这是金德的表现。当时的天皇是水德的，水德依靠金德，金德给水德以营养，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白雉被送到首都奈良，天皇和文武大臣都恭敬地迎接它的到来。这个故事说明，日本五行思想的“德”是属于天皇个人的，而不属于王朝，因为日本没有朝代的更替，一直是一个王朝。所以五行思想要适应日本的情况，它就只能属于天皇个人。

“汉倭奴国王”金印在日本的历史书中很早就提到了，但是没有人发现这个下面是“火”字，我在这里要稍微夸耀夸耀自己，发现的人就是我。我5年以前去大阪的一个博物馆时提出这一观点，馆长金先生证明日本的历史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很得意。遗憾的是，日本学界对此没有反应。

我推测阴阳五行思想是在中东沙漠地区(如伊朗、伊拉克)，即东方和西方的边界处产生的。大致说来，阴阳观念先于五行观念产生。中东的阴阳观念很有特色，阳是绝对的正义，阴是绝对的恶魔，因为沙漠地带白天气温上升，热极了，晚上气温下降，很冷，阴阳对立很强。可是中国思想中的阴和阳没有善、恶的观念，好像是电气的正负极一样，虽然有对立，但也有融合。五行有斗争、有生长，这是一切矛盾的两个方面。后来，中国又将五行和色彩、方位、季节、星星、天神、德目、内脏、十干、十二支等都联系在一起了。

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民间已有五行概念。五行思想在汉代特别流行。我认为，五行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比较科学的。因为每一个东西可以分成五种因素，就跟现在物理学中的元素概念差不多。五行思想现在还可以运用。比如某人属火德，所以经常发脾气。五行思想也覆盖了古代日本人思考的一切内容，直到现在，日本还流行阴阳五行思想。

京都有一个晴明神社。前天，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我特意去了晴明神社。晴明神社供奉平安时代有名的阴阳博士安倍晴明，现在日本很流行有关安倍的漫画。安倍家世代都是搞阴阳五行学的，当时别人要教授五行思想的话，必须到安倍家去得到认可才可有资格。晴明神社的一个特点是喜欢用星形的标志，其他神社没有这种爱好。星形不是一般的图形，有道教和五行思想的背景。安倍神社前有一条小河，现在这个河水量很小了，但好像有计划恢复它的水量。有小河，那当然就有桥。安倍神社是过去安倍神民住的地方，人们有什么事要告诉安倍，只要到“Modori桥下面去讲，就可以传到安倍那里。这桥下面有一个神，好像是用白纸剪出来的，它可以听到人的话，听了就马上回去报告安倍。这个神叫做式神。

五行思想是中国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把文物和过去的传统都否定了，割断了与传统的密切联系。但实际上，日本社会仍然存在着阴阳五行思想，这些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依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日本的茶道。日本茶道所用的炉子叫风炉，这与唐代陆羽的叫法相同。陆羽认为，壶中有水，炉中有火，火下有土，风吹入炉，八卦深意存焉。这种思考也传到了日本的茶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