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1934年10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与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长征开始后改称干部团。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钟伟剑（后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方强任党总支书记。干部团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一个上级干部队，共1480余人。长征路上的干部团，既是培训和储存干部的机构，又是中央纵队的一支重要战斗部队。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干部团随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其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战斗。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8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议，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莫文骅任党总支部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编有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和特科团。其中，特科团以原干部团为主改编而成，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悌任参谋长。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在毛尔盖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9月上旬，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顽固坚持南下川康的错误行动，招致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人员离校南下，10月在松岗改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原干部团人员则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期间，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在甘肃哈达铺组成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原红一军教导营营长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韩振纪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

1935年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在永平镇与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会合，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由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郭化若任训练处处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

1936年2月，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的决定，西北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4月1日正式开学，招生600余名。

西北工农红军学校及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教学内容，除沿用在中央苏区办校时的军事、政治、文化课程外，还在政治教育中增设了加强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团结的教育；加强与陕北苏区人民群众团结的教育；加强与陕北人民政府和地方党组织团结的教育；加强与驻西北的国民党军（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统一战线的教育。

井冈山教导队的创立，开启了兴办学校为人民军队培养干部的先河。这一时期的主要办学特点：

一是开拓历史，奠基未来。毛泽东创办的井冈山军官教导队是伴随我军的诞生而诞生的，她是国防大学的根，也是人民军队所有院校的根。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学校，无论是办学规模和教学设施，还是教学内容与教学质量，都达到了当时我军院校建设的最高水平。随后创办的红军大学校是我军最早的最高军事学府。

二是应时而生，应时而变。从井冈山教导队到红军大学校，再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这期间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每次变化都是与当时的斗争形势紧密相连的。例如成立军官教导队，就是针对部队官兵成分复杂、军事素养差、缺乏教育训练、对人民军队宗旨任务缺乏了解的实际需要组建的。后来，从教导队到随营学校，再到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举办红军学校，再到创办红军大学校，无一不是和现实斗争密切相关。从“红校”扩编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更是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而创办的。

三是联系实际，学习理论。井冈山教导队开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在创办教导队期间，毛泽东不仅注意启发学员理解革命道理，而且亲自带领他们深入农村，学习和掌握做群众工作的实际方法；红四军军官教导队成立后，前委要求学员结合斗争实际应用书本知识；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在教学中紧密跟踪战术理论发展动态，及时废止了线式战术内容，改教集团战术原则；瑞金“红校”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使红军中宝贵的实际经验与军事政治学理打成一片”的指示，形成并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红军大学校则进一步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相结合的教育思想，从而在教学指导思想方面为人民军队院校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