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之一。

1925年8月，“建国湘军”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参谋长岳森，下辖三个师：第4师，师长张辉瓒；第5师，师长谭道源；第6师，师长戴岳。1926年春增设教导师，师长陈嘉祐。

北伐开始后，4、6两师先后参加了攻占南昌、杭州、南京等地的战斗，1927年4月，渡过长江，占领滁州。后蒋中正发动四一二事变，图谋将二军缴械，二军遂投入武汉国民政府麾下作战，5月，扩编为二军和十四军。二军各长官改为军长谭延闿、副军长张辉瓒。下辖三个师：第4师，师长王捷俊；第6师，师长戴岳；第23师，师长朱耀华。宁汉合流后，二军于年底缩编为第18师。其后，第18师先于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中国工农红军毁灭性打击，后又在淞沪会战中败于日军之手，一蹶不振。

1929年3月2日，国民政府重新编成二军，投入蒋桂战争，朱绍良任军长，下辖第6、第9、第11师和独立第4旅。10月，蒋鼎文任军长、陈诚任副军长，参加蒋冯战争。1930年，该军下辖第6、第9师两个师，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二军投入对红军的围剿，此时仅辖第9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战场，军长李延年，下辖第3、第9和第80师。9月，改辖第9和第93师。武汉会战时，又补充了102师。1939年，辖第9、第103师。1940年，76师加入该军序列。1941年103师调出，以新33师补充。1942年6月，李延年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司令，王凌云接任军长。

1945年抗战结束后，二军改编为整编第九师，1948年9月恢复二军番号，1949年在被歼灭两个师后，由军长陈克非率领，于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为第50军第167师。1950年，167师并入150师，开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简史

谭延闿部（1925年8月——1928年7月）湘军系

该军前身为湘军第三混成旅和第六混成旅。1923年，孙中山为北伐赵恒锡,任命湘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讨贼军湘南第一军军长，任命湘军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佑为讨贼军湘东第一军军长。这时候，北洋政府所属赣军犯粤，北江失陷，孙中山命谭延闿援粤，击退赣军。后改任谢国光为建国湘军第三军军长，陈嘉佑任建国湘军第五军军长。在两军收复北江后，于1924年春奉命东征陈炯明，师至河源。是年秋，移师北伐，由大瘐入赣，克吉安而还，仍担任北江防务。是时，谭将建国湘军缩编为8个团，设湘军整理处，并创设湘军讲武堂，积极训练。

1925年6月，建国湘军参加讨伐杨希闵、刘震寰。事平后，是年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岳森任参谋长，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五、六师，张辉瓒、谭道源、戴岳分任师长。1926年春，增设教导师，陈嘉佑任师长。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7月，北伐军分3路进军，第二军编入第二路军，进攻江西，以消灭孙传芳部。8月，长沙会议决定第二路军各部负责监视江西，防御后方，后蒋介石颁布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9月，总司令部命令第二军与第三、六等军协同动作，初时，各军进展比较顺利，第二军先后占领萍乡、赣州， 9月19日，更由第六军第十九师进占南昌城，后来由于其余各部未能及时跟进，最终导致南昌城得而复失，此时，第二军驻扎在赣江西岸，与驻守樟树的邓如琢部隔江对峙，月底，第二军各部陆续渡江与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第三军朱培德部会合。10月初，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二军和第一军之第二师复攻南昌城，战斗中，戴岳指挥的第六师各团分别组织了奋勇队架梯登城，但守军在城上以火力防守，导致首攻受挫，其后更由于攻方各部未能很好协同，所以南昌战斗再次失利，之后，江西战场一时处于沉寂静状态。直到11月1日，江西战事再起，第二军与第三军等部被编入右翼军，由朱培德统一指挥， 8日，总司令部命令各部发起总攻，城内守军投降，同日，第二军在白崇禧的指挥下，会同第三、七等军组成追击部队，清剿残军。至此，第二军参与的江西战役结束。

1927年1月，北伐军平定江西后，决定向长江中下游进攻，遂将军队编组为东路、西路、中央3路，第二军被编入蒋介石亲任总指挥的中央军，中央军又分为江左、江右两部分，第二军被编入江右军（程潜任总指挥）第二纵队，鲁涤平任指挥官，但期间暂归东路军指挥，由赣东攻击浙江，会攻沪宁线。3月初，第二军归还江右军建制，于3月24日协同江右军其余各部攻占南京城。至此，第二军参与的南京战役结束。

1927年4月，第二军首领谭延闿支持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想利用第二、第六两军驻扎南京城之便，阴谋控制南京城并逮捕蒋介石，由于第六军军长程潜临时变卦，导致计划失败，蒋介石于4月6日命令第二、六两军全部渡过长江，沿津浦路北上，同时命令何应钦的东路军火速向南京集中，并计划赶在第二军等渡江前将其部缴械改编，第二军闻讯，即由鲁涤平率领西移入鄂，归武汉政府指挥，后武汉政府继续二期北伐，第二军则继续留守鄂西。

1927年8月，宁汉合流，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第二军并没有参与此次作战。

1928年7月编遣会议后，国民政府开始对所辖部队进行编遣。第二军被缩编为第18师和第50师，各下辖3个旅。第18师师长鲁涤平，副师长张辉瓒，辖第52旅旅长戴岳，第53旅旅长王捷俊，第54旅旅长朱耀华；第50师师长谭道源，辖第148旅、第149旅、第150旅，后以两师为基干部队，组成第五军。

二、隶属关系：

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5年6月——1926年6月4日）

北伐军第二路军（1926年6月5日——1926年10月31日）

北伐军右翼军（1926年11月1日——1926年12月）

北伐军东路军【临时调拨】（1927年1月——1927年2月）

北伐军中央军江右军第二纵队（1927年3月）

武汉国军政府军事委员会（1927年4月——1927年7月）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7年8月——1928年7月）

三、序列沿革：

1、1926年春，成军时序列：

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参谋长岳森

第4师，师长张辉瓒

第10团，团长谢毅伯

第11团，团长周立贵

第12团，团长邓赫绩

第5师，师长谭道源

第13团，团长罗寿颐

第14团，团长彭 彰

第15团，团长朱刚伟

第6师，师长戴 岳

第16团，团长黄友鹄

第17团，团长廖新甲

第18团，团长刘 凤

教导师，师长陈嘉佑

第 1团，团长余泽笺

第 2团，团长李韫珩

2、1927年4月，鲁涤平升任军长

朱绍良部（1929年——1929年）（中央军）

一、部队简史：

该军前身为在北伐胜利编遣期间缩编而成的第八师和第十三师。

第八师的前身为原贺耀祖之第四十军，1926年8月，贺耀祖率领湘军第一师加入国民革命军阵营，所部改编为独立第二师，贺任师长，1927年3月，所部扩编为第四十军，贺任军长，下辖谷正伦、杨永清、毛秉文三个师，1928年济南惨案中，贺担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替蒋介石担过，辞去本兼各职，军长一职由时任军委会委员的中央军嫡系将领朱绍良继任，后第四十军在编遣会议后缩编为第八师，下辖三旅，朱绍良任师长。

第十三师的前身为原夏斗寅之第二十七军，1926年，夏斗寅率领鄂军第一师参加北伐，下辖万耀煌、张森、晏勋甫三个团，后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受武汉政府唐生智节制，宁汉合流后，所部扩编为新编第十军，夏斗寅任军长。后由于与杨胜治的第十军番号重复，改番号为第二十七军，夏仍任军长，下辖万耀煌、张森两师。后第二十七军在编遣会议后缩编为第十三师，下辖两旅，夏斗寅任师长。

1929年3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达了讨桂令，并将上述两师和陈耀汉的独立第一旅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朱绍良任军长。此后第二军和刘峙的第一军、朱培德的第三军及张发奎、徐源泉等部在3月31日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令后，兵分三路向桂军阵地猛攻，激战至4月3日，桂军的李明瑞部和降桂的何键等部湘军在阵前叛桂降蒋，桂军随即土崩瓦解，蒋桂战争结束。同年10月，国民政府为讨伐西北军，任命朱绍良为第六路军总指挥，第八师改归第六路军建制，第十三师后来改归第三军团建制，独立第一旅后来也扩编为新编第二十六师脱离了第二军建制，至此，朱绍良的第二军在维持了短短的八个月后正式告一段落。

二、隶属关系：

军事委员会（1929年3月——1929年9月）

三、序列沿革：

1、1929年3月，成军时序列：

军长朱绍良

第8师，师长朱绍良，副师长毛炳文

第22旅，旅长毛炳文

第23旅，旅长杨永清

第24旅，旅长陶峙岳

第13师，师长夏斗寅

第37旅，旅长万耀煌

第39旅，旅长朱怀冰

独立1旅，旅长陈耀汉

蒋鼎文部（1929——1949）（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简史：

该军主要是以蒋鼎文的中央军嫡系部队第九师为基干组合成的部队，曾在1946年5月的国军大整编中整编为整九师。

该军的基干部队为第九师，该师的前身为北伐时期的中央军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及军教导团等部，1928年7月，上述各部在编遣会议后合并缩编为第九师，下辖两旅，蒋鼎文任首任师长。

1929年10月，原第二军军长朱绍良升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第二军原来所辖的第八师和第十三师也分别改隶其它军，而空缺的第二军由蒋鼎文继任军长，该军重建时下辖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自兼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和罗霖的独立第四旅。

1929年10月10日，蒋冯战事起，蒋鼎文率领新组建的第二军奉命出征，与顾祝同的第一军同时隶属于刘峙的第二路军，镇守武汉，以策应其余各路部队。后来由于晋军阎锡山未履行冯阎协议，一直按兵不动，并在关键时刻背冯投蒋，致使冯军势单力薄，阻挡不住蒋军的强大攻势，于12月1日退守潼关，蒋鼎文的第二军自组建以来参加的首次战役以胜利落幕。

1929年12月，石友山在南京浦口炮击南京城，通电反蒋，唐生智立即在河南郑州通电响应，并率军联合退驻鄂西的桂军残部及湘军旧部军沿平汉路南下，威逼武汉三镇。1930年1月，蒋鼎文率领的第二军协同顾祝同的第一军和夏斗寅、杨虎城等部与唐军展开激烈战斗，加上阎锡山的晋军挥军渡河，沿平汉路南下与蒋军前后夹击唐部，唐部进退两失据，遂被蒋阎两军缴械改编，从此湘军首领唐生智成了光杆司令。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鼎文的第二军隶属于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参加了此次作战。其时，第二军下辖第六、第九两师，原隶属该军的第十一师已直属于刘峙的第二军团，而独立第四旅已扩编为新编第二十二师并脱离了第二军建制。在中原大战中，第二军起初是配合第三军团其余各部在平汉线与冯玉祥部作战的，5月初第二军驻防在淮阳至周口一线，6月初第二军奉命进攻太康，后来接到改向杞县攻击的命令，从此第二军转向陇海线配合刘峙的第二军团作战，6月中，第二军开始进攻杞县，遇到守军吉鸿昌部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战斗，第二军死伤惨重，其中第六师两个旅都由原来的四千余人下降到两千余人，已无力再取攻势，遂奉命后撤，从此与敌军形成胶着状态，直到冯军下令总退却时，蒋军分六路乘胜追击，第二军奉命经杞县、扶沟、鄢陵，进围洧川的吉鸿昌部，再转进新郑夹击张维玺部，并在新郑将张部缴械改编。1930年11月,轰动一时的中原大战终以蒋介石的最后胜利而降下帷幕。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就立刻把精力放在“剿共”上面去了，但作为其主要对手的红军始终不同于其他军阀，他们比较分散且擅长游击战，所以国民革命军在与其作战中主要是以“师”作为基本作战指挥单位，“师”以上的作战指挥大多以临时组成的方面军、军团、路军、纵队等临时编成的机构充任，而以前的常设指挥机构“军”则一般不再直接参与指挥，基本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第二军也是同样情况，原下辖的第六师和第九师在这段时期都成为了独立作战的单位，分别配属于不同的指挥作战机构，后来第六师还扩编为第八军，师长赵观涛升任军长，正式脱离第二军的序列，所以在这段时期，将着重于第二军的基干部队——第九师的发展情况。

1931年7月初，蒋介石在两次派军队围剿中央苏区遭到失败后，亲自出任“赣粤闽剿匪总司令”，指挥三十万大军围剿中央红军，作为第二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九师在师长蒋鼎文的率领下参与了此次作战，并隶属于何应钦的左翼集团军下辖的第四军团，军团长由蒋鼎文兼任。在此次作战中，第九师开始从南城方面进攻，以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但自从进入苏区后，一直没能寻找到红军主力展开正面作战，直到9月初，第九师在随全军北撤过程中，在江西泰和县和兴国县两地分别遭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埋伏袭击，部队遭到建军有史以来的重创，师独立旅和炮兵团惨遭全歼。至此，第九师已再无能力对敌采取攻势了，只能经富田逃至吉安固守。

1932年5月,蒋鼎文专职负责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指挥工作，不再兼任第九师师长，空缺的师长一职由原国民警卫军第二师副师长李延年提升继任，12月初，新任师长李延年率领第九师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作战，在此次作战中，第九师隶属于陈诚的中路军下辖的赵观涛第三纵队，在总部攻击命令下达后，第九师所在的中路军第三纵队立刻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1933年2月下旬，第九师随第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以图配合其余各路共同夹击红军主力，但由于红军在歼灭第一纵队两个师后主动撤离战场，导致预定的作战计划落空，3月中旬，第九师和第五师作为后纵队协同由第二纵队组成的前纵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进攻，由于中了红军的“诱敌深入”之计，导致作为前纵队主力的第十一师被红一方面军主力围击，期间，第九师等部曾积极救援，但在雷公嵊南端和大排地区遭到红军的奋力阻击，救援失败，第十一师大部被歼，第九师随同余部纷纷后撤，至此，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最终宣告失败。

1933年5月，蒋介石撤消赣粤闽边区剿匪司令部，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国军共动用60个师又28个独立旅，共计60余万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第九师隶属于顾祝同的北路军下辖的陈诚第三路军薛岳第七纵队，战争初期作为机动作战部队集结于南城， 9月，北路军的第6、24等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进攻，第五次围剿战正式打响， 10月中旬，第九师协同第十一、十四、九十四等3个师由南城进抵硝石，增援先前负责进攻黎川的3个师，由于红军受到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竟然放弃前四次反围剿成功的游击战术，实行不顾实际的盲目进攻，致使国军的第五次围剿在首战就获得了主动权，紧接着第九师等部再由硝石进至潭头市，继而占领资溪桥，11月中旬，第九师所在的第七纵队和陈诚指挥的第五纵队共10个师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红军，红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战场，至此红军在此次反围剿战中已经完全陷入被动。

1933年11月，由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将所部五个师扩编为五个军，十个旅升编为十个师，并公然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展开对抗，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司令部设在浙江衢州，总共调动了15个师对蒋、蔡部进行讨伐，第九师也跟随老长官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调去福建平叛，并和第三师同时被编入蒋鼎文自兼总指挥的左翼军，其中李玉堂率领的第三师负责在海军的掩护下在厦门强行登陆，李延年率领的第九师等部越过仙霞岭进攻水口，威胁福州的后背，1934年1月初，李延年率领的第九师突破闽军的水口防线，此时，蒋鼎文统领的各部也纷纷奏捷加上闽军的几位重要将领毛维寿、区寿年、沈光汉等分别率部向蒋军投降，所以第九师顺利占领福州，蒋、蔡发动的“福建事变”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被蒋介石的软硬兼施的方式给平息了。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第十九路军后，随即将其入闽平叛的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第九师隶属于蒋鼎文的东路军的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其中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鼎文兼任，师长李延年兼纵队指挥官，4月上旬，蒋鼎文指挥东路军各部从福建回师，配合北路军进至黎川南部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4月下旬，北路军11个师在东路军的积极配合下攻占广昌城，5至7月间，围剿军各部陆续攻占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此后，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第九师所在的东路军第四纵队及第十、三十六、五十二共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仃推进，并于7月上旬协同其余各部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上旬，在围剿全面开花的时候，第三师第八旅在温坊地区却遭到红军主力的袭击，第九师和第三师余部迅速增援，但遭到红1、9军团的奋力阻击，两部被歼4千余人，为此，纵队长兼第九师师长李延年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10月，中央苏区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正式宣告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4年12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将赣粤闽湘鄂东路军总司令部撤消，在彰州成立驻闽绥靖公署，蒋鼎文任主任，第九师和第八十师隶属于驻闽绥靖公署第十绥靖区，李延年兼任司令官，第十绥靖区的辖区为闽南，后李延年旋改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移至福州，第九师和八十师旋改隶第11绥靖区，从1935年留闽驻防起，至1937年离开福建奔赴抗战前线的两年多时间里，第九师主要以防守要道和小规模的清剿为主，此间并没有和红军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发生大中规模的冲突。

1936年夏，粤系首领陈济棠借抗日之名秘密与桂系李宗仁等酝酿反蒋，所属的两广部队旋整装北上，正式发起“两广事变”，当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得悉消息后，立即部署重兵南下防备，其中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奉命率部抵粤，其嫡系部队第九师也在抵粤部队之列，此时由于蒋介石一面加紧对陈李等部实施军事威压，同时也对陈济棠的粤系进行内部分化，其中粤系重要将领余汉谋、李汉魂等人被蒋收买，临战倒戈，致使粤桂的反蒋同盟不攻自破，陈济棠宣布下野，“两广事变”终告一段落，而第九师所属的驻闽公署部队也返回原驻地。

193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军委会的整军计划共进行了两期，总共是20个师接受了整训，而驻扎在福建的第九师成为20个调整师其中之一，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系统训练，在当时，第九师已经可以堪称为中国最现代化的陆军部队之一了。

1937年7月抗战军兴，8月，原第二军军长蒋鼎文升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师师长李延年升任第二军军长，此次组军初期，第二军下辖第三、九、八十师和独立第六旅，后来第二军奉命北上增援时，第八十师留驻福建沿海地区，第三师改隶第八军，所以当第二军参与抗日首战——淞沪会战时，编制名为一个军，实际下辖的只有第九师和独立第六旅，10月上旬，第二军开赴淞沪前线，隶属于以蒋介石亲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中薛岳的左翼军陈诚第15集团军，10月下旬，第二军奉命扼守老屋及朱北宅一线，11月初，薛岳统领的左翼军由于日军攻势重点的转移，各部纷纷奉命从驻点撤退，而日军一部竟先我袭占安亭，企图截断南翔一带左翼军的退路，此时，李延年亲率第二军主力第九师赶到将安亭夺回，保证了凇沪前线大军的安全退却。

1938年1月下旬，日军挟凇沪之战和占领南京的余威，浩浩荡荡地南北对进，夹击徐州，国军第五战区先后调了60余万军队防守徐州，这样一来，继淞沪会战后的又一大战役——徐州会战正式拉开帷幕，3月底，国军在台儿庄大捷，日军被歼万余人，蒋介石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高级将领深受这次胜利鼓舞，力图坚守徐州，并试图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所以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大批国军部队从各方调至徐州前线，而作为军委会预备军的第二军也是其中之一，4月下旬，第二军奉命担任战区总预备队，布置于旸山、商丘、兰封一线警戒，后为了阻止日军在鲁南的攻势，第二军奉命增援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这样一来国军在邳县北依托禹王山、方头山、艾山、南北劳沟等险要建立起一条防线，利用有利地形，构成坚固阵地，与日军展开了阵地战，有力地阻挡了日军坂本支队的进攻，5月上旬，第二军被编入新编成的第二兵团（陇海兵团），汤恩伯担任兵团总司令，负责指挥各部在豫鲁平原阻击由商丘、毫州出动进犯的日军，此时国军各部在徐州外围与日军纷纷展开激战，但由于装备不良等原因，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5月中旬，在徐州逐渐陷入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徐州，并旋即对前线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第二军所在的第二兵团（陇海兵团）奉命由徐州向西南毫县、鹿邑、拓城、太康、涡阳、淮阳一带转移，后移至宿县，由于宿县失守，第二军被迫与第二兵团（陇海兵团）余部向西突围，后由毫县、涡阳附近渡河西撤。

1938年5月下旬，徐州失守后，第二军由毫县撤至漯河整训，其间任命陈应龙为第二军副军长，6月初，日军继续南下,目标直指武汉，第二军奉命编入武汉保卫战序列，隶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万耀煌第十五军团，但由于当时日军的进攻主要还局限在武汉地区外围进行，所以第二军在第十五军团编成内继续留在漯河整训部队，7月，第二军原下辖的独立第六旅脱离建制，奉命并编入第二十六师，原隶属于万耀煌第二十五军的第一四0师由于第二十五军番号撤消，故拨归第二军建制，此外，还抽调驻粤的第九十三师归第二军建制，此时，第二军下辖第九、九十三、一四0师共3个师，8月初，第二军军长李延年升任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受陈诚的第九战区指挥，而第二军随即从第十五军团拨归第十一军团建制，军组成建制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甘丽初的第九十三师扩编为第六军，第一四0师留归第十五军团建制，所以第十一军团建制下的第二军实际只辖第九师1个师，第十一军团组建完毕后，李延年立刻率第二军奔赴田家镇，负责指挥所部防守田家镇要塞，由于田家镇为武汉锁钥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而李延年部虽名为军团，实际兵力却只有1个师，实力明显不够，所以陈诚特调拨精锐部队第五十七师归第二军临时指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此还亲自电示军团长兼军长李延年，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之最后屏障”，“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徇我国最坚之要塞”，令其“长固久守，以利当局”。9月中旬，日军约1.5万余人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第二军(实为第九师)和配属的第五十七师以及田家镇的要塞炮兵部队在李延年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激战，国军的增援部队也奉命策应，钳制南下日军，由于不攻取田家镇要塞，日本海军将不能溯江而上，所以日军在紧接的数天内，连续增兵并调拨大规模的炮兵部队和海空部队对要塞守军进行狂轰滥炸，守军防守阵地中弹2500余发，几成焦土，在双方激战了12天后，由于武器装备之间的差异，第二军被迫撤离战场，田家镇要塞宣告失陷，此役第二军（实为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100余人，士兵2000余人，配属第二军防守田家镇要塞的第五十七师同样也伤亡惨重，而日军虽然顺利攻占田家镇，可也换来伤亡1100余人的代价。由于失去了屏障，国军士气受到影响，防线彻底崩溃，10月下旬，武汉被日军重重包围，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武汉沦陷。

1938年11月，武汉会战结束，国军开始进行全面整训，第二军也撤至湖南衡阳整训，1939年初移至四川秀山清剿当地土匪，隶属于谷正伦的鄂湘川黔绥靖公署，在整训中，原隶属于第八十六军的第一0三师拨归第二军建制，5月下旬，提任沈发藻为第二军副军长。

1939年秋，第二军从四川换防至广西南宁，11月上旬，昆仑关战役发生后，第二军奉命增援，隶属于徐庭瑶的第三十八集团军，11月中旬，李延年率领第二军抵达迁江，其间，第七十六师从第七十九军拨归第二军建制，并旋即随军在宾阳以东构筑工事布防，11月下旬，提任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兼第二军副军长，12月底，原第二军副军长沈发藻卸任，1940年1月上旬，国军收复昆仑关后，军委会将桂南前线的部队重新做了部署，将昆仑关正面的第五军调到都安、柳州一带补充休整，以第二军第九师接替昆仑关正面的防务，1月下旬，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奉命从宾阳向甘棠前进，以掩护桂林行营的左侧安全，后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敌机袭击，通讯系统全被破坏，徐庭瑶与各部失去联系，致使作战各部处于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同时各部也连续遭到敌机轰炸，道路桥梁受到严重破坏，第二军随同其余各部被迫于2月上旬实行总退却，在撤退过程中，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壮烈牺牲，由副师长张金廷继任第九师师长。

1940年3月初，桂南战役结束后，李延年率领从第二军桂南前线北撤至湖南常德进行整补，直属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5月，第二军奉命北赴湖北当阳、远安打游击战，其间，第二军编制再次发生变化，其中第一0三师改隶第八军，新组建的新编第三十三师列入第二军建制，此时，第二军下辖第九、七十六、新编三十三师共3个师。

1940年6月初，枣宜会战第二阶段战役爆发，李延年奉命率部从第九战区开赴第五战区增援，第二军被部署于龙泉铺至鸦鹊岭、安福寺，在第二十六、七十五两军的第一道防线后组成第二道防线，6天后，日军大规模进犯，其中第三、三十九两师团进至观间寺至荆门一线，国军纷纷后撤，作为第二道防线守军的第二军也退往安远，6月中旬，宜昌终告失守。

1940年9月，第二军奉命开往江南一带整训，直属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其中军部带同新编第三十三师驻建始，第九师驻巴东，第七十六师驻巴东之野三关，全军一面开展部队整训，一面负责扼守入川门户。

1941年9月，为配合第九战区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军委会命令第三、五、六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九战区作战，第二军所属的第六战区部队约16个师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其中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奉命向宜昌外围之敌攻击，与敌转战于宜昌东之宋家嘴、丰宝山场、鸦鹊岭、龙泉寺等地，毙伤敌甚多，并一度攻入宜昌城内，和守军巷战数天，最后只剩下天主堂据点未能攻克，10月上旬，守敌第十三师团死伤惨重，一面组织后勤人员及伤兵投入战斗，一面请求增援，10月中旬，第六战区向各进攻部队下达总攻击令，第十三师团陷入绝境，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可惜正在此时，日军增援的第三十九师团到达战场，挽救了第十三师团的危局，第二军等部被逼退出宜昌城。但此役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由国军主动发起的进攻战役，在此次战斗中，国军共歼灭日军近7000人。

1941年夏天至初冬，第二军虽奉命进行整训，但经常与日军周旋于宜昌、当阳、远安等地山区，基本上没有对部队进行休整，直到11月，第二军才正式奉命调回四川大后方补训，其中军部驻永川，第九师驻壁山，第七十六师驻荣昌，新编第三十三师驻隆昌，其间第二军副军长陈应龙卸任。

1942年3月，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为铲除烟苗，与彝民发生冲突，正在四川整训的第二军奉命派部前往镇压，军长李延年派第七十六师前往西昌归张笃伦指挥，后经过与张笃伦研究后，认为武力解决问题并非万全之策，遂由行辕主动与彝人说和，同时向彝人展示了象第七十六师这样正规部队的炮火威力，不久冲突双方正式达成和解。彝人事件平息后，第七十六师奉命暂时留在西昌，第二军其余各部则继续留在四川整训。

1942年6月下旬，提升原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为第二军副军长，8月初，第二军军长李延年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代总司令，空缺的军长一职由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提升继任，此时，第二军下辖第九、第七十六、新编第三十三师共3个师，除第七十六师继续留在西昌外，其余各部均驻四川整训，其中军部驻泸州，9月，军长王凌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其间，第二军（欠第七十六师）奉命开往贵州省，其中军部驻普安县，第九师驻盘县，新编第三十三师驻晴隆地区，12月，第二军奉命归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

1943年3月初，第二军奉命开往云南省整训，其中军部带第七十六师驻祥云，第九师驻下关，新编第三十三师驻弥渡，不久，陈诚任司令长官的远征军正式成立，第二军奉命调归远征军建制，隶属于霍揆章任总司令的第二十集团军，从此全军上下开始更换美械装备，并接受美式训练，团长以上军官要分批到印度接受美方的军事训练，副团长以下军官则分批到昆明军委会驻滇干训团（也是美军主办的）受训，回来后则由各级军官在美军联络官的监督下对全体士兵进行训练，在受训的一年多时间里，第二军一面训练，一面备战，军，师都分别派谍报队偷渡怒江，侦察地形和敌情，并与当地少数民取得联系，除此之外，第二军还应美方要求，在云县、镇康、耿马等地建造小型飞机场，以便中美双方的侦察机在怒江两岸侦察敌情，受训其间第二军军部驻顺宁，第九师驻镇康，第七十六师驻云县，新编第三十三师驻耿马，。

1944年4月下旬，为了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正式下达滇西反攻命令，在将要强渡怒江反攻的时候，第二军由第二十集团军辖下突然改隶以宋希濂任总司令的第十一集团军建制，在此次作战中，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集团，第二军所在的第十一集团军则为防守集团，主要负责怒江东岸防守之责，第二军除了新编第三十三师继续驻扎在耿马，担任滚弄上下江防任务外，其余各部奉命作为第十一集团军左翼部队于6月上旬渡江，其中第七十六师1个团于攻占平嘎后掩护军主力的左侧，其余主力向象达、芒市前进，第九师于6月中旬攻克象达，续向芒市前进，第七十六师主力于8月上旬攻占放马桥，截断日军龙、芒间的公路交通，随即与第九师合力围攻芒市，由于日军凭借其外围坚固工事据守，第二军伤亡很大，攻击进展缓慢，后得到第六和七十一两军的支援，协同攻击，于11月中旬攻克芒市，在占领芒市后的次天，第二军随即奉命作为左翼攻击军，以两个团分守芒市及飞机场外，主力经猛嘎、猛棒向畹町迂回攻击，目标直指芒友，其间，第九师师长张金廷提任为第二军副军长，另外，在后方留守的新编第三十三师以主力从滚弄上游渡过怒江，进出腊戍、畹町间截击日军，军主力从猛棒攻过畹町河后，侦察到日本守军第五十六师团的临时指挥所所在地，第九师随即发动猛袭，击伤敌战车两辆，击毁一辆，残敌溃退，第九师追击部队于1945年1月中旬到达芒友，同月下旬远征军与驻印军在芒友南坎地区会师。

1945年2月上旬，远征军与驻印军顺利会师后，第二军奉命担任以芒市为中心的龙陵、遮放、畹町等地的防务及修路、护路等任务，3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撤消，新成立以黄琪翔任总司令的中印公路警备司令部，第二军改归该司令部指挥，军部也调至保山附近的光尊寺，部队则一部返国，一部留在缅甸，其中第九师驻祥云，第七十六师驻芒市，新编第三十三市驻禄丰，此时全军的任务就是护路。

1945年4月，第二军新编第三十三师被军委会裁撤，师长杨宝钰调任荣誉第二师师长，6月，原隶属于第六军的预备第二师由于其归建的第六军被军委会裁撤，所以奉命改归第二军建制，7月，第二军改归以关麟征任总司令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指挥，全军奉命从缅甸返国，其中军部驻大理，第九师驻弥渡，第七十六师驻宝山，预备第二师驻保山，此时全军的任务是警备滇西。

1946年3月，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全面内战，国军部队全面实行大整编，第二军奉命整编为第九师，下辖3个整编旅，其中第九师编为整九旅，第七十六师编为整七十六旅，预备第二师编为预备第二旅，此时全师约3万人，全美械装备，驻扎在昆明附近待命。

1947年1月，整编第九师奉命从云南向湖北汉口集结，后接到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命令直接到徐州集结，4月上旬，整九师到达徐州，旋即奉命开往临沂归以汤恩伯任总司令的第一兵团指挥，其间整九师预备第二旅改番号为整四十六旅，4月中旬，整九师进至新安镇地区，随后立即被命令开往衮州归王敬久的第二兵团指挥，几天后，又突然接到命令开往大汶口归欧震的第三兵团指挥，欧震为策应济南战役，命令整九师派部进攻肥城，还没到达目的地，顾祝同又命令整九师开往新泰归范汉杰的郑州指挥所指挥，到达新泰后，立即接到开往蒙阴以东协助整二十五师解救被困孟良崮的整七十六师的命令，5月中旬，到达蒙阴以东，并与整二十五师黄伯韬部取得联系，但为时已晚，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七十六师已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全歼，7月上旬，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胶东兵团司令官，整九师归胶东兵团建制，随后为策应整十一师进攻南麻，整九师奉命向沂水进军，7月中旬，整九师占领沂水，7月下旬，由于整十一师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于南麻，整九师奉命增援，9月上旬，整九师奉命由平度以西之大营向平度进攻，另外因整四十六旅在沂蒙山区损失严重，已把能作战的单位分拨到整九和整七十六两旅，整四十六旅后调补充，所以此时整九师只剩下整九和整七十六两个旅，其间与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九师在平度城外发生战斗，随后占领平度，九月中旬，整九师向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八师守备的高山、勾山阵地发起猛攻，不久占领夏甸，10月上旬，整九师和整四十五师由亭口、高密、潍县增援被困守在范家镇的整六十四师，由于华东野战军的奋力阻击，整九师被阻挡在红石山以东地区，未能按时到达增援地点，致使孤军突进的整四十五师第二一一旅在山阳庄地区被全歼，11上旬，整九师奉命从高密西调潍县，在朱阳、丈岭地区与华东野战军第二、七、九纵队遭遇，并发生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整九师被迫占领大小麻湾、丈岭、刘河埠、万家庄等村落据守，11月中旬，整九师在整六十四师等部的接应下，“交替掩护”地向大沽河以东胶县、城阳地区撤退，随后蒋介石在青岛召开军事检讨会，整九师师长王凌云被指“作战不力”当场被撤职，调任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空缺的师长一职由副师长张金廷提升继任，11月下旬，由于整五十四师主力和整一九八旅分别在海阳地区和现子湾、上下仙游一带被华东野战军包围，整九师第七十六旅奉命增援，结果又被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包围于南阡地区，后由于华东野战军主动撤围，才得以逃脱。

1948年1月上旬，整九师原师长王凌云任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整九师拨归第十三绥靖区建制，而原归属整九师的整四十六旅改隶整五师，此时整九师下辖整九、整七十六两个旅，1月下旬，整九师在师长张金率领下由山东青岛到达湖北汉口，然后由司令官王凌云带领到达河南南阳——第十三绥靖区驻地，随后，整九师在南阳城内修建了飞机场，构筑了城防工事，并对部队开展整补训练，5月上旬，整二十师和整五十八师分别被中原野战军包围于兴隆集、马柳营一带，整九师奉命增援，向马柳营地区猛攻，策应整五十八师突围，两天后，整五十八师被全歼，整九师则退回南阳加强防务，7月间，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获得情报称方城县一带有中共部队的军事仓库，命令整七十六旅副旅长张桐森率领二二八团王英冠部前往搜查掠夺，谁知在柳河地区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全部被歼，只剩下张桐森只身逃回，8月上旬，军委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会议决定取消整编师、旅的编制，所以整九师正式恢复第二军的番号，下辖第九、七十六两个师，原下辖的四十六师改隶第五军建制，11月上旬，第十三绥靖区接白崇禧的命令，放弃南阳，第二军随总部经新野向襄阳撤退，其间原军长张金廷因病调往国防部任中将部员，空缺的军长一职由副军长陈克非提升继任，12月上旬，第二军奉命开往荆沙，并脱离第十三绥靖区建制，改归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指挥，下辖原来第九、七十六两个师外，另外新组建第一柳丝师归其建制。

1949年1月，第二军随第十四兵团主力布防于当阳一带，企图掩护鄂西江防，控制四川门户，2月上旬，解放军江汉军区部队突袭荆门，第二军奉命增援，但路途遥远，直至守军第七十九军被击溃，荆门失陷，第二军的援军方至，对战局已於事无补，3月，第二军布防于宜昌一带，6月下旬，第二军奉命和第一二四军协同作战，向远安、当阳地区实行反击，并收复两座县城，7月，解放军四野部队发动宜沙战役，第二军由宜昌地区北进，与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在当阳东北处发生遭遇战，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各部见状立刻实施迂回包围计划，第二军发现解放军主力的意图后，全线退回宜昌，解放军尾随追击，7月中旬，解放军各部对宜昌形成包围之势，第二军等部惧怕被歼，乘夜向三斗江方向撤逃。

1949年9月，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升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官，第二军改归该兵团指挥，此时第二军主力集中在巴东县城附近，主要负责巴东至野三关一线防务，10月中旬，解放军攻下大庸、永顺后，直接威胁到宋希濂集团的侧翼，第二军协同第一二四军奉命在咸丰、宣恩、恩施一线占领阵地，掩护宋集团主力撤退，11月上旬，第二军先行退入四川，以彭水为中心沿乌江布防，同月中旬，第二军由彭水西渡乌江撤退，撤退中不慎烧毁彭水县城，第二军第九师在逃至彭水县马头山、马草坝地区时设伏，击溃追击而来的解放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第一0八团，致使该团损失八百余人，随团前进的师参谋长安仲琨阵亡。11月下旬，第二军随兵团通过白马山时，被占领山头的解放军截断，只有军直属队通过，后续的第九、七十六、一柳丝等3个师被迫另寻小路南逃，与军部失去联系，12月上旬，兵团司令官兼军长陈克非率领第二军军部直属队到达成都，兵团部兼军部驻扎在陴县县城，12月24日，陈克非率领第二十兵团共12000余人在陴县县城通电起义，而后奉解放军命令移至安岳、乐至、宜宾地区。

1950年初，第二十兵团部的电台收到失去联络多时的第二军各师电报，兵团司令官兼军长陈克非随即命令各部就地起义，各师将领回电“愿随钧座共荣辱”，遂接洽解放军就地进行起义，并奉命向宜宾集结，只有第七十六师一部由师长张桐森带往西昌。

后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第一六七师一部，军长陈克非任解放军第五十军副军长，而以第九师为主的起义部队改编为第五十军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而被张桐森（此时已被中央委任为第二军副军长的虚衔）带往西昌的第七十六师残部于1950年3月在西昌与追击而至的解放军发生战斗，其中228团大部被歼，226团和227团一部于1950年5月向解放军投降，至此，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已走到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