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进士。累官辽州刺史。贞祐四年，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请升辽州为节镇，廷议辽州城郭人户不称节镇，而文振有功当迁，乃以本官充宣差从宜都提控。兴定元年，诏文振接应苗道润，恢复中都，会道润与贾仝相攻而止。

金史文振治辽州，深得众心。兴定三年，迁遥授中都副留守，权元帅左都监，行河东北路元帅府事，刺史、从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东山二百余村，迁老幼于山寨，得壮士七千，分驻营栅，防护秋获。文振奏：“若秋高无兵，直取太原，河东可复。”优诏许之。十月，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与张开合坚、台州兵复取太原。四年，诏升乐平县为皋州，寿阳县西张寨为晋州，从文振之请也。

金史文振上疏曰：“扬子云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有天下者审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后，郡邑萧然，并无官长，武夫悍卒因缘而起以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竞，以相侵攘，虽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领其职，所为不法，可胜言哉？乞行帅府擅请便宜，妄自夸张以尊大其权，包藏之心盖可知也。朝廷因而抚之，假权傅授，至与各路帅府力侔势均，不相统属。陕西行省总为节制，相去辽远，道路梗塞，卒难闻知。故飞扬跋扈，无所畏惮，邻道相望，莫敢谁何。自平阳城破以来，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复往来布扬声教，但令曳剌行报而已。所司劳以酒食，悦以货财，借其声，共欺朝廷。奸幸既行，遂至骄恣，变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为之忧惧也。乞分遣公廉之官，遍诣访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实。伏见泽、潞等处刍粮犹广，人民犹众，地多险阻，乞选重臣复置行省，皆听节制，上下相维，可臂指使之，则国势日重，奸恶不萌矣。”是时，泽、潞已诏张开规划，不能尽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马使术甲赛也行帅府于怀、孟而已。是岁，封晋阳公，河东北路皆隶焉。

金史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摄行州事，朝廷重于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摄刺史，提控伯德安杀之，夺其职。河东行省以陈景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诬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问，安辄逐之。耻受臣节制，宣言于众，待道路稍通，当隶恒山公节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犹向慕不已。臣征兵诸郡，安辄诡辞不遣。臣若兴师，是自生一敌，非国家之便也。闻安有女，臣辄违律令为侄孙述娶之，安遂见许。臣非愿与安为姻，为公家计，屑就之耳。自结亲以来，安颇循率以从王事，法不当娶而辄娶之，敢以此罪为请。”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谕之。文振复奏：“武仙所统境土甚大，虽与林州元帅府共招抚之，乞更选本土州县官，重其职任，同与安集，可使还定。”宣宗用其策。

金史五年，文振奏：“臣所统岚、管、庾、石、宁化、保德诸州，境土阔远，不能周利害，恐误军国大计。伏见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过人，深悉河东事势，乞令行元帅府事，或为本路兵马都总管，与臣分治。”诏文振就择可者处之便地，仍受文振节制。

金史上党公张开以厚赏诱文振将士，颇有亡归者。诏分辽、潞粟赈太原饥民，张开不与。文振奏其事，诏遣使慰谕之。文振复申前请，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岚、管以西诸州，制可，仍令防秋后再度其宜。文振请分上党粟以赡太原，诏文振与张开计度。顷之，诏以石州隶晋阳公府。

金史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帅府惟良得罪召还，文振奏：“近闻惟良召还，臣窃以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岁，政尚宽厚，大得民心，今兹被召，军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几，{山义}尖之众作乱，逐招抚使康瑭。乞遣惟良还林州为便。”不许。

金史文振上书：“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诸公府、帅府并听节制，诏谕百姓使不忘遗黎之意，然后以河南、陕西精锐并力恢复。”不报。文振复奏：“河朔百姓引领南望，臣再四请于枢府，但以会合府兵为言。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复河北，人心将以为举河朔而弃之，甚非计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

金史二年，诏文振应援史咏复河东。是岁，辽州不能守，徙其军于孟州，以部将郝安等为文振副，护沿山诸寨。文振辞公府，诏不许。顷之，文振部将汾州招抚使王遇与孟州防御使纳兰谋古鲁不相能，复徙卫州，然亦不可以为军，迄正大间，寓于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