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高陶事件 |
| 释义 | “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以自己的行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 中文名：高陶事件 事件主角：高宗武 陶希圣 时间：1940年1月 事件主角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中国现代有名的“日本通”。他1935年出任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1934年到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熟悉诸多谈判内幕。“高陶事件”后，高宗武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成了“谜”一般的人物。 陶希圣（1899年－1988年6月27日），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国民党理论家，曾为蒋中正执笔写《中国之命运》一书。1939年8月，赴上海参加汪日谈判，1940年1月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史称高陶事件。后留港办“国际通讯”。 高陶事件-事件始末抗战前陶希圣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敏。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因在《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的注意，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后来高奉派驻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高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精卫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同年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周佛海访日。以后，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因此重庆当局下令通缉的名单中就有高宗武在内。 高陶迷途知返，深明大义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惊出一身冷汗，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 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高、陶对汪精卫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1939年12月30日汪逆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在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们被悄悄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抗日阵营中。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 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 汪伪卖国密约 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 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事件发生后高陶去向高宗武、陶希圣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谈判，错误不可谓不重大。他们一生都为此大错而痛悔和自责。高宗武后来去了美国，不问政事，专事学术研究。陶希圣后来在委员长侍从室为蒋介石效力，还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跟随蒋去台湾，直到七十岁才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重新专心从事学术著述，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他始终认为当年一度随汪行动，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们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坚决脱离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虽然内心的煎熬和压力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一步，以行动向全国同胞剖明了心迹。 高陶27年后重逢 在“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后的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欣然重逢。两位老人共同缅怀往事，无限感慨。 历史评价“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 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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