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博士群，是指一种官场中官员拥有博士学历的人比在高校中拥有博士学历的人多的一种现象。按道理讲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应该在高校而非官场，因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求具备高学历，即使出现这种现象也无可厚非，毕竟官员的集体素质提高也有利于国家行政，但是，这种现象建立在大多拥有博士学位的官员通过权力寻租而来的假文凭、假学历时，这就是一种畸形化的发展，将影响整个中国的文化根基。

概况

官场博士群背后

现象

根源(制度畸形化发展 教育发展的负面效应 官僚化思想作祟)

影响

概况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博士理应是学有专长之人，从事的基本上都是与文化教育相关的工作，所谓教书育人做学问是也。然而，以敢言著称的话题校长、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却一下子捅出了一个真相：“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用不着定量分析，仅凭大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大致印象，就不难确信纪校长的这一惊人之论。

尽管按道理讲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应该在高校而非官场，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官场还是高校，本身都无可非议，各有道理，关键是这些博士本身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按部就班地经过正当途径得来。

官场博士群背后

鉴于多年来教育腐败与官场腐败同流合污、相生相长，整个博士群落的可信度与权威性已经大为降低，尤其是官场的诸多博士本来就是“双假”材料(“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因此，从端正学风来说，对生产“官场博士群”的高校腐败必须严厉打击；就端正政风党风和社会风气而言，也理应对“官场博士群”验明正身，否则让那些惯于弄虚作假的官员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威风八面，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

从世情常理来看，博士官员多了，显得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了，本来是好事一桩。如果是按部就班培养出来的博士从政成风，虽说往往用非所学、所学难用，但也不能说就不行。问题是“官员博士群”里相当多的人，是从政之后“弄”来的博士文凭。对此大家用不着多费脑筋，就不难想见，这些博士文凭的来历大成问题，道理很简单，经过好几轮党政机构精简，现在的公务员队伍相当精干，公务繁忙得已经到了不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步，更甭说脱产学习占留职位了。

这就意味着，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相当比例的博士官员，根本不是正儿八经地通过寒窗苦读得来的文凭，而是靠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与个别高校教师甚至领导的私下勾兑利益输送，或者校方为捞钱而大办各种学位班变相卖文凭，以此钓取的博士学位。诸如此类的做法，直接败坏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风气，也给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涂抹上了不名誉的油彩。

现象

有报道说中国的博士数量目前居世界第一，这让因为诺贝尔奖而倍感失落的中国人很是骄傲了一回。但当得知“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这样的消息以后，国人似乎再也没有了那种骄傲的情绪，重又回到了失落当中。

官者必是高学历，必是修养者，似乎早已成为了普遍的共识。于是从学历和官位、职权发生联系之日起，不少官员们就为晋升“玩”起了文凭游戏。最有本事的是不学也不考，凭权威和挂名获得文凭；次有本事的用公款交学费、跑关系，与高校互通有无换来学历；最没本事但也是“最高尚”的官员，则花钱请“枪手”写论文甚或代考，自己参考试也是打点好之后走过场。只要想把某文凭拿到手，他们几乎没有办不成的。 这就是当前的“国情”：即“权力对学历的巧取豪夺”、学界和官场狼狈为奸联手辱没学问、官员“假学”的阅历以及他们的“学有所成”。

不久前被双规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就是弄虚作假混文凭的高手。他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只有中专学历，但随着职位不断升迁，其学历也不断”升格”，首先透过“在职读研究生”混了个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弄了个洋学位，成为美国夏威夷一所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尽管该大学的学历根本不获美国教育部门承认，却无碍他以“双硕士”头衔在官场上步步高升。

根源

制度畸形化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从中央到地方，高学历成了仕途发达的“通行证”。而且录用、选择干部的门坎也水涨船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然而，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越发成为官场 “灾难”。

令人尴尬的是，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初衷是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国家队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选拔官员成了无关官员执政能力，无关群众意见，只要文凭高的“文凭崇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育发展的负面效应

根据教育部此前的统计公报，1998年中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6万人。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也显示，2007年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的扩招也属正常。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官僚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学术成了行政的附庸，教授不是忙着搞研究而忙着跑官场。行政化之下的学术，使得官员获取文凭犹如囊中取物。

官僚化思想作祟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术以权威谋资源。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曾尖锐的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官场博士群，根源就在于国内高校日益严重的学术官僚化。如果没有学术的自治，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校园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含金量十足的学位证书，也不可能遏制官场文化中日益浓厚的文凭崇拜主义。此外，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政府还应该更加尊重民意，更加民主，改变单纯的“文凭决定”观念。

影响

如果大批博士充实到官员队伍，应有助于改变官场人文生态。但“最大的博士群体”的博士头衔有一些是来自权力寻租，不是先成博士再成官员，而是先成官员再设法“当上”博士。

一些大学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晖的在职大专学历和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才引来舆论的赞扬。在对其政绩无多少了解的情况下，这种推崇更多出于对权力文凭的厌恶。

更大的恶果在于，它加剧了官场乃至社会的粗鄙化，文化更得不到尊重。“博士，不就是老子一句话嘛”相信有个别官员会这么想。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文化得不到尊重，当然首先在于某些文化人不自重，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尊重文化的社会是可怕的。

时代，官员基本被“高学历”读书人垄断，甲榜进士出身被视为仕途正统。历史证明，无论学识能力还是道德水准，这样一个阶层总体上属于社会的中坚。有钱有势可以捐官买官，但科举公正的底线难以逾越，捐官买官与科举正途的差别也是泾渭分明，甚至高官厚禄权倾一时者，还会为自己的非科举出身而自卑。这当然有负面的影响，但却保证了科举选拔的大体公正，也是“士有特操”的一个精神支柱。从这个角度看，官场的权力文凭，表现了权力通吃的极端化，表现了现在退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