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基本资料

生平经历

生平贡献

组建攀钢

人物评价

人物介绍

高杨文，山东蓬莱人。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子县委军事部、宣传部部长，沁县县委书记，太岳一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屯留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入延安中心党校学习。后任延安《解放日报》评论组组长、国内部主编兼新华通讯社国内部主编。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书记处候补书记，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局长，冶金部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1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基本资料

姓名：高杨文性别：男生卒年月：1917年9月3日—2004年1月5日

籍贯：山东蓬莱

描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

生平经历

高扬文同志原名高芳鸿，曾用名杨文，1917年9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后关村。早年接受先进思想，立志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1932年秋在县立中学读书时，与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他积极组织声援和募捐。

1937年6月参加了抗日军政训练班，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7年9月，高扬文同志分配到晋东南长子县先后任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县委军事、宣传部部长。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2月任沁县县委书记。

1940年4月任太岳一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3年8月至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4年8月调《解放日报》，任评论组组长、评论部和国内部主编。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共七大。

1949年2月任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同年9月作为中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战争年代，他革命信念坚定，在严峻复杂的考验中始终没有动摇过；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始终坚持对敌斗争，忘我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高扬文同志在共青团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候补书记。同年9月任中央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1955年1月，任重工业部部长助理。翌年2月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冶金报》总编辑。

1965年5月，调任国家经委任副主任，主管冶金、煤炭、化工、建材四个部门的业务工作。同时兼管工业、交通各部的企业改革和管理工作。

1966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工交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讲真话，遭到迫害，下放冶金部干校劳动改造。

1977年4月，组织派他到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蹲点。1978年3月出任冶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79年12月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5年7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1987年9月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副董事长。

1995年12月离职休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高扬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5日5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生平贡献

在中央有色工业局工作期间，高扬文同志主持编制了有色工业“一五”计划，制定出苏联援建项目以及一批老企业技术改造计划，将常用的有色金属和国防军工需用的稀有金属及加工产品作为发展的重点，建成了10个有色金属基地。还组建了有色工业基本建设队伍和专业齐备、门类配套的设计队伍。在北京和有色金属重点地区相继组建了有色金属研究院、矿山冶金研究院，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的前期研究和试验。

从1953年起，先后负责筹建了昆明、沈阳、长沙、赣州四所中等专业学校。兴建了昆明工学院，为有色金属工业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他把铜工业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多次带领技术人员去云南东川铜矿考察，抓紧建设易门铜矿，使云南成为我国第一个产铜基地。还抓了安徽铜官山矿、铜陵冶炼厂、寿王坟、大冶、中条山、德兴铜矿以及沈阳、上海、洛阳等地冶炼、加工企业的新建和扩建工程。他跑遍了赣南地区的钨矿，进行规划并列入156项工程。建设了大吉、西华、岿美三大钨矿厂，提高了钨精矿产量，使之成为重要的换外汇产品。为中国有色金属的生产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冶金部工作期间，高扬文同志身为冶金行业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各项决定，勇于面对各种挑战，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深入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业绩显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冶金部相继成立了“三线”建设西南、西北两个建设领导小组和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指挥部。他在担任西北小组组长期间，边规划、边设计、边建设，新建了一批包括白银厂在内的新厂，恢复了酒钢、略钢、兰钢等。他经常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尤其是在规划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改善产品品种和质量方面，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规定，为冶金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在煤炭部工作期间，高扬文同志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改革领导体制、调整产业政策，搞活整个煤炭工业；探讨和扩大煤炭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改造发展地方煤矿等一系列具有改革精神的具体措施。他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煤矿安全生产秩序，改善技术装备，提高职工安全技术素质。建立了煤炭部安全办公会议制度，定期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建立安全监察制度，要求各省局、矿务局都成立安全监察局。他组织拟定了《煤矿安全规程》、《小煤矿安全章程》。组织力量先后摄制了八部安全生产电影。发生重大事故时，他总是亲临现场，总结教训，探究规律，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他排除阻力，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作，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一安太堡煤矿并投入生产，为煤炭工业的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高杨文主持制定了煤炭系统全员培训规划，各类技工学校、培训中心和业余培训学校纷纷建立，大量干部、工人接受正规培训，并成立了煤炭高等教育委员会。在他的提议和倡导下，创办了《中国煤炭报》、中国煤炭文化宣传基金会、中国煤炭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煤炭经济研究杂志》，组织编写了中国煤炭史。大力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我国在“六五”时期，全国共增产煤炭2.5亿吨，年平均增产5000万吨，提前两年完成“六五”计划指标。

高扬文同志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组建攀钢

1、考察、选址，决定在攀枝花建设钢厂

1958年春天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随后西南协作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书记廖志高、杨超（四川省委工业书记）和高杨文坐飞机飞抵西昌，并从西昌到会理一带考察了一番。当时这一带经济十分落后，西昌连一个小机械厂也没有，老百姓生活也很艰苦。李井泉很感慨地说，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老百姓依然衣不遮体。我们下决心开发这里的铁矿，建立钢铁厂和其他工业项目，以发展这里的经济。并当即决定成立西昌建设委员会和西昌钢铁厂筹备处，由杨超兼任建委主任。

高杨文听取了地质队的汇报，了解到这里有那么多的大矿，心中非常高兴，但是这里的铁矿是含钒、钛的磁铁矿，是否能冶炼出铁来，尚是未知数，必须进行试验。因此高杨文建议先在西昌建一个小钢铁厂进行试验。同时还选择了离太和铁矿很近的西昌飞机场作为将来西昌钢铁公司的厂址。可是到了1962年，因为调整，国家无力进行准备工作，西昌钢铁厂下马，人员疏散。

随着攀枝花地区铁矿、煤矿的逐渐探明，就把从西昌到攀枝花一带要建设的钢铁厂称为攀枝花钢铁厂。但究竟建在哪里，当时没有仔细研究。1964年4月至5月，毛主席两次谈到要建攀枝花钢铁厂，说不搞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负责，率领中央各有关部门到西南规划三线建设，冶金部派徐驰率领工作组前去选择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经过对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几个地区的比较，认为攀枝花地区兰尖铁矿最容易开发，应当先开采。而宝鼎煤矿就在铁矿附近，可以就地供应，加上又有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资利用，实在是一个建厂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系数大，太和矿储量虽丰富，但开采难度比较大，水源也比较紧张，所以工作组决定舍西昌而选攀枝花。但攀枝花地区没有平坦的地方，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厂址，但这里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这就成为一个大难题。中国的技术人员是具有创造性的，他们在金沙江边上一个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测量右比较，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安排一个大型钢铁厂。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狭窄的山坡上，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亲临现场考察、研究，批准了在弄弄坪建厂的方案，于是一场集科研、设计、建设于一体的大战迅速展开。

2、克服困难，同心协力，成功组建攀钢

攀枝花钢铁厂能不能建设成功，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在普通高炉中用含二氧化钛高达20%以上的钒钛磁铁矿炼出铁来。按常规冶炼方法，二氧化钛在高炉里是不熔化的，钛粉粒和铁水粘在一起，渣和铁不分，流不出铁水来。不突破这个难关，就谈不到建设钢铁厂。于是，一个以周传典为首的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关的技术专家组成立起来，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解决的冶炼技术难题。专家组先在承德100立方米高炉进行模拟试验，后到首钢610立方米的高炉上试验，再在西昌两座28立方米小高炉上用攀枝花矿石进行了长期试验，一次又一次摸索规律，最后得出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来对付在炉内捣乱的二氧化钛，终于从高炉内流出了铁水。奔腾而出的铁水，宣告攀枝花钢铁厂可以开建了。不但冶金战线广大同志激动异常，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也非常高兴。

1973年高杨文和周传典等在攀钢蹲点，在周传典的主持下，曾经把当时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不仅永远保存了这些资料，表彰了参加攻关的同志们的功绩，同时还为生产现场的技术人员、工人提供了技术教材。有了新工艺和设计蓝图后，重担就落在建设大军身上。1964年腊月，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不分昼夜，奔赴到几乎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江边、山沟中支上一个个帐篷，三块石头架饭锅，开始了艰苦的战斗。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是在非常困难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不但要克服地理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还要克服气候上的困难。这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从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5月为旱季，气候炎热，滴雨不见，人们就像在蒸笼里劳动；而雨季则经常大雨瓢泼，山洪咆哮，工地随时有塌坡的危险。但是这些困难没能吓倒中国工人阶级。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思想混乱，导致建设队伍内部分裂，造成两派斗争不息，影响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幸好在那里“支左”的解放军代表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防止了两派斗争发展成武斗，始终以建设为重，没有长期停工。

当时攀枝花没通铁路，一切生活、建设物资都要经成都或昆明运到现场，运量很大，运输路程很远，道路崎岖，山高沟深，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这一艰巨任务得到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五个省市共1500辆卡车的支援，在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之前，运进3150万吨物资（不止是攀钢一家的，而是钢铁、煤、电、交通等所有项目需要的物资和几万人的生活用品）。几十吨、上百吨的数以百计的大件，硬是用汽车拖进来了。

可攀枝花建设又何尝不是在类似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呢?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北京“五大领袖”一直想冲攀枝花，由于周总理亲自阻挡，没有闯进去。可是成都、西昌、昆明等地却烽火连天，造反派的头头们沿途设关布卡，抢货劫车，不让通行，弄得攀枝花地区几乎没有隔夜之粮，不得不派军队押送，才勉强把交通命脉保住。

在攀枝花钢铁公司规划区域内，和攀枝花钢铁厂同时建设的还有煤矿、电站、交通、林业、建材等一系列项目。最重要的还是从成都通过西昌、攀枝花到昆明的全长1000公里的铁路。这是我国最难建的铁路，其隧道、桥梁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条铁路。为早日建成这一交通大命脉，数万筑路大军战险山、斗恶水，日夜奋战。人们常说“战天斗地”，然而只有参加过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成昆铁路建设的人，才能真正领会“战天斗地”的艰难和意义。

俗话说“苍天不负有心人”，艰苦的劳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1970年7月1日，在成昆铁路全线通车的同时，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流出了铁水。1974年从矿山到轧材，钢铁厂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基地和煤、电、铁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设施，在地处深山的攀枝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渡口市（后改为攀枝花市）。

攀枝花钢铁厂所采用的大型设备，除了几台大型吊车外，全部由国内制造，这与鞍、武、包三个钢铁厂不同。攀钢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如高炉冶炼含钒、钛的磁铁矿、12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雾化提钒等，都是中国第一次采用。这是中国在美国、苏联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的伟大胜利，是值得冶金战线广大职工骄傲的。但是，这些国产大型设备，毕竟大部分都是国内第一次制造，又碰上“文化大革命”，质量不过关，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后来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攻关才解决。攀枝花建设所以取得成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大规划的大框框范围内放权，在基地内部组织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总党委，把各部门的资金捆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设初期，以徐驰、李非平为首的特区党委、总指挥部实施了有效的领导，真正把各行各业捏在一起，同心协力，各自负责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避免了条条块块分割、你拉我扯白费工的弊端。

前几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会在攀钢开会，高杨文曾讲过一次话，高杨文说“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比较起来，攀枝花在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比大庆更困难一些。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我们。”

人物评价

高扬文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积极拥护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离休以后，继续关心中国冶金和煤炭工业的发展。病重后，在与病魔作顽强斗争的同时，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家经济建设，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高尚的品格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高扬文同志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勤奋，清正廉洁。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关心干部，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正直坦率，对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体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良好的道德风范。高扬文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失去了一位老领导、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