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论?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灌输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关系的理性认识，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灌输”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实践证明，灌输是把真理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有效途径。因此，准确把握灌输论的历史发展进程，科学认识灌输论的当代价值，对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灌输论”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灌输概念。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同年9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谈到反对“把庸俗习气灌输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使用了“灌输”这一概念。[1]12月，恩格斯在《新道德世界》上发表文章指出：“请允许我提一下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本小册子大得多……这幅画在德国的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2]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批评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经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3]而后，恩格斯在1887年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4]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不能只强调灌输让人们背得烂熟就行，而必须把灌输与自我教育、自我体验相结合。恩格斯不仅强调了灌输，而且指出了灌输的方法。虽然，在向无产阶级传播科学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使用了“灌输”这一概念，也从多角度阐述了灌输论的基本思想，但是，由于这些论述都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信件中，他们并未将这些思想系统化为科学的理论。

考茨基在“灌输论”的科学化、系统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1888年，考茨基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加因斐纲领》的讨论和最后定稿工作。这个革命纲领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向无产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当中去。而1901年11月通过的新纲领否定了原纲领中“向无产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意识、教育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地位及其任务的必要性”，因而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的批评。同年，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对“灌输论”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社会主义意识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两者虽然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的。二是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三是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见，考茨基对“灌输论”的形成和理论化作出的重要贡献。[5]

列宁对灌输做了全面系统、具体生动的阐述。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明确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然后灌输到工人中去，并帮助工人领会它。1900年，在《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中，他明确指出：“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党”。列宁认为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是组成革命政党的必要条件。列宁不仅指明了灌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明确了灌输的内涵。1902年3月，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6]“从外面”不仅仅是指从工人群众头脑的外面，更主要的是指“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从外面”灌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并不了解和掌握的先进意识；二是指导工人从政治角度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性质，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见，列宁当时提出“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并不仅仅是指向工人提供解答某些问题的现成结论，最重要的是指引导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这些论述高屋建瓴，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第一次对灌输论最生动、最全面、最具体的论述。

斯大林坚持“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把工人运动和社会结合起来”的观点。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斯大林还指出：“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造出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7]因此，斯大林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要想在工人阶级中生根发芽，真正地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必须把它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

二、中国共产党对“灌输论”的运用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思想和理论的灌输。在灌输的运用方面，注重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灌输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灌输论起到了凝聚民心、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第一批运用灌输论的人之一。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这里的“贯注”其实质就是灌输。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曾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8]而正确的政治观点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要靠思想教育，要靠我们的党、政、工、团联合起来，不断向人民群众传播正确的思想观点，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等错误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9]并进一步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些言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灌输论，而且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

灌输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思想上。邓小平指出：“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10]他曾谈到：“学生从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在总结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时，邓小平表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1]这就是说我们曾在一段时间里忽视了对人民的教育，忽视了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从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教育。如何加强呢？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论，并特别强调要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方法，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更加扎实有效。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为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灌输理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开辟了“灌输论”的新境界。这些思想包括：一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2]三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3]。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方法要“适应新形势要求，思想工作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大众传媒和文化设施，采取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所欢迎的方式方法进行。”[14]“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15]江泽民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及其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开展“三讲”“四信”教育、弘扬“五四精神”、“四个如何认识”等重大课题，为如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如何贯彻灌输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从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全局高度，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理论是对以往灌输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倡导对全党全民进行普遍教育，特别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二是提出了“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重要理念，这为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三是指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主体，胡锦涛强调“要切实加强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这三支队伍建设……使他们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16]这一论述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组织保证。四是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目标任务。胡锦涛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要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努力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胡锦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使灌输论在中国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三、“灌输论”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灌输论的理论渊源及我党对灌输论的丰富和发展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灌输论是我们赢得革命胜利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只要我们不墨守成规，头脑僵化，而是讲条件、分对象、重创新地坚持灌输理论，那么灌输理论在现今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灌输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依托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17]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本质的东西引导和牵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控制和制导整个社会意识走向。这就需要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而灌输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依托路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认为，通过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然之途，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但是它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同理，对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把握认知也不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学习、教育等自觉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通过灌输的路径来实现。这里的灌输并不是指自上而下的强输硬灌，不存在灌输“形式居高临下且手段方法粗暴单一、灌输内容虚化且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灌输主体‘长官化’且缺乏问题和创新意识等缺陷”[18]，而是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特征、科技变化和我国国情，创新一切有效的科学形式，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下，通过科学而有力的舆论导向、文化辐射和制度安排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正反面教育，使主导思想社会化的科学灌输，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其次，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最基本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即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政治、道德等内容，只有为受教育者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各自的某种深刻而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现实的心理能量以及个体意识和行为习惯，才能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量。[19]从而用自己的行动去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同时，以自己的行为维护着社会所倡导的政治思想、政治秩序和政权，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或者作为物质生产者为社会创造着物质价值，或者作为精神生产者为社会创造着精神价值，或者作为社会细胞为社会创造着道德、文化继承、种族延续等综合价值。这就达到了社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预设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得以实现。这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灌输。教育者首先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把社会要求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等“灌输”到受教育者头脑中去，为受教育者将这些内容转变为自己的思想奠定基础。第二阶段，接受。有了明确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加之教育者的悉心引导，受教育者就会有选择地接受教育者给予的各种教育影响，并将之转化为个体的意识和动机，完成“内化”阶段；第三阶段，“外化”和评价。受教育者把个体的意识和动机转化为良好的行为和道德习惯，也就是“外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实质是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联系，对个体行为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由此可见，只有当教育者把社会所要求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等“灌输”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才有接受的可能，才能对教育信息和教育行为产生认同感，进而“外化”为自觉行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才能得以实现，换言之“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前提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最基本途径。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灌输的作用呢？首先，灌输的内容不仅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要有利于受教育者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次，教育主体要具备与完成自己教育职责相匹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坚定的政治信念、神圣的职业使命感、高昂的工作热情、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再次，灌输的方法要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针对不同的受教育者类别采取最能使其接受的教育方式，运用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使抽象的教育内容形象化、形式多样化。

再次，灌输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方式。“青年代表未来，青年创造未来。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20]因此，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培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21]这为我们培养政治“合格”、思想品德“可靠”的人才指明了方向。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能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而且，转型期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和多元化的现实容易诱发青少年的信仰危机和理想信念缺失。此外，青少年自身社会实践经历和经验不足的现实情况也需要以科学理论去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说必须靠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去。只有通过对青少年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帮助其逐步地由少到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将其培养成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