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参，1906年4月出生于湖北潜江龙湾，家境中等，在龙湾读完初小后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此间加入共产党（具体什么时间，几乎很难查证了）。1924年假期回家，因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而离开家庭。此后行踪不知。有说他去沙市，有说去长沙，还有说武汉、上海等，事实上，他早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党员，被湖北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去学习了。

黄埔军校第4期从1925年秋季招生，陆续入学，1926年3月经考试升为正式学生，3月8日开学，10月毕业。和关学参同一期的学生名录中有刘志丹（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林彪、段德昌（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等。在网上看到黄埔第3期学生黄铁民（为第4期教员）回忆：当时黄埔军校的师生和干部，有左派与右派，两派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左派是以周恩来为领导的，以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开展了激烈的、经常的斗争。青年军人联合会，分组织、宣传、调查三科，最初由蒋先云、李之龙、关学参等担任之，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

黄埔期间，他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参加了东征，打败了陈炯明。 这次东征，黄埔军校学生军表现最为英勇，全歼陈炯明部，广东地区得到统一。关学参驻扎潮安和汕头期间，与彭湃、赖玉声、杨石魂、邓颖超、周恩来一起开展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帮助慧来地区的盐民与盐霸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促使当地盐业工会很快发展到800多人。黄埔军校结业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会工作。他利用返回家乡探亲的时机，向当地青年宣传进步思想，并嘱咐旅省学生胡时先组织龙湾青年共同探讨处事道理和应走的方向，胡时先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因为关学参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在有些回忆中，称关学参为周恩来的秘书，在早期革命活动家李春涛的传记中写到，李经常与周恩来及其秘书关学参联系，请示汇报有关《岭南民国日报》的报道内容，使该报成为中共党的舆论工具。

国民政府北伐方针确立后，关学参积极参与北伐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参加了著名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1926年6月21日至24日），会议持续4天，会议由邓演达主持，李富春任大会秘书，参加大会的都是一些著名人士如周恩来、陈公博、林祖涵、熊雄、顾孟余、邓颖超、郭沫若、包慧僧、恽代英、丁默村等30多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仿效苏联红军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后来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贯彻下去，并取得了军队建设的伟大成就，所以这次会议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草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关学参连续三天参加了讨论，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没有参加，是因为会议第三天决定关学参、陈启修、李合林、熊雄等为战时出发准备委员会委员，要求他们在5日内完成各种政治宣传的准备工作如工具、旗帜、通信联络方法、宣传品运输、报告及报表等。

另根据《黄埔军校前6期的共产党员》（网上资料），1926年底周恩来赴上海工作，由熊雄接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军委的工作人员有黄锦辉、麻植、关学参、穆世济、朱恺等。

大约是这次会议后，他成为第7军政治秘书。黄埔军校毕业后，根据《文史春秋》所回忆的关于韦拔群在东兰发动农民运动的情况记载，关学参在1926年10月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秘书的身份参加东兰农案善后委员会，前往广西东兰，该委员会共7人，包含关学参在内2人为共产党员。在进行调查农案的同时，他们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悉数开除出党，使东兰县的国民党党部掌握在左派手中。他们受中共广西省委的委托，到东兰开展党的活动、发展新党员、建立东兰党组织。就是这一时期，发展了韦拔群加入中共党组织，后来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在调查过程中，当地豪绅曾经拒绝合作，关学参和陈勉恕带着12名武装人员，深入虎穴，豪绅还是避而不见，关学参说如果再不出面，将以武力说话。这时候豪绅才不得已接受他们的调查谈话。东兰农案善后委员会于1927年1月7日形成《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调查报告，送交省政府并撤回南宁。南宁召开了一次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关学参报告调查情况。在关学参等人的努力下，南宁各界召开大会声援东兰农民，抗议非法逮捕印刷东兰农案消息的工人。梧州、桂林、桂平等地的工会、农会也纷纷发出支援东兰农民的通电；在广州，由共产党主编的《政治周报》、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月报》、《农民运动》相继刊载了5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致电慰问广西东兰被难农友的消息以及调查报告等，都坚决支持东兰农民运动。在强劲的革命风暴席卷之下，广西国民党右派军政当局被迫释放关押的印刷工人，对东兰农运惨案作出了比较公正的处理：对县政府相关人进行处罚；令第七军司令部拨给农军子弹，以充实力；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龚寿仪；承认东兰农运是合法的，并恢复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以胜利告终，作为第七军的代表，关学参显然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七军军长系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系黄日葵（中共产党员）。此事后，第7军把共产党员看成眼中钉，设法挤走他们。据黄日葵相关资料中显示，关学参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30多人，被以到前线慰问的名义，派到前方，在安徽被李宗仁解散，然后企图将他们杀害。他们一行人走避上海，然后辗转回到武汉。关学参进入总政治部任秘书科长。

据杨逸棠《第一次国共合作见闻片段》，1927年3月改称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负责人都是邓演达，直至大革命失败。总政治部的共产党同志有章伯钧、李民治、李合林、潘汉年、王人路、朱文华、周梦莲、杨逸棠、关学参、恽代英(后期任秘书长)、朱代杰(后期退出)、郭沫若(后期参加)等。

5月5日，他和毛泽东、程维新、邓恩明、周以粟、邓演达等一起欢送“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奔赴战区开展农民运动。5月8日，他带领31名干部前往驻马店，开展各项组织工作并得到广泛欢迎。

《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中有1927年5月邓演达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

职部奉令出发前方工作，因人多车少，分为三批行进，曾于本月十六日先后到达驻马店,暂驻驻马店之南大院天主堂内，各批人员随时随地对于一切工作无不猛力进行。……第二批官长三十一人，由组织科长关学参率领。此批原定五月四号出发，嗣因车辆缺乏，迟至八号正午始行登车，二时抵刘家庙，因无车头，遂于车上宿营。九日下午四时始附挂独立十五师军车，由刘家庙开抵杨家寨。因前途有红枪会破坏消息，遂停车于此，至十日二时行抵广水。又因十五师开赴罗山剿匪，不能前进，遂延至十一日夜半抵武胜关。十二日午抵新店，复因柳林一带铁路、电话均被红枪会破坏，留滞至十三日，下午到李家寨。十四日晨始达信阳，适因前面兵车拥挤，碍难通行，延至晚七时始行开动，至十六日始抵驻马店。行装甫卸，即四出进行一切调查组织之工作，更派人赴四乡作农民运动，颇受一般农民之欢迎，革命空气异常浓厚。

由此可知道，关学参在解决东兰农案后不久，先于恽代英、郭沫若等进入总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并受派遣率领干部沿途开展农民运动。5月底，邓演达派他带领一个班的武装前往信阳开辟工作。总政治部被树立为国共合作的典范，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摩擦，总是和衷共济，关学参和其他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一样，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战斗勇敢，联系群众，遵守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

七一五事件后，邓演达被迫出走，关学参转入地下工作，1927年10月被任命为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军事部（后亦称军事委员会）书记，部长为吴德峰（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编制体制发展概况》）。此间中共武汉市委和省共青团委积极策划乘唐生智逃离武汉的机会进行总暴动，长江局主任罗亦农根据实际情况阻止了一场不必要的牺牲，武汉暴动被流产，省共青团委表示不满，与长江局、湖北省委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整个11月和12月，省委内部都在争论这个问题，中央指定苏兆征、郭亮、贺昌三人组成湖北特别委员会，苏兆征为书记，负责召开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改组湖北省委。在争论中，关学参批评了省委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失误。后来省委对此事进行了辩论，与省委无关，是武汉市委撇开省委及军事部，自行任命了一个毫无经验的工人担任军事总指挥，结果在暴动时候，总指挥自己逃走，而作为军事部书记的关学参竟然不了解内情以为是省委的错误。作为湖北省军事委员会书记，关学参参加了12月14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对省委重新进行改组，罗亦农、汪泽楷、陈乔年（时为省委书记）、林育南等被免职或处分，关学参当选为省监委委员。这次会议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和惩办主义的方法，对湖北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处理，关学参十分不满，在会议上当场指出扩大会议的主席林仲丹有小资产阶级报复色彩，会后先是和刘镇一写出《对扩大会议的几点意见》，然后和黄赤光、张计储等9位特委书记、委员联名向中央写信陈述了反对意见（这就是我在湖北省档案局看到的一封信函），批评特委书记苏兆征等把省委扩大会议当儿戏，并为长江局主任罗亦农、省委书记陈乔年等进行辩护，关学参在联名信第一个签名，可以推测主笔即为他自己。另外，从信函中还可以看出龙湾方言，如印现（象），在另一份文件《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鄂南暴动计划》中有“打战（仗）”一词，可以看出也是关学参起草，因为此间关学参代表省委巡视鄂南。1928年1月，中央重新肯定了罗亦农等的做法，持续两个月的湖北党内的一场争论遂告结束。

在争论期间，中共湖北省委并没有停止各项工作，因此这两个月期间，关学参作为省委巡视员到鄂东、鄂南等地巡视。当时中央实行巡视员制度，如罗亦农就是中央两湖巡视员，巡视员与特派员性质一样，都是到地方指导和帮助工作。省委在1927年10月26日派关学参巡视鄂东，省委工作报告中有“对于黄安问题自关学参同志去后，又派魏人镜同志（曾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去……”，主要是扩大黄安农民暴动的范围到麻城一带，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组织正式工农革命军，发展党的组织。正值黄麻起义酝酿期间，省委派关学参巡视鄂东有着特殊的意义。11月13日黄麻起义正式爆发，18日成立湖北第一个农民革命政府——黄安县农民政府，接着将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麻起义掀起了鄂东地区土地革命的高潮。关学参有在东兰亲历韦拔群领导农运的经验，因此在黄麻起义的关键时期去巡视鄂东，为鄂东农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12月31日，中共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全省总暴动计划》，决定旧历年关举行全省总暴动。1928年初关学参巡视省委重要的工作区域鄂南，省委派人与北伐军第六军、第十三军接头动员哗变，此事由于关学参没有及时赶到和该军突然调离而流产。为领导武汉暴动，省委重新决定武汉三镇区、市、县委负责人，在1928年2月新成立夏口县委，由关学参任书记。2月23日，湖北省委常委会曾经讨论关学参给省委的一封信，信中有“湘鄂赣边特委职务恳请准予开缺，要求兄（即省委）即派弟去巡视工作，先去郭面”等，批评了湖北省委的一些错误，有“监委不敢xx（原文缺损）”，可见关学参还兼任着省监委的职务。参加这次常委会有夏明翰、任开国、贺昌等。此后，省委成立由徐茂怀、关学参、陈春和、陈声煜、万家佛5人参加的经济查办委员会，审查省委账目。不久，省委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省委委员如夏明翰、任开国，《大江报》主笔向警予等均遭劫难。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到湖北巡视工作，决定成立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指定黄赤光、关学参等5人为临时省委委员，报中央批准。4月上旬，省临委正式成立，委员有黄赤光、关学参、祁松廷、霍锟镛、余泽鸿，书记黄赤光，秘书长余泽鸿。省临委成立后，关学参去鄂西巡视，5月省临委再次遭到破坏，黄赤光等人被捕，省委秘书长余泽鸿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临时省委被破坏后，“各级关系完全断绝，学参失其联络，省委仅剩余泽鸿一个人”，他此时并不知道鄂西特委也遭到劫难，巡视在鄂西的关学参亦被杀害。不久，罗亦农也被害。湖北省委真实惨事连连，省委领导人一个个被捕杀，向警予被害于5月1日，关学参被害于5月9日。1928年6月《中共“六大”湖北代表团的意见——关于湖北工作和干部问题》一文中，关于工作人员，省委常委中还列有关学参（另外几人是：任旭、夏文法、霍锟镛或余怀茂、黄云停、余泽鸿），省委委员中列有张计储（鄂西特委书记，与关学参同时被害）。根据省委刘少猷给中央的报告，由于叛徒告密，关学参和张计储为首的鄂西特委成员计8人于5月9日全被杀害。与关学参同在黄埔军校奋斗过的周逸群听到消息，急忙从洪湖赶往沙市收拾残局，重新建立鄂西特委。

关学参牺牲时年仅22岁。 关学参为革命工作的时间仅仅4年，但他的革命轨迹是辉煌的，在黄埔，是党的活跃分子；在广西，为东兰农民说话；在总政治部，积极为国共两党合作作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继续为党工作；在湖北省委，坚持原则，与左的错误作斗争；积极帮助鄂东、鄂南、鄂西等地的农民运动发展。他是湖北最早的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也是湖北最早的监察机关领导人之一，真可谓英雄出少年。他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注：文中除已经注明来源的外，其余都来字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联合编辑的《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之《省委文件》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

作者：关贤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