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创建于清光绪27年（公元1901年），初名山东大学堂。一百多年来，这所誉满海内外的百年名校 ，历经山东大学堂、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等历史发展时期，迁徙分合、春华秋实，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科教的重镇。国立山东大学是百年山大辉煌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国立山东大学历史概述

国立山东大学详录：(国立山大建立至停办时期1932~1938 抗战胜利至建国时期1945~1949)

国立山东大学子嗣

国立山东大学历史概述

1928年5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筹办国立山东大学，并组成由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同意，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2年，国民政府又下令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建立之时设有文理学院（下设中文系、外文系、数理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

1936年3月，赵太侔因不满学生运动及军阀韩复榘制造学校财政困难被迫离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6月27日，教育部训令，赵太侔辞职照准，暂由校务常务委员代理校务。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济青来校代理校长。

1937年11月，因战事波及到了山东，学校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全部校舍作为海军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余图书、仪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毁。

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据行政院2月18日训令，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在校职工造册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国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散处各地的以汤滕汉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校友，以发展教育、不忍母校长期中断之热诚，自动组成“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奔走呼号，并请杨振声、赵太侔等前任校长及党政名流联名致电，共同向国民党政府请求在青岛迅速恢复山东大学建制。在有识之士积极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决定恢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内迁停办8年之久，终于在1946年春天于青岛复校。

1946年1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赵太侔为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份正式任命赵太侔为校长，负责复校事宜。山东大学的复校工作在赵太侔校长的领导下开始正式进行。

抗战前，山东大学只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八个学系（中文系、外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复校时，曾想设六个学院三十个系，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将学校扩充为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十四个学系。各院系的设置情况是：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后又增设历史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地质矿物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农学院（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水产系）；医学院（不分系）。另外，还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在旧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山东大学开始了新生。

国立山东大学详录：

国立山大建立至停办时期1932~1938

1932年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国立青岛大学校名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以教务长赵太侔升任。9月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接任校长后，在原有基础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长杨振声治校成规，更加重视广聘专家学者，充实教师阵容，致使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当时文科不但有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张煦、洪深等知名教授，理科也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理学院长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河南教育厅长、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物理系主任蒋德寿教授是留学英国的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化学系主任汤滕汉教授，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德国政府特许优等药化学师。生物系主任曾省教授，是法国里昂大学博士，著名寄生虫学专家；刘咸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博士，在国际上也负声誉；童第周教授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

1932年夏，教育部接受山东省政府建议，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学校的院系设置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决定，将教育学院停办，学生大部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少数转入本校中文系；增设工、农两学院。工学院暂设土木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设研究、推广部，暂不招本科生。研究部从事山东地方主要农产的改良，设研究生若干人，以国内大学农科毕业生充任，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推广部以向民间传播研究成果为主旨，并附设农业传习所，专收农家子弟，实习改良农作。将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数学、物理两系合并为数理学系。

一年的实践证明，数学、物理虽不分系，也须分组，故下学年起两系又重新分开。农学院至1934年度才正式开办，并聘原生物学系主任曾省担任院长，但因经费缺乏，始终未招本科生。至此学校的院系设置基本固定下来。

国立山东大学的院系设置有自己的特色，曾经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

国立山东大学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把教学放在首位。由于师资力量较强、水平较高，当时的课程大多由教授担任。特别是一些基础课主要由教授担任，如闻一多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国文，梁实秋曾为一年级学生上大一英文。 据当时的一些学生回顾，学校大多数教授工作勤奋，态度诚恳，诲人不倦，教学质量甚好。如杨振声、闻一多、洪深、老舍等教授讲课，内容充实、分析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生动感人，引起学生的广泛兴趣。汤腾汉、童第周、王宗清等教授讲课，既有科学先进性，又经过反复实验，有自己的创见，使学生大受启发。学校对学生平日学习和考试的要求虽然都很严格，但使学生感到是教师在激励自己、爱护自己和精心培育自己，从而能做到师生间亲密无疏，思想共鸣。学生既尊敬老师，又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严谨笃实成风。

学校在教学上很重视基础，同时也根据教授的专长，广开选修课程。如1932年中文系所开课程，必修课有：大一国文，名著选读，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先秦文，音韵学，诗学概论，中国小说史，汉魏六朝文，词学概论，目录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戏曲概论，唐宋以降文。选修课有：中国学术史概要，毛诗学，楚辞学，赋学，乐府诗研究，说文研究，古器物学，音韵学史，经、史、子专书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古文字学，唐宋诗，汉魏六朝诗，诗、词、文家专集。这些课程，在当时一些大学来说，是属于门类齐全的，体现了学校以文科见长的特色。生物系也以其师资优势和青岛的地理条件，开设动植物学、人类学、鱼类学、昆虫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等十五门必修课，动植物学研究、经济植物、进化论、细胞学、藻类学、海洋学等十三门选修课。这在当时全国大学的生物系中，也是课程较全、水平较高，并且有自己特色的。

教师们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如姜忠奎讲授文字学，就要求每个学生都得篆写《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的部首。黄孝纾讲授古典诗文时，讲文章，就要学生摹写文章；讲诗词，就让学生练习作诗、填词。这种教学方法，学生自然学得扎实。

教师们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精神。在这方面，以中文系丁山教授表现最为突出。他要求学生读古书时不看、或尽量少看前人的注释，避免为旧说所囿，让古人牵着鼻子走。教师们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熟练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在学生寝室中，大都备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等工具书，学生们在阅读唐宋以前的古籍时，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它。

学校在教学和研究中还重视联系实际，力求为工农业生产尽些力量。如化学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山东药物进行过研究和解析，对青岛印染业进行具体考察和探讨，既做到为生产服务，又有较好的教学质量。生物系对海洋生物进行重点调查研究，为开发祖国海洋事业提供科学资料和数据。农学院对莱阳梨病虫害的防治，对山东棉花品种的改良，都列为专题，指定专人，订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研究，甚受欢迎。有的业务部门拨出经费，派人参加，共同协作。这种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直接纳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做法，确实是难能可贵的。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学校进行视察，视察结束后，教育部的训令中指出：“查该校近年设施，尚能秩序稳进，殊为可嘉。文理学院以理为主，而以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两系辅助中外文语文之基础训练，事属新创，用意尚佳。化学方面注重中国药材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滨生物之研究，至为切当。”

与此同时，学校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与能力。在这方面，生物学系教师表现最为突出。生物系学生从二年级起，就各授以题目，在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不少学生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文章。如本校出版的《科学丛刊》第一期（1933年1月出版），共有19篇文章，该系学生就占4篇，即《捕章鱼之调查》（张奎斗）、《青岛产前鳃类介壳之研究》（肖庆恒）、《青岛蛙与蟾蜍之研究》（任树棣）、《青岛的棘皮动物》（高哲生）。

为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派的争论，活跃学术空气，学校在办学初期曾在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增加学术演讲一项，后又把它正式定为学术演讲时间，由学校、院系负责人及教师们作演讲。并且，还利用青岛的地利条件，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做学术报告。如蔡元培、秉农山、冯友兰、顾颉刚、罗莘田、倪尚达、经利彬等，都曾到校讲过学或作过学术演讲。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10月至1937年5月，各次学术演讲全文或摘要在校刊上发表的，就有206篇。通过这些活动，师生们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从而推动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

为了开辟学术园地，发表师生的科研成果，学校曾于1933年及1934年先后创办了学术刊物《科学丛刊》和《文史丛刊》，但前者只出两期，后者仅出一期。与此同时，为了切磋学术，练习写作，学生中组织了各种学术、文艺团体。有的还出版刊物，发表文章与作品。其中影响较大、成绩较为显著的，是励学社与刁斗文艺社。前者于1934年1月创办综合性杂志《励学》半年刊，前后共出7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至蜚声海外，连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也曾致函该社，全份订购该刊；后者亦同时创办不定期文艺刊物《刁斗》，共出两卷6期，在第二卷第一期内，还载有周学普先生所译列宁的一篇文章：《作为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此外，还有一些学术、文艺团体与报社协作，出版周刊，随省、市各报发行。如素丝社出版的《素丝》周刊随山东日报发行，征程文艺社出版的《社会与文学》周刊随青岛晨报发行，潮音文艺出版社的《潮音文艺》周刊随济南民国日报发行，文刊编辑社出版的《文刊》周刊、新文学会出版的《新地》周刊以及大众科学社出版的《大众科学》周刊，随青岛民报发行。这些周刊的出版，对促进山东文艺的发展以及在普及科学常识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由于师资力量雄厚，水平较高，设备较为完善，所以，学生的质量远比私立青岛大学、省立山东大学时期为高。这可从学生数次参加自然科学考试竞赛获奖一事得到证明。中山文化教育馆，为鼓励国内青年研究自然科学，特设中山奖金一项，曾于1934年和1935年举办两届征文考试竞赛。第一届以生物学为主，有15所大学各选4名学生参加，共录取特等生6名，甲等生8名，乙等生11名，丙等生17名，丁等生1名。山大选送的4名生物学系学生全部录取，其中特等1名（张奎斗），奖金100元；甲等2名（高哲生、庄孝僡），奖金各60元；乙等1名（刘萃杰），奖金30元。如将每等成绩合成百分数，则山大成绩应占特等的17%，甲等的25%，乙等的9%。第二届自然科学考试竞赛，以物理学为主，分考试竞赛及征文两部分，征文又分著作及译述两种。规定全国各公、私立大学各选3名物理学系学生参加竞赛；征文部分各选两名，但须在各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并在有关学术机关服务者才能参加。山大参加考试竞赛的3名学生，田金棠获得甲等奖学金70元，金有巽、章琨各获得乙等奖金40元；征文部分，许振儒获得著作类甲等奖金140元，王寿衡获得译述类丙等奖金80元。此次竞赛结果，山大选送5人，全部入选。此外，原毕业于山大化学系并留该系作助教的勾福长，曾于1937年3月，以《制造骨胶之研究》一文，荣获严特约纪念工业化学征文第一名（本届征文仅取2名），得奖金200元。本届奖金主持人还函告学校，表示要将这篇论文在国内著名化学杂志上发表。同年，化学系助教郭质良(该系毕业)，以《山东酒曲之研究（三）》及《中国化学工程》等论文，荣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本届特种科学奖金500元。当时申请此项奖金者达200余人，而得奖者仅10余人。。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山东大学共招收八届学生，毕业四届，因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奉命停办，后面四届学生转入中央大学和其他大学毕业，有的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国立山东大学校址，系接收原私立青岛大学旧址，经与青岛市政府多次商洽缩减，尚有410亩，校舍12座，除大礼堂及十至十二校舍为平房外，其余尽属楼房。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的农工矿商法医六专门学校校址，先后分拨山东各机关应用，仅留农专一处给山大，有宅基及桑果苗林等共365亩，房舍620间。山大农事试验场即设于此，后改为农学院。

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工两学院八个系全在青岛，原有校舍不敷应用，建筑又无专款，只得预储款项，以为建筑之用。这一时期，先后建成的主要建筑物有科学馆（1933年3月）、体育馆、工学馆、水力试验室（1935年11月）、化学馆（1937年7月）等。自1930年至1935年度，建筑用费近四十万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14．6%。这些室馆的兴建，表现了当时学校偏重于发展理工的趋向。化学系、工学院都有自己专用的系馆，数学、物理、生物三系合用科学馆，而中文、外文两系仍在旧楼。这些建筑告成后，基本上解决了教学用房及实验室紧张的状况。

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929年12月，当时所藏图书，是从前私立青岛大学和原省立山东大学接收过来的，为数极少，而大半是旧日课本，多不适用。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大量采购中外文图书，至1936年度，图书总数已达87，805册。其中中文图书65，287册，外文图书22，518册，中外文杂志1，208种，54，116册。至1935年度，图书用费共计213，383．54元，占同期经费支出的8%。由于经费不足，山大在采购图书时，更加注重质量。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委员会，规定各系所需要的参考书，必须由系主任签字负责，然后交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再由图书馆在各系的图书预算项下统一定购。

山大不只重视采购已经出版的精良图书，也对本省的先颖硕儒著作抄本努力搜求。如栖霞牟陌人曾著有《诗切》未刊，由图书馆借来手抄本抄录存馆；又有即墨黄宗昌著《崂山志》已刊行外，其家尚存有《崂山丛谈》和《崂山艺文志》，皆为原稿手抄本，尚未刊行的，均借来抄录存馆。外文图书，曾重点采购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名著，有许多珍本入藏。西洋定期刊物，如英国的Contemporary Review、 Fortnightly、Nineteenth Century, 美国的Current History、Foreign Affairs等，均补购了整套杂志，这在其他大学也是不多见的。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国立山东大学学生不断爆发反帝爱国运动。赵太侔校长对学生运动甚感不满，唯恐搅乱教学秩序，招惹事端，采取劝服和压制的手段，因而遭到学生强烈反对。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时期，赵太侔凭借校长地位，通过校务会议，两次开除进步学生，引起了学生和多数教职工的极大不满。再加上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夺取山东大学，自1936年1月起，借故将省协助山大经费每月减为15,000元（原为每月30,000元），为学校制造经济困难。困境中，1936年3月，赵太侔被迫离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于28日复电慰留无效。赵太侔在离校之前，于3月13日主持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推举张怡荪、陈之霖、张逸樵三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临时主持校务。6月27日，教育部训令，赵太侔辞职照准，暂由校务常务委员代理校务。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济青来校代理校长。林济青曾任私立齐鲁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时任山东省府委员。林济青洋官气十足，政客军阀作风严重，引起一部分教师的不满，加上国难当头，时局动荡，一些知名教授相继离校，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也大都易人。这期间，除未走的教师外，又陆续新聘教授、副教授、讲师30余人，并添建了化学馆，教学科研工作虽然照常进行，但学校已出现由盛变衰的迹象。

1937年11月，因战事波及到了山东，学校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等分三批运出：第一批257箱运至西安，旋又转运万县（宜昌）；第二批837箱运至浦口，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运至汉口，转运万县。未能运出的财产，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全部校舍作为海军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余图书、仪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毁。

学校在万县上课不久，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据行政院2月18日训令，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在校职工造册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国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

抗战胜利至建国时期1945~1949

国立山东大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办，又随抗日战争胜利而复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从教育界来说，复员教育、振兴华夏已是当务之急，但国民党政府却忙于“劫收”和准备内战，对于复员教育并不积极。当时，散处各地的以汤滕汉为代表的山东大学校友，以发展教育、不忍母校长期中断之热诚，自动组成“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奔走呼号，并请杨振声、赵太侔等前任校长及党政名流联名致电，共同向国民党政府请求在青岛迅速恢复山东大学建制。在有识之士积极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决定恢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内迁停办8年之久，终于在1946年春天于青岛复校。

1946年1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赵太侔为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份正式任命赵太侔为校长，负责复校事宜。山东大学的复校工作在赵太侔校长的领导下开始正式进行。

一个大学，在其奠基阶段，能否谋得一个较强的师资阵容，是这个大学以后能否振兴的关键，赵太侔校长到校后，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延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除聘请原在山东大学工作的教师回校任教外，还聘请了一另外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有的甚至登门聘请。当时先后受聘的学术界著名人士有：朱光潜、舒舍予（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燫、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这些专家学者，除朱光潜、游国恩因客观原因未能应聘，舒舍予虽应聘后因赴美未能到校外，其余均于1946——1947年先后到校，分别担任各系教授，有的兼任院系负责人，使山东大学复校后有了较强的师资阵容。这就不但保证了复校后的教学质量，而且为学校日后的发展和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复校舍是山东大学复校过程中的重大难题。学校原有校舍，青岛沦陷时多为日军占为兵营，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为美军占用。在收复校舍的过程中，工作艰巨，极费周折。当时，学校的总务长兼复校委员会主任周钟岐，临时觅定胶州路伪东亚医院旧址为复校办公处。为了收回青岛的原有校舍，周钟岐总务长不辞艰辛，据理力争。赵太侔校长赴青后，也积极奔走，亲自找美军驻青司令交涉。在交涉过程中，美军以救世主自居，态度蛮横，竟把占住的山大校舍说成是他们从日军手中得来的“兵营”，声言“万难让出”。在多次交涉无结果的情况下，周钟岐总务长急中生智，想法对付美军蛮不讲理的态度。他商请青岛《民言报》编辑（兼美国合众社的驻青访员）用合众社访员的名义发一新闻稿，并在报上登出。内容是：山东大学复校万事就绪，专候美军让出校舍即能上课云云。美军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又怕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方将所占用的校舍先行交出欧阳路一处，复校筹备处遂由胶州路迁入办公。后经进一步交涉，又将鱼山路五号、大学路三号、武定路廿九号、德平路四十号和四十二号、绥远路十八号、广饶路四号至九号及广西路等处一并交回学校使用。八月初，校方又与美军在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签订协议书，言明一俟美军撤离，再将大学路原校舍交回。学校收回上述校舍后，确定鱼山路五号为大学本部及文、理两学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作为先修班之用。大学路三号及欧阳路作为教职员工宿舍。当时这些校舍仅勉敷应用，直至青岛解放美军撤离，原有校舍方全部收回。 抗战前，山东大学只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八个学系。复校时，曾想设六个学院三十个系，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将学校扩充为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十四个学系。各院系的设置情况是：文学院，分设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以后又增设历史学系）。理学院，分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动物学系、植物学系、地质矿物学系。工学院，分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农学院，分设农艺学系、园艺学系、水产系。医学院，不分系。另外，还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山东大学开始招生。在招生过程中，按照教育部多设考区的规定，学校除在青岛招生外，还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济南七地设立招生办事处。各地高中应届毕业生及失学青年，听说山东大学招生，踊跃报考。计各考区考生5871人，经初试和复试，共录取本科生518人，先修班学生185人。

由于坚持对学生严格要求，复校后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符合录取标准的，并做到优中选优。

图书仪器是办学的重要设备。复校时，学校留存在青岛的物资早已荡然无存，内迁四川并入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又因交通阻滞，运输困难，至10月底始运回青岛，总计仪器六十余箱，图书九十余箱。六十余箱仪器多已残损，无法使用；九十余箱图书，计有西文书3398册，线装书5166册，此即是学校唯一的教学设备。后经学校请准青岛市敌产处理局，接管德日文书籍6674册，代管中国工程学会日文书籍5349册，又有私人赠书约2000册，复购到中西文图书8321册。至此，图书方面较前稍有充实。

复员经费是筹备复校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复校时，不仅校舍、实验工厂等需要修建，而且一切设备均需重新添置。因此名为复校，实则新创，仅修建、设备两项费用，至少需法币三十二亿七千万元（折合美金九十七万三千元）方可敷用。教育部原定拨给学校的修建费仅七亿元，不仅难以恢复旧观，且无法按时开课。为此，赵太侔校长多次致电教育部，再三陈述困难，才追加复员经费一亿五千万元。经费寥寥，不敷应用，为了保证复校工作顺利进行，学校财务部门精打细算，一再压缩开支。如1947年度学校经常费由二千四百万元缩减为一千五百九十万元，校本部和五院经费也只有五千五百六十七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除积极向教育部申请和谋求社会赞助外，还发动教职工自己动手建立仪器修造厂，自行试制各种急需的仪器，克服了一些困难。这样，使学校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复校筹备工作。

为了报道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教学科研经验，复校后第一次校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讨论了校刊的复刊问题。会上决定山大校刊于1946年10月25日正式复刊，由刘康甫、牛星垣、邵式銮、高哲生、郭宣霖组成绩辑委员会，由刘康甫任主席，年星垣为负责集稿及编辑人。校刊复刊后，报道了学校的工作动态，交流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经验，记载了复校工作的情况，为山东大学复校的经过和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原始资料。这是校刊编辑委员会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和学校重视舆论工作分不开的。 1946年10月25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赵太侔校长致词说明：山东大学是因抗战而停办，又因抗战胜利而恢复。在半年多的筹备期间，经同人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现在能够开学上课了。回想在八年长期抗战学校停办期间，真不知何日才能恢复。今天能够复校，实在值得庆幸。山东大学自筹备复校到正式开课，先后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较之青岛大学的筹备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要快得多。而且当时抗战刚刚胜利，时局尚不稳定，经济和交通诸条件都远不及当日，其进展可谓迅速。这是与广大教职工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分不开的。 山东大学复校后，学制与课程基本上沿用抗战前学校的一套做法，把“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根据这一原则，学校要求学生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了解，既掌握渊博的科学知识，又有实际的驾驭能力。

学校规定，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四年，其中工学院五年、医学院六年（解放后工学院缩短为四年，医学院缩短为五年）。学生学业管理是学分制，每学期每周授课一小时为一学分，实验及无须课外自习的课目以二至三小时为一学分。各学院学生除第一年级外，每学期所修科目以不超过二十一学分为原则。考试分为临时试验、学期试验、前期试验、毕业试验四种。学生成绩分为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丙（60分以上）、丁（60分以下）四等。凡某科目成绩列丁等者为不及格，不给学分。如系必修课须重修。修业期满和试验及格者，依学位条例授予学士学位。

与学分制并行的是必修制和选修制。学校规定，三民主义、中文、英文、体育为各院系学生共同必修课。文科学生还要必修生物课及其他一门自然科学。在共同必修课外，各系又按照自己的教学要求，规定了各自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目表（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大致相同）。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选修课目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须经系主任签字批准，以控制选课，使不致过滥。 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安排，既保证了培养人才的方向和需要，又适当照顾了学生个人的志趣，使学生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自学其他与专业相关的知识，锻炼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各系教师不仅注意教给学生一般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而且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学习与创造能力。如中国文学系的冯沅君教授，在教学中，她不仅鼓励学生多读书，而且极耐心地传授阅读的方法，如泛读、精读、圈点评注、质疑探索等。她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艺术分析的能力。她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首先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认真地分析其结构肌理和表现手法，要用心考证作者采用了哪些重要技巧，这些技巧对表现主题思想起了何种作用。但除了对作品本身仔细鉴赏外，还要把握住许多与作品相关的因素。如对艺术媒介物的外在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功能，戏剧的曲调、体制等特点），对作者生活史和创作意图的研究，比较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研究各种形式的艺术史等亦可获得除作品以外更多的美感经验。冯沅君先生认为，这种从作品本身出发，兼顾其他因素的分析方法不但能帮助同学鉴赏文学和提高写作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对某作品的研究，推定某种文学艺术的起源、演变及其发展现状，从而写出有分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她在1947年出版的《古剧说汇》，正是这种有分量的著作。在提高学生的艺术分析能力方面，她的经验是：第一，多阅读、善比较、勤思考。这样久而久之，就可以迅速地分辨出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特点，及其优劣、长短。第二，通过对与文学并列的姊妹艺术的鉴赏，薰陶内在的艺术气质。如多听一些音乐，多看些戏曲、绘画，势必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气魄和情韵。冯沅君先生的这些经验，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就是以现在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系都非常重视发挥教授在教学中的作用，总是把业务好的老教授推上教学第一线，不仅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由教授担任，而且一些重要的选修课也大多是由有经验的教授承担，像中文系的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丁山、杨向奎、萧涤非、黄孝纾教授，物理系的丁西林、王恒守、郭贻诚、王书庄教授等均承担过基础课、专业课及重要的选修课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方法方面，各系也纷纷进行探索，注重联系本系学生实际，形成具有本系特色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欢迎。如物理系教师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方法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而非注入式。具体做法是：1.奋其志，激其情。教师带着情感，有目的地介绍一些科学家的光辉事迹，激发学生树立献身科学事业的雄心壮志。2.引其疑，发其智。教师在讲课中，有意识地布疑，以激发学生积极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然后通过集疑和辨疑，培养学生动脑、动口解难的本领。3.启其思，反其馈。教师一方面通过点拨，诱导学生深思，以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方面结合实际和课本，设计出一套题目让学生去做，通过做题来检查学习效果，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以系统化和深化，从而把知识转化为能力。4.寓言传于身教。教师力求通过自己讲课内容的创造性，使学生对创造性的理解具体化、形象化，从而鼓舞同学们发挥创造性。采用这些方式教学，教师和学生之间常常互相发问，互相辩论，气氛活跃，效果较好，很受学生欢迎。 在学习方法方面，物理系的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给学生们总结出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种是奠基式，一种是宏观式。所谓奠基式，即在学习中，从微观入手，注意积累大量资料，切实掌握基本知识，使自己的学识架构在一个稳妥、雄厚的基础上。所谓宏观式，即从宏观入手，抓大局、抓重点，对所学知识不要背，但求懂。对于资料性的东西，亦只记出处，不费太多的时间抄写，要紧的是认真记下读书后第一眼形成的印象和心得。在学习中，善于从全局来了解和跨越局部的困难，大踏步地前进。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犹如建筑楼房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是先在工地上一砖一瓦地积累大量材料，然后再绘图、搭架，从大量材料中精选良砖好瓦，一砖一瓦地铺就。后者则是在绘图的基础上先搭起房架，然后再去搬运架构楼房所必须的良材，缺什么，搬什么，不怠工，不费料。方式固然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能建起一座高楼大厦。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方式？丁西林、郭贻诚等教授认为，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对于记忆力好、能博闻强记的人，不妨采取前者；但对年龄大、理解力强的人，后者却大有裨益。 如前所述，山东大学复校之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开始，师生还能安心工作和学习，故复校后的一段时间，教学、科研活动较为活跃。但自1947年5月底起，因物价飞涨，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人心浮动，教学、科研活动均未得到深入开展。学生退学、休学者大有人在，一些学生未到毕业就离开了学校。

山东大学复校后，按照当时教育部的指令，设立了训导处。训导处的“实施原则”虽明文规定：“本校训育人员尽力避免表示政治的色彩，不为任何党派谋特别的便利。”但其实质却是国民党在学校设立的情报监视机构。训导长刘次箫即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专员（解放后被镇压），他把持的训导处目的在于控制师生思想，破坏爱国学生运动，这在后来的学运中暴露得最为明显。

广大师生虽然处于训导处的严密控制之下，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美帝国主义者肆意枪杀中国人民、侮辱中国妇女、强占山大校舍、殴打山大学生等罪恶行径，同学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反抗情绪与日俱增。这一时期，一些爱国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山大校园内陆续出现。

各院系的社团，有中文系的“长风社”、“莽原社”，外文系的“奔流社”，工学院的“大冶炉壁报社”、“拓荒社”，农学院的“野草社”，医学院的“医海社”等。跨院系的社团，有“大众音乐团”、“一、一、一音乐团”、“方生剧社”和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等，共约二十多个。学生中的这些社团组织，名义上与自治会、同学会、系会等团体一样，均在训导处的领导之下，但实际上却有许多与党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他们除组织同学们开展一些“合法”活动外，还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刊。当时，不少社团办有读书会，积极向大家推荐《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进步作品。有的社团还在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在校内秘密办起了交流、传阅进步读物的小型图书馆。有的社团则秘密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各进步社团还办有丰富多彩的壁报，壁报内容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反对学校南迁等。特别是“第三者”和“民主墙”壁报，经常张贴抨击时局的文章，鼓励同学们起来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这一类壁报和刊物，虽不为训导处所承认，也屡遭破坏，但在同学中却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在促使同学们日益觉醒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各进步社团中，联系群众最广泛、在校内外影响最深远的要算“大众音乐团”和“方生剧社”。它们是当时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团结青年学生的富有战斗性的组织。参加“大众音乐团”的成员不仅有山大的同学，还有许多校外的中学生，先后共约六百人。他们经常在山大工学院的大教室内练唱，所唱歌曲大型的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马思聪的《祖国大合唱》等，短小的有《抗日战争歌曲联唱》、《到敌人后方去》、《插秧谣》、《团结就是力量》等。1949年初，为了庆祝收回曾被美军侵占的山大校舍，“大众音乐团”在大学路的小礼堂举办了轰动全市的大团圆晚会，连续演出六个晚上，场场座无虚席。“大众音乐团”举行的这些活动，不仅在启迪同学们心灵、陶冶情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同学们借此充分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方生剧社”亦通过自己的演出活动，为唤起广大同学的爱国情感，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剧社刚一成立，就为救济困难同学公演了话剧《岁寒图》。在大团圆晚会上，他们演出的揭露特务暴行的独幕话剧《开锣之前》及一些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活画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激励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斗志。在欢庆青岛解放的大喜日子里，“方生剧社”又与“大众音乐团”联合公演了大型歌剧《王秀鸾》、《赤叶河》，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当时，“方生剧社”的演出条件十分艰苦，剧社演出的舞台布景、道具和灯光设备，全部由社员捐钱、捐物，自己动手制作。而且当时处在反动派覆灭前夕的白色恐怖之中，剧社成员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但同学们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团结战斗。在演出中一丝不苟，演出后，亦经常围坐在舞台上进行总结，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因此，这些演出活动，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战斗作用，而且对于演员同学本身的成长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校后，山东大学各进步社团，不仅能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激励着广大同学，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特别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他们配合全国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许多社团还积极参加了解放前夕的护校活动，在保护学校的完整和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解放前夕的山东大学，被人们誉为青岛的“解放区”。 山东大学自1946年2月复校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三年多的时间，全校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全国革命形势，进行了多次反美反蒋斗争，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规模较大的斗争有：三次反美怒潮，“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特刑庭”斗争，反南迁护校斗争等。在这些斗争中，同学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方向，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国立山东大学子嗣

（一）政治系迁至济南，组建成山东省政治学校，现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二）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与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两系合并，成立青岛工学院。后来迁至武汉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现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

（三）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工学院合并，现为山东大学南区（即原山东工业大学）。

（四）农学院的水产系留校（后分出），农艺、园艺和植物病虫害三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农学院合并，现为山东农业大学。

（五）理学院的地质矿产系、采矿工程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的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并入吉林大学）。

（六）厦门大学海洋系理论组部分教师并入我校，组建新的海洋系（后分出）。

（七）医学院因受校舍的限制，暂缓调整。1956年青岛工学院迁去武汉时，使用该院校舍组建成青岛医学院（1993年并入青岛大学）。

（八）1954年高教部拟改变现有高等学校的布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某些高等学校内迁和增加新的专业，其中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山东大学等。当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河南郑州。后来教育部经过审慎研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郑州改为由山大派人去郑州筹建一所新的大学，并给以师资支援。在决定把学校迁往郑州时，学校即派总务长刘椽、总务处主任秘书董树德、总务科长于健、基建办公室技术员刘岩等26人前往郑州筹建。经过两年的努力，在1956年夏完成了主要建筑，秋季招生上课。学校从文、理各系选调一部分教师支援，这就是今天的郑州大学。

（九）1956年外文系学生并入上海外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

（十）1959年冬，留在青岛的海洋、水产、地质三系从学校正式分出，独立建成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的血入流入了包括了现在山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吉林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内的数所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