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高德良 |
释义 | 概述简介高德良,身为三届广州市政协委员、七届区政协委员,并曾大胆向中央“上书”。他一向敢说话,是明星委员。”当年曾与邓小平同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风云人物,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写下过多个第一。 个人介绍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德良的悉心经营使“周生记太爷鸡”生意蒸蒸日上。但高德良说,“没有钱是可怜的,追逐金钱是可悲的”,他一边当“个体户”一边 不断思考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地位和前途问题。1980年,国家计委经 济研究部门的一个调查组与广州的个体户们座谈,高德良谈了自己的想法,调查组同志当即嘱咐高德良以书面形式陈述观点。高德良认真地将自己的看法写了下来,并对当时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有关政策提出异议。他的这份报告引起国家计委 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事隔20年后看,高德良当时很多观点都是有见地的,例如,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必须发展,但不能改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 位;再如,必须改变私营企业雇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又如,私营企业 应与国有企业一样享受创办之初减免税的政策。高德良的外曾祖父周桂生,江苏武进人,清末在广州花县当“县太爷”。清朝灭亡后,周桂生在广州卖起了烧鸡。他把广东卤水鸡用江苏熏制方法加工,口味独特,得名“太爷鸡”,这块牌子解放前在广东和香港都有一定的名气。于是 ,高德良将30年前的老招牌重新挂了起来。 经历1985年1月,当高德良从朋友处得知一些银行将资金用于炒外汇时,他愤怒了。1月6日晚,他拨通了省委的电话,反映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此事引 起省委的高度重视,任仲夷同志在电话记录上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调查解决,并 高度赞扬了高德良的责任感。“我觉得通过损害国家利益来换取小团体的利益是 不对的”,高德良说。 1985年 7月30日,高德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德良的事业不断发展,“太爷鸡”至今已拥有6家分店,年营业额1000多万元。高德良还有很多头衔:广州市和东山区政协委员、广州市和东山区个体劳协负责人、广州市工商联常务理事等。但他仍住在旧阁楼上,用着10多年前购置的电视机。他说:“我如今在生意上只花了1/10的精力,而在参政议政上却不遗余力,我的人生哲学是‘享受人生、服务社会、造福后世’。 拒住高级酒店他接着解释说:“我不领房卡,不是对大会安排不满,而是认为没有必要。我算了算时间,中午开完会,半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回家吃饭,休息一下,又可以赶回来了,没必要又吃又住。”第十一届广州市政协三次会议开幕,大会首次安排委员在五星级的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酒店食宿,对此项安排,“周生记太爷鸡”的老板,1980年11月曾为了解决个体户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前途问题直接上书中共中央的那个高德良“高太爷”再发高论:“我拒绝领房卡,也不会在这里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如此安排,我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 这可能是进入2月份以来听到的最让我高兴的所谓两会代表的“荐言”了: “但事实上有多少委员会住在这里?我认识的很多委员都不住,如果仅仅是为了委员中午休息1个小时,就开一间几百块的房,更加没有必要!中午休息时间,几个委员坐在一起聊下天也就过去了。”高德良说,10多天前,自己曾打电话给市政协有关同志,建议停止让委员们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内集中住宿、开会,但该建议未获采纳。 “今年经济大环境不好,市委、市政府已明确要紧缩行政会议开支、办公经费。前几天广州的‘财神爷’还说今年要过紧日子了,政府各项开支都需压缩。那我们的政协会议能不能带头压缩一下,节约会议开支呢?” 据采访广州政协的记者了解,代表们住宿的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对外标出的房价最低1500元/晚,最高的总统套房19800元/晚,但若入住实际价格最低为798元/晚。不过,由于两会期间政府整体“包下”了该五星级酒店,有知情人士透露,代表委员的房费每天近300元,加上会务费、餐饮费等,则500元/人/天,5天的会议下来,这仍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各方反应现在,据了解北京的五星级酒店因金融危机影响也面临着巨大的客源压力,许多酒店开始采取四天工作制,而就是这样,入住率能达到20%即不错了。各地的政协人大和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陆续要招开,这对许多高档酒店来说可能正是一个增加收益的好机会,所以“高老太爷”的这番话对它们来说是一盆冷水。 不过,另外一些广州政协委员,如广东裕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钦城和民主建国会副主委赵同顺就表示不同意高德良的说法,也有人说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协会议安排住五星级酒上可以刺激经济和消费。 高德良此人并不简单,当年他因上书中共中央为个体企业鸣不平还曾与邓小平同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风云人物。 2009年至少因为他当了一把拒绝入住高级酒店的政协委员而当选广州市的风云人物。 把刺激经济当成拯救金融危机唯一的手段,把增加消费又当成激活经济的唯一办法,这个看似严整的规律链条里其实最忽视的也最不容忽视的是资源的有限,过度的消费就是“透支”,而这场金融危机的来由也正是“透支”过度。 连那么多广州市政协的委员们会都搞不懂刺激消费与拯救危机的这份辨证关系,一味以为有了消费就可以拯救危机,接下来岂不会得搞出更大的虚假繁荣? 而这根貌似合理的经济刺激链条也早会断掉。 2008年3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刑法学系主任全国人大代表邸瑛琪过说一句更经典的话:(花公款的)奢侈浪费是一种没有个人占有的腐败,与建立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要求背道而驰。 政府除了在“消费”和“内需”上着眼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外,高德良的话也给出了另一个提醒,要在中国重新提倡勤俭节约的社会美德,合理而和谐地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流向。 从目前的人才市场反馈过来的信息是,有时并不是找工作的人太多而工作岗位太少,而是能够提供较高收入的岗位太少,要求更高收入的人太多,这一部分的矛盾中蕴含的不稳定因素到底能占据所有不稳定因素的多大比例没有具体的统计,但起码眼高手低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于当今年轻人中的公害,它的背后推手就是惟高消费为大的不良社会风气。 中国的经济振兴要走一条自己的新路,除了利用纯粹的经济杠杆硬性撬动之外,在全民中重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创造一个更稳定的民间氛围,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软性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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