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的冶炼铸造业源远流长。古典文献记载“蚩尤造九冶”，或称蚩尤最早以金属制造“五兵”，读《管子》可见“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赭石下有铁”的找矿知识。曾担任东夷最高部落首领的蚩尤，是我国古代用铜铁作盔甲兵器用于战争的第一人。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人工铜。由此可以断定，东夷人是冶铜术、冶铁术的发明者之一。

生活在东夷故土上的先齐古人，不仅首先发明了铜铁冶炼术，而且冶炼业发展快、规模大。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已是华夏冶炼中心之一，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汉代。《临淄文物志》记载，在小城西部和东部，大城西部、中部、南部、东北部，分别发现了冶铁遗址；在小城南部和大城东北部，分别发现了炼铜遗址；小城南部和大城东北部，分别发现了铸钱遗址。其中小城西部遗址在小城西门东北200米处，南北约150米，东西约100米。这里有厚两米的两层堆积，冶铁遗存位于下层。周围有许多夯土遗存，其间有10米宽的道路通向西门。小城东部遗址位于小城东门以南200米处，靠近东墙，南北长约70米，东西约60米。此地有三层堆积，厚两米，冶铁遗存在第二层。大城西部冶铁遗址在大城南北河道以西的齐都镇石佛堂村一带，面积四至五万平方米，属于三层堆积中的最下层，应是东周晚期的冶铁遗址。大城中部遗址位于南北河道以东，傅家庙村西和西南一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属于两层堆积中的下层。大城南部遗址位于小城东门以东、韶院村以西、刘家寨村以南的大片土地中，中心地区在大城南墙西侧门以内，南北大道的两侧，面积约40万平方米，属于三层堆积中的中、下两层。这是六处冶铁遗址中遗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一处。这一遗址的北部有许多夯土基址，曾经发现过汉代“齐铁官丞”、“齐采铁印”等封泥，证明这一带是汉代的官属冶铁及“铁官”所在地。大城东北部遗址，分布在阚家寨村东南和村北，崔家庄的东北和村北，河崖头村西的大片土地中，分布范围大，但不集中。其中崔家庄东北至西北一带遗迹丰富，面积约三四万平方米。这里地层堆积厚，一般离地3米以上，有3层堆积，冶铁遗迹属于第二层，年代为东周时期。

小城南部炼铜遗址分为两片，一片在小徐村北，东西宽约80米，南北长约100米，属于两层文化堆积中的下层。另一片在西关石羊村北头，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00米，层位与前者相同，均属于东周时期。大城东北部炼铜遗址，位于阚家寨东南及东北方向的韩信岭一带，经勘探这一带文化堆积有四层，铜渣、炉渣、烧土等发现于二至三层之间，第三层是坚实的灰绿土，从试掘中得知是春秋前期的地层。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临淄齐故城东北方的河崖头村东淄河岸边发现西周晚期齐国器物青铜盂、双龙把手簋等，其中的青铜盂高43.5厘米，口径62厘米，是同期省内出土铜器中最大的一件。腹部有两个杵形把手，腹饰波状纹和窃曲纹。同年境内又出土了人形足敦，1970年出土了高子戈，1982年出土了金银错金牺尊，1984年出土了鉌，1987年出土了仲姞豆。河崖头村一带被初步认定为春秋时代姜齐最高统治者的墓地，这些与祭祀有关的铜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国冶铜业的兴盛。1964年在临淄城南商王庄出土的直径29.8、厚0.7厘米的嵌金银镶绿松石大铜镜，形体巨大，制作精工华丽，图案结构严谨，更是齐国艺术宝库中一件罕见的珍品。

货币是流通的必要手段。齐国商业贸易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金属货币铸造业的发展。齐国货币有齐之发化、节（即）墨之发化、安阳之发化、齐发化、莒邦（莒之发化）、谭邦发化、賹化等品种。学术界认为，齐之发化、即墨之发化、安阳之发化基本属于春秋时期姜姓齐国都城及其所属各大都邑的铸币，下限可至战国中期；谭邦发化、节墨发化大抵是春秋晚期及春秋战国间姜姓齐国刀化；“齐国铸造刀币”始于齐桓公时代“已成定论。齐故城中的铸钱遗址，年代较早的是位于齐故城小城南部近南墙处、今安合村南的齐刀币铸址，出土过著名的“齐法化”刀币和铸范。其中“齐法化”刀币曾经作为1981年10月《中国古代钱币》系列邮票第5枚的主图，登上“国家名片”的大雅之堂。宋代诗人梅尧臣有《饮刘原甫家原甫怀二钱劝酒》诗：“探怀发二宝，太公新室钱。独行齐大刀，镰形末环连”，写出了他对齐国刀币的赞誉。齐法化的“法”字意为“标准”，“化”字通“货”，货即钱币，齐法化即齐国标准货币。

另有两处汉代铸钱遗址，一处位于阚家寨村南、河崖头村南一带，曾经多次成批出土“半两”石质钱范，耕土层下即铸钱遗址。这一带间有先民居住区和冶铁、炼铜遗址，出土过王莽时期铜制货币“大泉五十”母范；另一处在东古城村南，范围不清，曾多次出土过汉代“五铢”钱及钱范。

古齐冶炼遗址的发现，是作为两周齐国都城、两汉齐王首府的临淄古城商品经济兴盛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冶炼铸造业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正是因为有了齐地工匠“红星乱紫烟”的壮观，才有了齐国兵器的精良锻造，才有了齐地兵家的运筹帷幄，才有了齐国“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赫赫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