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上海开埠后租界兴起、中西交汇、开放多元这个特定的历史为背景；从商贸繁荣、市场运作、金融发达这个经济结构形态上对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与经济形态进行了综合评析。内容包括海派书画的崛起与发展、第一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和经济形态、海派书画收藏与海派书画创作的对应等。

基本信息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图书目录(总序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论文汇选)

前言

基本信息

作者：王琪森

ISBN：10位[7807412208]13位[9787807412205]

出版社：文汇

出版日期：2007-08-01

定价：￥26.00元

版 次：初版

开 本：16开

包 张：平装

内容简介

历史有时就像一个万花筒，有些偶然的、并不经意为之的因素出现，往往会导致一种巨大而富有转机的嬗变。海派书画艺苑在清末民初之际，与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这批从宫殿官场上退下的高官、名臣、大吏不期而遇，而改朝换代的时代洪流又挟带着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这个新崛起的艺术流派。于是，历史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种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这批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人禀性正直而为人友善，清刚自律而政声良好，颇得时誉。只是他们怀着“一士不事二朝”的古训和“忠君不二”的旧传。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因而不仅在笔墨创作、风格打造、流派传承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日后培养了像张大千、刘海粟、徐悲鸿等一大批亦是大师级的书画家。

作者简介

王琪森，1954年5月4日生，上海市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播综艺部主任编辑。1978年开始发表评论、小说、散文等。曾赴日本、新加坡举办个人艺展及讲学。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通史》，系上海成人高校教材、小说集《上海六记》、艺术评论集《海上翰墨雅韵》等。在《上海文学》、《小说界》、《社会科学》、《萌芽》、《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青年报》等发表评论、小说、散文、随笔100多万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

图书目录

总序

李伦新

引言

一个滞后、一个遗憾，一个旧结、一个公案

第一章

海派书画的崛起与发展

第一节历史背景：海派文化艺术圈的形成

第二节艺术背景：海派艺术的求变创新

第三节经济背景：海派书画的市场运作与推介

第二章

第一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和经济形态

第一节早期海派书画家的创作状况及生存条件

第二节赵之谦的变通精神与创新意识

第三节任伯年的典范意义与建树作用

第四节清末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

第五节关于任伯年的死后萧条考

第三章

第二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与经济形态

第一节吴昌硕书画篆刻全方位的突破

第二节海派艺术时空中的吴昌硕及其领袖效应

第三节王一亭的从艺经历及商贾意识

第四节王一亭的书画创作与独特贡献

第五节士大夫群体在辛亥年后的华丽转身

第六节海派书画润格飙升的社会经济成因

第七节第二代海派书画家的润格收入及经济结构

第四章

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与经济形态

第一节大海派文化艺术圈全盛期下的海派书画发展综述

第二节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特征和中西交融

第三节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群体构成及创作状况

第四节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的艺术地位及历史影响

第五节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

第五章

海派书画收藏与海派书画创作的对应

第一节海派书画收藏三次高潮的兴起

第二节海派书画收藏的五大名家

第三节海派书画收藏的历史渊源和群体构成

第四节海派书画收藏为创作提供了艺术资源与笔墨参照

第五节海派书画创作为收藏历练了独到的鉴定目光和考辨感晤

第六章

海派书画艺术教育溯源

第一节筚路蓝缕的上海美专

第二节规范严谨的上海新华艺专

第三节培养女子艺术人才的中华女子美术学校

第四节其他各类艺校

论文汇选

展事形态·笔墨语境·觉悟参照

对上海当代书法篆刻创作的述评及思考

老城隍庙豫园的楼匾楹联

董其昌南北宗新论及新考

跋郑家尧

后记曾经沧海般的惶恐与兴奋

前言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

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77，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上海确实就是海!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

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是为序。

李伦新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后记

写完这本书，我整整睡了两天。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被发现的激动和无奈的遗忘所困扰。上海真是个“海”，使我产生了“曾经沧海”般的惶恐与兴奋。

在那个并不算遥远的清末民初及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在那个新旧交替、东西交融的历史形态中，我的海派书画前贤大师，以勃发雄健的创造精神，以中外变通的开放理念，以睿智多元的艺术方法，开拓打造了海派书画艺术的昌盛与辉煌，并由此推动或促进了整个海派大文化圈的繁荣与鼎盛，这真是一个可以培育大师、促成大师，而且产生大师、呵护大师的时代。然而，我们对此的研究却显得那么低迷麻木乃至滞后苍白。我在撰写本书时，想寻找一本有关海派书画家整体研究的著作，哪怕是小册子也行，却出人意外地难以寻觅。尽管有研究某些名画家的著作，如任伯年、吴昌硕、吴湖帆、张大干、刘海粟、徐悲鸿等，但客观地讲，这些书沿袭了以往的老模式，研究方法陈旧，观点雷同，从个人简介到师承何人，从技法介绍到从艺资历等，既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时代氛围的阐述，也没有学术理念上的发现与突破，更没有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更新。

为此，我花了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查阅资料、考证史实、拾遗补缺，力求做到既有客观系统的考察归纳，又有微观深入的评述梳理，并从三个学术层面与研究视点切入：一是从上海开埠后租界兴起、中西交汇、开放多元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切入；二是从商贸繁荣、市场运作、金融发达这个经济结构形态切入；三是从精英崛起、大师辈出、群体优势这个特定的海派大文化圈切入。同时，从城市文化学角度来观照这三个研究切人点，从而突破传统的、封闭的研究模式，折射现代审美觉悟，凸显当下学术理念。

由三个研究切入点所形成的著述构架，也就是对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与经济形态的综合评析。从艺方式包含了特定的海派城市文化背景和开埠的历史发展契机等时代因素。经济方式则体现了海派书画的市场运作及商业支撑。正是润笔的丰厚，需求的增加，使海派书画家的经济收入发生了根本的改观。而从艺方式和经济形态在以往对海派书画家的研究中，往往是被忽略或遗漏的。

在研究及撰写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的理论兴奋点及学术新发现激励着我，使我一直处于一种亢奋状态。

如对任伯年的研究及评价，以往大都局限于技法层面及市俗情趣，实际上，任伯年是中西取法、濯古来新、善于突破的第一代海派书画大师。他曾在土山湾画馆学素描，仅收集的西洋画片就达一万多张。他的崛起，具有艺术典范意义和流派建树作用。正是由于他的变汇通融，使海派书画达到了那个时代应有的艺术高度和市场价值确认，从而打造了崭新的近代海派书画格局。又如吴昌硕，他在1912年定居上海时已是一位69岁的老人，但就在这人生的垂暮之年，仅仅是在数年的时间中，吴昌硕却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从艺术上大师级别的转变到艺坛上领袖地位的确立，这一切正是在上海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艺术时空中实现的。吴昌硕在书、画、印三个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和整体性的创新，不仅确立了海派书画的品牌地位，而且以他为标杆，真正确立了上海在全国书画界的领军地位。因此，客观地讲，正是上海构建了任伯年、吴昌硕的大师成就，孵化了一大批艺术精英。

在海派书画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我发现1912年是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海派书画出现十分强劲的创作势态和高迈的艺术走向，润格也出现了从低价位到高价位的全线飙升，特别是整个海派艺术的人文精神及审美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历史的嬗变？经考证，我发现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上海汇集了一大批清廷高级官吏，他们中有帝师太傅、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郑孝胥等。这些高官名臣、硕学鸿儒在上海完成了从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海派书画家的集体转业换岗。他们巳不是像任伯年、蒲华、虚谷那样的民间画家，而是名流名家，可谓是“名流中的名流，大师中的大师”。如此的高端组合和强势阵容，使海派书画在清末民初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出现了衔华佩实而独领风骚的局面。

同时，不应忽视的是，他们亦为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书画培养了大师级人才，如张大干曾师从李瑞清、曾熙，刘海粟、徐悲鸿曾师从康有为，于右任、马一浮、吕凤子、王蘧常曾师从沈曾植。而1912年，吴昌硕又从苏州来上海定居，从而和这批士大夫书画家携手创造了海派书画的百年辉煌。类似的空白还很多，如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前期代表人物为“三吴一冯”，而后期的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干、潘天寿，亦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们与“三吴一冯”相比，更有现代的文化背景和涉外的留学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四人都有教授资质，刘、徐更注重于东西变通，而张、潘更注重于传承创新。他们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体系和理论构架，亦为日后支撑起了精英之门。对于这样一个海派书画艺术史上最后一个大师级的高端组合，我们的研究还尚未顾及。

海派书画艺术崛起于上海这个现代经济大都市，因而海派书画家的生存、创作与经济形态总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社会经济学原理来看，独立的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支撑，精神的自由也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为保障，而海派书画是近代意义上第一个真正依靠商品经济运作、市场对应生存的艺术流派。正是在社会需求增长、润笔建制完善的背景下，海派书画家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如第一代海派书画家中，任伯年的润格最高，每尺2至3银圆。这个时期的海派书画润格还处于低价位期，但当时的生活指数亦处于低廉期，因此，作为当时大名家的任伯年，其书画收入还是颇可观的。

在他逝世前一年(1894)，他巳积蓄有两三万银圆。

当时的1银圆约折合现人民币80元，以最少2万银圆来算，即现在的人民币160万元。当时的1银圆可换142个左右的铜板，1个铜板可吃大饼油条一付，一碗肉面是3个铜板。当时一个五口之家小康型的月生活费是25银圆。第二代海派书画家的领袖人物吴昌硕的润格，在当时亦是头档。他1912年定居上海时，海派书画的润格正从低价位升至高价位。1922年，77岁的吴昌硕重新推出“缶庐润格”，堂匾三十两(银)，斋匾拾贰两，楹联三尺六两、四尺八两，横直整幅三尺十八两、四尺三十两，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刻字每字四两，每两作银圆1圆4角，可见吴昌硕作为职业书画家收入的丰厚。当时的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白米、8斤猪肉、10尺棉布、6斤白糖、4斤菜油，订一个月报纸。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每月收入为600圆，教授胡适为280圆，辜鸿铭为280圆，钱玄同为240圆。吴昌硕的书画收入远远超过北大校长及教授。海派书画家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富庶，不仅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裕的物化条件，而且使整个流派的艺术创作呈现了强劲势态，从而使海派书画成为当时全国的中心重镇。而以往，对于海派书画的经济成因是忽略不计的。

由于时间及篇幅的限制，对于海派书画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副秘书长唐长发及文汇出版社总编辑桂国强的大力支持。我太太在资料收集及图片的整理上，提供了很大的技术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海上禅风堂王琪森于2007年6月28日时值梅雨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