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之起，先是韩山童、刘福通在汝（今属河南）举事，后来韩山童战死，刘福通又拥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今安徽亳州）建立宋政权。钱氏在《序》中说明了列《宋小明王》于该书卷首的原因：“序录开国群雄，首滁阳、亳都者，何也？志创业也。”其后则有徐寿辉在蓟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张士诚在泰州（今江苏泰州）起事，占据高邮（今江苏高邮），建立大周政权，方国珍盘踞海上，取温州、台州、庆元（今属浙江）等地，郭子兴起于濠州（今安徽凤阳），朱元璋依靠郭子兴，借重韩林儿，“数月而馆甥

书名：国初群雄事略

又名：开国群雄事略

作者：钱谦益

出版时间：1626年前后

基本信息

结构介绍

作品情感

内容介绍

作者立场

作者的历史局限客观一面

史料引用

作者的褒贬之意

作者简介

其他作品

作品价值

基本信息

传记，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作者生平及本书遭毁缘由，请参见《初学集》一文。

结构介绍

《国初群雄事略》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前后，共十五卷。《绛云楼藏书目》称该书为《开国群雄事略》，实为一书。该书记述了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领袖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明■、张士诚、方国珍，以及元将扩廓帖木儿、陈友定、李思齐、纳哈出、察罕、何真、何荣十五人的事迹。先后有汉唐斋马氏、兰味轩庄氏藏钞本（十五卷）、清钞本（不分卷）、黄丕烈藏钞本（十四卷）、张尔田藏钞本（十四卷）、沈韵斋藏钞本（十四卷）等。近人张钧衡以马氏，庄氏藏两钞本相互校订，定为十二卷，收入《适园丛书》，刊刻行世。该本是钱氏诸多著述中最后刊行的一部。1982年，中华书局又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校清钞本及《适园丛书》本，标点后出了铅字本行世。

作品情感

元朝末年，各地农民揭竿而起，打出了反抗异族统治者的旗号，一时间，历史风云变幻莫测，华夏大地处处金戈铁马。每逢多世之秋，必有非常之事，亦必有非常之人出，他们的事迹行略，在历史大背景的映衬之下，往往披上了一层传奇色彩，染上了一丝浪漫气息，令后来读史者遐想不已，感喟不已。尽管该书的撰者钱谦益在《序》中说明了作是书的原因：“用是系以年月，疏其始终，仿司马迁《楚汉月表》之意，俾后世有观矣。”难道在发兴亡之叹时，英雄们的轰轰烈烈的事迹，以及宏大的历史变革的场面，就不会在钱谦益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文人身上激发出一种情感方面的投入吗？

内容介绍

郭子兴于至正十二年率众起事，当时朱元璋前去投靠，“闰三月一日晨旦，太祖抵濠城，守者缚而欲斩之。有人报于首雄（郭子兴），良久得免，收入步伍。几月，拔长九夫。……既长九夫，王常召与言论，久之，王知太祖非可久屈，收为家人，亲待同子弟”。

又“皇上居元帅府数月，王谓曰：‘汝单居，当为汝婚。’王暮归，与夫人饮食，语及斯事，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招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反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也。’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也。”所节选的这两段事略写了朱元璋崛起之缘由，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所引的两段史事皆明人所撰，是以对朱元璋多歌颂赞叹敬重语，亦可从中见出历史的遗迹来。不久，郭子兴把兵权全部交给朱元璋，随即生病而殁。是时，刘福通、韩林儿声势日烈，朱元璋被封为左元帅，但“上（朱元璋）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后从诸将议，欲藉为声援，从之。纪年称龙凤，然事皆不禀其节制。”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的野心和老谋深算来。十年后，朱元璋羽翼丰满，遂派廖永忠沉溺韩林儿于瓜洲江中，建立明朝。

作者立场

该书中作者是站在朱明王朝的立场上为这段历史作记的，因而对于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记述均含有一定的倾向性。首先从《序》中，我们便能感到这一点：“元失其鹿，斩木揭竿，鱼书狐呼之徒，汝、颍先鸣，淮、徐响应，濠城遥借声势，因缘起事，而滁阳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赵，徐城之逋寇也，俨然踞坐堂皇，指挥奔走，所谓微乎微者也。滁阳既殁，孤军无倚，假滦城之虚名，?虚崖山之余烬，用以部署东南，号令天下。定台城，开吴国，建帝王公世之业。日月出而爝火熄，于是龙凤之君臣事业，风销烟灭，杳然荡为穷尘，而论为劫灰矣。嗟夫，安丰之振甲，宁逆耳于青田；瓜步之胶舟，终归狱于德庆。”字里行间显出了对朱元璋的推崇，以及认为朱才是真命天子的想法。而“次伪天完（徐寿辉），次伪汉（陈友谅），次伪夏（明玉珍），志割据也。次东吴（张士诚），次庆元（方国珍），志监窃也。”则对其他农民起义领袖用了轻蔑或贬抑的称语。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封建王朝各个派别相互之间打来打去，最后必有一家平定天下，于是成为“正统”，而其他失败的对手呢，则全被他贬为“贼”、“寇”、“盗”了，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信夫！作为一个命运系于君主之手的封建文人，钱谦益当然不会想着对“正统”观念发生怀疑的。

作者的历史局限客观一面

如果排除了作者的历史局限之外，总的来说，《国初群雄事略》还是有其客观的一面的。如该书还录了扩廓帖木儿、纳哈出、李思齐、陈友定、何真等人的事迹于后几卷，并在《序》中说明了这样写的理由：“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扩阔（帖木儿）、陈友定终焉。”尽管还是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有天下必有一个皇帝的封建旧观念出发来为其作传的，但毕竟还是有其历史的客观性的，正如其接着所写的：“于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国之君也，惟其聪明自用，优柔不断，权分椒涂，政出奸佞。宠赂于焉滋章，纪纲为之委替。沙河之溃师，费以亿万，而败将归踞于台湾；高邮之围寇，功在漏刻，而大军立卸于城下。省院之驳议未决，而航海之宝贿直达于宫中；江淮之壁垒方新，而旷林之干戈相录于阃外。驯至抚军之院，朝设而罢；讲解之书，此奉而彼格。

南讨之诏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师旅已捣燕南。然后仰观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为也，宁有及乎！《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之人主读仪鉴之诗，而以庚申为车，虽与天无极可也。”其中对元朝君主的才能是有所肯定，而不带夷夏之辨的偏见，分析元朝失败灭亡的原因，纯从其朝政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而这么写也是由于作者是要为当时及后世的读者提供历史教训的。再联系作者所处之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交兵正酣，而朝中魏忠贤、客氏又恃宠专权，阉党人横行不法，正直之士屡遭贬斥，联想到这些背景，我们似乎可从前面一段话品出更多的味道，像“惟其聪明自用，优柔不断，权分椒涂，政出奸佞。宠赂于焉滋章，纪纲为之委替。”这样的话，难道仅仅是一般历史教训的总结，难道不是对当政者隐约的劝谏？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了。对于后五卷中所述将领，钱谦益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史料引用

在《河南扩阔帖木儿》一卷中，通过大量的史料引用，一方面突出了扩廓帖木儿专横跋扈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写出了其“勇刚毅、临敌不屈”的一面：“上（朱元璋）幸汴，遣老保（扩廓之舅）招谕王保保（扩廓之汉名），保保鸩杀之。”而通过朱元璋的话来赞扬扩廓帖木儿，可见作者对其不乏称许之意：“元灭，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太祖（朱元璋）尝获其家属，厚恩以招来之，终不至。一日，大会诸将，问曰：‘我朝谁为好男子？’或对曰：‘常遇春。领兵不过十万，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谓好男子也。’其后，民间每相消曰：‘常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钱谦益如此称赞扩廓，自有表白自己的孤忠之意。然而造化常常捉弄人，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取南京，时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率先投降，终于没有能成全其气节，为后人所不齿。对于陈友定，书中也颇多赞叹处。如：“先是，上（朱元璋）遗使招谕友定，友定大会诸将，杀使者，置其血酒■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

作者的褒贬之意

“友定见势穷蹙，乃与副枢谢英辅、参政文殊海牙诀曰：‘大事已去，吾无以报国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乃退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黎明，我师入城，友定气未绝，遂舁之出水东门外，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友定至京，帝将释之，授以原官，曰：不降，伏‘铜马’（古炮烙刑也）。友定伏之。命■其尸。”其事迹真是可歌可泣，催人发奋。对于降明的李思齐，纳哈出，何真等，钱谦益也不吝赞词。对于纳哈出，引了《太祖实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其忠心和诚朴：“上初获纳哈出，以为元世臣子孙，待之甚厚。纳哈出居常郁郁不乐，上遣降将万户黄俦察其去就，俦见纳哈出言上所以待遇之意。纳哈出曰：‘蒙主公不杀，诚难为报。然我北人，终不能忘本。’俦以告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谓徐达等曰：‘纳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归，今强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还。’达等以为虏心难测，若舍之去，恐贻后患，不如杀之。上曰：‘无故而杀之，非义。吾意已决，姑遣之。”连一向多疑刻薄的朱元璋也对纳哈出如此看重，那么作者的褒贬之意显然更清楚了。

作者简介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其他作品

《国初群雄事略》是辑录当时所有的各种史籍中有关的史实，由撰书者攒辑而成。从中可以看出钱谦益治史的路径和功力。该书每述一件事，除要引用正史中的材料外，还要引大量杂史、笔记、文集等，显示出了独特的治史方法。在《宋小明王》一卷中，钱氏一共引了《元史》、《草本子》、《元史续编》、《庚申外史》、《死节诗后序》、《太祖实录》、《皇明纪事录》、《龙凤纪略》、《鸿猷录》等二十全种文献，其中俞在《皇明纪事录》、《秘阁元龟政要》、《龙凤纪略》的原书现已亡佚，愈显出《事略》一书中史料的可珍贵处了。《事略》中还附以校勘记，对所引史实的疑问错讹处，均有详备的考证和按语。如《河南扩廓帖木儿》卷后的校勘记中，即有二十处改正，中如：“‘得志者方命’，原本讹‘方’为‘妨’，据《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二改，”“‘据其省治’，原本讹‘治’为‘城’，《元史》卷四六《顺帝九》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条载：‘戊申，孛罗帖木儿遣竹贞等入陕西，据其省治。”又“‘癸酉’，原本讹‘癸’为‘己’，《太祖洪武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十月条载：‘癸酉，兵至泽州，故元平章贺宗泽、张伯颜等引兵遁去，遂取之。’据改。”由此可以看出，钱氏引史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考证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我们从这些方面也可品出该书的价值来。

作品价值

《国初群雄事略》是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重要史料。由于钱为乾隆帝所不喜，其书曾被禁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