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主义史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英美诸国兴起的一门历史学新分支，或称女权主义史学。它并非以妇女、特别是历史上著名妇女人物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历史研究，而是以当时的女权运动为背景，渗透着女权主义主张，并以此为理论及方法指南的历史编纂学。

妇女主义与大男子主义的比较

妇女的活动

妇女史研究基础

国内妇女史研究历程简述(略述：两个阶段的异同 第一波：两度“三重变奏”中的妇女史研究 第二波：改革开放与妇女史)

国外进程与汉学研究略说(发展脉络与趋势 汉学界的运用)

国内进程-----继承与借鉴、超越与创新(研究：走出理论方法之困境 学科化·本土化·主流化)

妇女主义与大男子主义的比较

在妇女主义史学家看来，以往的史学在本质上都是“父权制”的历史。由于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无一不受时代的局限或者特定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限制，因此从理论、方法论乃至遣词造句上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观点。比如刘知几认为范晔的《后汉书》为蔡文姬立传而不为徐淑立传是取舍失当；又如许多正史及地方志都列有节妇烈女传等；又如对卖淫和不贞在史书中往往给予道德上的责难等，这些史书显然体现的是男性史学家一方面的观点，因此再客观如实的史书也是不客观的。在此思想指导下，妇女主义史学倡导一种全新的史学，这种史学虽以不同以往的笔墨再现历史上的妇女活动，但仍然是连同男子的活动一同描写的。但是，无论在描述男子的活动和女子的活动时，还是在描述男女之间关系时，都应立足于男女平等，从内容比重、好恶褒贬，到遣词造句等方面，都不应片面地站在男子的立场上观察。这似乎是妇女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

妇女的活动

但由于几千年来妇女实际地位的低下，很少出现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象武则天、吕后、圣女贞德、唐赛儿、李清照这样的人很少，而在今天也已大都给予了突出的评价），主要是活动在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但这却正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这就决定了这种新型史学不应是事件史和人物史，而应是社会史。就对象而言，在婚姻史、家庭史、性史、人口史、生育史、娼妓史、妇女犯罪史、物质生活史、音乐舞蹈史（如中国的乐户史、教坊史等）方面，可以大量发现妇女的活动。就方法而言，有的倡导者主张使用集体传记法和角色理论进行研究，前者主要是对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所进行的全面研究，它可以是一个男女混杂的集团（比如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女性群体（比如尼姑庵、女修院、女子学校等）；后者指一个人身上总具有多种角色（如职业角色、家庭角色等），相互间可能出现不协调甚至冲突，因此可以对妇女的角色矛盾加以研究。倡导者还认为，妇女主义史学是跨学科的史学，因而需要从各社会科学分支中吸取养料。

最后必须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为这样一门新型史学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一门史学中，尽管研究还不够深和广，但妇女长期受歧视、受压迫的地位，史学中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已被揭示，象母系社会的重要性已被充分强调，武则天以及许多女农民起义领袖被彻底“平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历史就是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从根本上揭示了妇女的重要地位，是欧美的女权主义者远逊不及的。

妇女史研究基础

中国妇女史的学科建设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必须建立在几种自觉和努力的基础上：一、学科意识，不是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要明确自己学科的学术背景以建立本学科的坐标系（尽管妇女史研究也是跨学科的，但只有确立本身的学术坐标，才能向其他学科方法跨出去）；二、开展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的探讨，其前提必须熟悉国内外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并能通贯取舍运用于本土的具体研究；三、了解本土的研究历程并在梳理的基础上作为今日前进的起点；四、在以上三方面工作的基础上确定未来努力的目标——进行史学知识的革命和历史研究模式的变革和知识传承和研究的机制化和主流化。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表述妇女史的学科定位——它应是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社会性别的概念范畴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妇女和性别史研究。本文将侧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妇女史研究的历程（国内外）进行必要的梳理，在此为基础探索今天的妇女史学科建设的致力所在。

国内妇女史研究历程简述

略述：两个阶段的异同

使妇女浮出历史地表的妇女史研究与学术教育机制中的妇女史学科建设，这是两个既衔接又有所区别的阶段，研究不等于学科建设的自觉。从时间来看，妇女史在我国长期停留在研究的阶段，而学科建设的自觉是在妇女学兴起10多年之后，才真正进入学术批判和知识重构，那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种状况的形成是诸种社会的学术的因素造成的。为了叙述方便，沿袭我90年代初关于妇女史研究史的分期方法——以1949年为界分别在在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中期形成两次热潮——而后一个热潮至今非但不曾消退，反却正推波助澜向着学科建设的方向涌进。（杜芳琴，1996；蔡一平等，1999，杜芳琴，2001）

比较这两个热潮出现的社会、学术的背景，诱发推动的原因和研究者主体，以及在理论（学理）、方法方面，既有相同点，也存在相异之处。

相同点：其一、都处于一个开放的面向世界的安定的社会，强烈追求现代性的热潮之中；其二、学术的蓬勃发展与学人的现实关怀，企图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策。

不同之处：

一、从研究者而言，二、三十年代多为男性学者，而80年代以来的研究队伍以女性学者为主。其二、从引发背景来看，二、三十年代的妇女史热的社会学术背景是社会性质问题大辩论和社会史的兴起；而80年代妇女史的研究高潮的社会背景是新一轮的现代化浪潮——改革开放中妇女问题的涌现，就学术背景而言，一是妇女学的西学东渐，二是史学危机中出于各种因素从妇女中另寻出路。其三、在学理和方法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妇女史或与妇女有关的历史研究更多受到第一波女权主义思潮和实证研究、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而80年代以来的研究热潮则受国际第二波新的、多元女权主义学术思潮、社会史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弘扬传统文化的“文化史热”、实证主义和唯物史观、后结构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妇女史研究呈现多样性和探索性的特点。其四、就研究目的而言，为社会改良、通过解放妇女改革社会的愿望在二、三十年代尤显得迫切；而80年代中期为解决妇女问题的妇女史研究和90年代初“文化热”伴随的商业炒作历史上的妇女并行延续（杜芳琴1996；蔡一平等1999；杜芳琴2001）；90年代末，妇女学学科背景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其目标是为妇女，也是为社会的，更是为填补妇女在历史上的空白和知识的缺陷进行知识、观念和史学模式上的革命。有必要对这两个阶段妇女史研究背景和具体内容作比较详细的论述：

第一波：两度“三重变奏”中的妇女史研究

（1949年以前）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走出传统追求现代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间经历了两度启蒙—改良—革命（战争）的三重变奏，其中“妇女解放”成为重要的乐章。

这里所说的第一度“三重变奏”中的“启蒙”就是西学东渐，“改良”就是维新运动，那么“革命”就是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在这个阶段，已经提出了“解放妇女”的议题，对妇女呼吁并实施放足、启智、参与社会，成为提出问题和制造舆论期，不但使妇女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凸现于历史地表，而且也将妇女问题与民族兴亡、国家现代化相联系。

第二度“三重变奏”中的“启蒙”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出婚姻家庭革命的口号正是建构妇女受压迫需要解放，而解放妇女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突破口，当时的启蒙大师都是男性知识分子。其后，大规模的现代化改良从国民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到三十年代在学术界形成了社会性质和出路的大讨论，这种讨论是有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现代化振兴的焦虑感，学术和政治、国事和家事纠结在一起，讨论的热点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特点，法律制度，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走之类的路线方略的争论……在新兴的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律学等领域成了讨论和论争的场所。这些讨论不约而同产生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这与知识界承袭维新遗产和五四传统分不开。于是引发了对历史上的妇女的追寻，妇女成为社会史、文化史、法律史关注的对象，甚至成为当时一种强有力的声音。法律史家陈顾远研究古代婚姻史在《中国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这样说：“用社会学研究现有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的起源的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1当时，与妇女相关的婚姻家庭（族）宗族史，由社会性质讨论引发的相关的妇女问题如奴婢、娼妓、妇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为研究讨论的热点，像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上海中国书店，1934）和赵凤喈的《中国妇女在历史上之法律地位》（商务印书馆，1928，1937年修订版）就是代表。赵凤喈指出：“社会问题中，最大的是劳工问题，其次便是妇女问题。”2这就是“妇女”成为“问题”关注的学术传统的由来。3由此看来，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改革者、革命者和学者共同建构了对象化、问题化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妇女”。还有一种倾向是与妇女问题相关的制度研究非常热门，像奴婢、婚姻家庭（族）、宗族更多是从制度出发，但这一时期的制度研究存在见制度不见社会，见社会不见人，见人不见妇女的不足。

由妇女议题直接引发的历史、文学史中的妇女研究也非常繁盛。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字记载的信史，供历史学家寻找历史中的妇女并书写“妇女的历史”，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代表，首创中国妇女史的书写体例和理论框架，陈著受到当时从五四以来启蒙思想家“打倒孔家店”思想革命潮流的影响，建构了一个“压迫—解放”的论述模式和“妇女地位”的分析框架，作者勾勒的中国妇女历史画面至今广有影响，如从母系到父系妇女地位的变化，六朝妇女的风雅，宋代“处女癖好”，控制寡妇改嫁的压迫……甚至断然说：“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当然，他也用绝大篇幅描绘当时妇女参与革命与妇女运动反映当时的妇女解放的风貌。（陈东原，1928）妇女的作用贡献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得到张扬，代表作有姚舜生的《中国妇女大事年表》，作者在序中明确表达自己著述的意图说：“要使男女同胞知道，妇女也可以担当天下大事，要和男子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必能努力担负重大责任。”文学史中的才女是张扬妇女的才能和贡献的，从谢无量开其端，梁乙真、谭正璧继其后，还有一些女性作者，写了若干部古代妇女文学史的著作，记录了历史上女诗人和女作家的写作和生活。总之，压迫、解放、作用、贡献、地位是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主要表达概念和分析范畴。

第二度三重变奏中的“革命”，不是国内的阶级解放的革命，而是一场持续8年的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时期反映到妇女史的研究方面，延续前一阶段张扬妇女贡献的传统，不是对才女的表彰，而是对历代女英雄的呼唤，像代父从军杀敌立功忠孝双全的花木兰、危急时帅兵解围的秦良玉、青楼出身的助身为抗金元帅丈夫、亲自到前线击鼓壮军威的梁红玉等都成了出版的热销书，时代要求妇女、或希望通过宣传妇女英雄激励人们的民族精神投入抗日救亡战争。一直到阶级革命战争结束，这种呼唤历史女英雄、张扬妇女贡献的余响是建立在民族危机而呼唤英雄的需要基础上的。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但是一批开创性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对妇女史在理论、概念、解释框架方面的发凡起例，为后来研究妇女史的起点，也成为因袭的传统模式甚至成为后来希望有所突破的障碍。

第二波：改革开放与妇女史

（1949年以后）

1、 消退期

1949年建国以后，直到“文革”以前，妇女史研究呈现明显的消退的趋势，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明显减少，只是偶尔因个别史学家的兴趣和追随政治热点引发对个别历史人物的兴趣，如王昭君、文成公主、冼夫人、蔡文姬、武则天和黄道婆等，就是与民族政策、为某些历史人物翻案有关。之所以出现这种妇女史研究兴趣的减退，是与妇女解放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既然妇女史研究引发的契机和研究的动机是解决社会中的妇女问题，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获得成功妇女随着阶级的解放而获得解放的时候，妇女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也就认为不复存在了，而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关注也就偏向了以阶级中心的农民战争、社会形态等号称“五朵金花”的热点中去了。“文革”时期特别是江青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时期，对武则天、吕后都成为法家代表在报刊再现，而文革后又换了一种批判“女祸”的论调。可见，历史上的妇女当时为现实政治的服务就是被作为“比附”、“影射”手段使用的。

2、 复兴期

学科视野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

国外进程与汉学研究略说

所谓学科视野下的妇女史，首先是在妇女学的基本理念框架下寻找自己的学术定位，引进被证明有用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另外她也要在历史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继承基本的史学实证的传统和前人积累的优秀的成果，作为建设妇女史学科的起点，拓展新的领域视界，为史学发展做出贡献。学科视野下的妇女史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她不是孤立地写个别的妇女人物去褒贬倡导，也不是单纯将妇女作为问题群体成为现代性的标志去论述呐喊，也不是社会史视野下的一个小的弱势群体，而是在一定学理指导下的关于妇女的（on women）、为了妇女的（for women）、与妇女在一起(with women)研究的历史学和妇女学交叉的学科。这里的“妇女”又不是本质主义和普遍的妇女，而是具有特定的多元身份的具体的妇女；而对妇女的研究又是与另一性别的关系中双重关照显现其活动与状态的。

这里将从学科视野从外到内简单回顾妇女-社会性别史走过的历程，从而为确定我们的方向、目标和议题提供借鉴。

发展脉络与趋势

：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探索

1、理论和概念：添加妇女--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分析

国外从70年代兴起的妇女史是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刚刚从运动的前方来到校园，妇女主义史学学者决心为历史上的妇女补缺、纠偏已经形成对传统史学的巨大挑战。著名的妇女史学者杰达?勒纳指出了妇女史对史学有七个方面的挑战：

（1）断言妇女有自己的历史；

（2）妇女不是一个少数群体，而是一个性别整体，与阶级种族相联系；

（3）需要在传统史学中增设新的议题以便把妇女引入历史；

（4）对妇女史来源的革命，正史中记载的缺乏可以由人口统计，教区、教堂教育机构、警察和法庭的记载，个人的书信日记等弥补；

（5）对传统的历史分期的挑战，像著名史学家琼?凯利的妇女有文艺复兴吗？就指出传统的史学分期并不适合妇女的经历；

（6）重新界定分类和价值的必要性；

（7）要求模式的更新。10

添加妇女史的核心理论是“父权制”。“父权制”是用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包括社会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统。正如里奇指出的，“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有机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11 添加史的关注领域，精英妇女（包括妇女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的领袖等）、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和规范，还有“妇女领域”，如日常的性生活、身体、怀孕、堕胎、生育、家庭人际关系、情感、家庭暴力、家务劳动、交游等这些不入史的内容添加进来了，这受当时女权运动“私（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口号的影响，分享妇女经验以提高女性的觉悟也是妇女史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些妇女史学家甚至认为不但有独特的“女性文化”存在，而且在道德上优于男性。强调受压迫、寻找精英女性和关注妇女领域是当时妇女添加史的重要特征。

80年代，社会性别成为历史分析的有用的范畴，这是社会性别史成为一种主流。

自1975年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中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试图回答妇女普遍受压迫的根源，她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看，不仅把性别制度看成是精神的、人际关系的，也是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的产物。很快得到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不断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各门学科和社会运动。后结构主义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cott)1988年发表著名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界定, 她认为: （1）.“社会性别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 “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成分”; （2）. “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

斯科特关于社会性别的的第二个定义是从理论上作出概括------社会性别是一种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还是维护权力的方式。12 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的概念正是根植于西方社会两性关系基础之上，总结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经验和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的成果, 以至吸收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等诸种关系，表现在性别上就是两性的分工和组织)和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权力”的结构理论(福科)以及精神分析学派的象征主义(拉康)，将这诸多的学派中关于两性的理论集于一体，其核心就是将男女两性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制度规范的历史生成而非自然本质的造化。这样的分析远比父权制分析深刻和全面，不只是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家庭中的男权形成对妇女的控制，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话语的社会文化建构形成的权力和紧张表现在所有场所。另外，社会性别概念作为一种维度和视角从固有的各种专史中分别进行重新审视，分离出性别范畴和妇女存在，大大丰富了历史的内涵。 企图从历史角度解释妇女处境和两性关系结构的全面根源，是社会性别概念出现并成为历史重要的分析范畴出现的变化。

80年代末期，由于社会性别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性别研究成为历史随着“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在史学越来越普遍的运用，因而妇女史一度被性别史的“社会性别中立话语”所冲淡，当时一些人认为既然两性共同构成了历史，妇女也已进入了历史，只研究性别就可以了，不必特别凸显妇女。吉拉斯?鲍克的《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就是对这场争论做的一个总结，文章对“生物决定论”和“性别中立话语”进行批判，指出在用社会性别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丢弃妇女，“要用包含社会性别的方法去做通史”，而“妇女史就是出色的社会性别史”这可称之为“妇女—社会性别史” 随即而来的理论问题是：社会性别是史学研究中唯一的分析范畴吗？换句话来说，所有的妇女的经历和处境是一样的吗？进入90年代，西方以白人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理论遇到黑人、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严重的挑战，当年提出发现妇女历史的杰达?勒纳曾将妇女史定义为“一个多数群体发现她们的过去”？这个“多数”的“妇女”是铁板一块的吗？如何表达妇女身份差异和多元，打破妇女史研究中单一的“社会性别”分析范畴，成了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1996年，又是斯科特撰文强调研究妇女中 “差异”（difference）的重要性，对将妇女视为铁板一块的统一体的另一种 “本质先于存在”的认识论表现提出了挑战，强调社会性别不是单一的分析范畴，应该与其他的身份、位置诸如种族、民族、阶级、教育、年龄、性向等不同结合起来审视与分析，单纯用社会性别视角是不够的。观察分析视角的复杂化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妇女”的具体的生存身份处境，增强鲜明的主体性、认识自己的位置利益和行动策略。14

90年代末，斯科特同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苏珊? 弗里德曼进一步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她认为在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跨国界的移民迁移和永不停息的电子信息网络的流动，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身份的分析方法遇到的挑战是：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主体构成及其认同都不是单一固定僵硬的，而是多元流动变易的，于是她用“社会身份新疆界说”来包容这种复杂多元变易的关于社会身份、位置的新社会论地理论概念，她将新社会论地理论包括6种相关的不同的社会身份话语表现——多重压迫论、多重主体位置论、矛盾主体位置论、主体社会关系论、主体情景论、异体合并杂交主体论。15 这一理论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学科领域得到响应和应用。

至此可以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理论发展脉络，从添加的妇女史到关注两性关系及这一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甚至私密生活的关系的社会性别史；同时也警示研究者，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理解的只谈妇女显得偏激，只有谈女又谈男才显得客观、全面，社会性别史仍然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而又不把性别作为唯一的分析范畴，就是要破除虚假的普遍、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而存在的只能是具体而流动的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2、方法论革命：质疑“二元论”与走向跨学科

二元思维模式一直是困扰西方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羁绊。在性别论述中，以往是男/女二元对立，自从创造出“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文化建构和意义的追索，权力的分散性。事实上，斯科特就是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她在提出把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的有效范畴时，就是在打破西方传统的关于性别的二元论定势，特别强调话语运作、语境分析和意义的挖掘。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把性和社会性别截然分开，实际上又建构了一个“先验、自然、天生的性/身体”的神话；她追究这个神话源于波娃的女人变成的说法，这种无限制的社会决定论，反而预设了“生物/社会、自然/文明的二元对立，不过女性主义者是要提升自然、感情和身体的价值，也是一种生物决定论。斯科特沿着这一思路，在《对社会性别和政治进一步的思考》（1999）进一步指出这种二元划分的困境。事实上，当把社会性别界定为社会文化建构时，无法排除其所有的自然的内涵；同样当把sex定义为自然、生理范围内时，事实上与文化因素难以分开，何况还有处于sex 和gender中间的如性欲（性观念、态度、行为、感受等，sexuality）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构而不是生理因素。sex 和gender二者都是知识的形态，既然是知识，“自然”也不是透明的；二者又都是具有历史背景的概念，都是用语言表达的，其含义据时而变，随不同的文化而异。因此，应该改变提问题的角度，赋性别以历史意义：（1）要抛弃对男人、女人的固定的看法和预先知道的知识的观点，要在具体的上下文看这些词是怎么运用的，在两性之间设置的界限都涉及到什么，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差别？（2）对男女规定和引导行为的理念和真人的经验描述的差距，性别认同与各种权力的关系进行揭示。看到描述性别差异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角色的不一致，不用诸如“进步”和“倒退”这些简单的概念去估计“女人”的地位。这些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在思考妇女和两性议题时，必须摒弃将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进步/落后、地位高/低……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需要将妇女状态和性别关系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更需要一种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16

与理论上新概念范畴的推陈出新相伴随的是方法上的革命——多学科和跨学科在历史研究上的运用。新社会史是女性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文化史的介入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70年代、80年代前期的妇女史从60-70年代关注下层大众历史的社会史研究趋势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书写与添加处于弱势的妇女群体的填补相吻合，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的方法运用到妇女史研究，不过是下层的男性换成了妇女的群体。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表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在具体的方法上，一是注重寻找文字以外的史料如物质的、口述的材料等，二是注重文本的解读，三是对资料真实性的看法与处置——一方面不承认历史的透明性，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对资料背景的还原后再处理真假的可能和必要。另外，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这些足以动摇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史学界根深蒂固，至今仍被奉为金科玉律，不可动摇。既然“经验”也是“主体”被“建构”的结果，语言也不是中立的，至于发现真理寻找规律也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这就给历史学家带来空前的挑战。

由上简介可以看出，国外的妇女史发展历程是与具体时地的社会思潮（运动，如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学术发展（如新社会史、“后学”、女权主义学术发展和跨学科的趋势）的背景息息相关。从添加的妇女史到将社会性别作为联系观察的分析的重要范畴，再到考察具有差异的、不断变化的、多种社会身份之间的交叉流动，又不迷失妇女作为社会性别身份的考察重心，这种历史视野和维度不但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畴，更是观察分析解决性别议题和当今世界一系列问题的视角，也是当今学术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汉学界的运用

汉学领域的妇女史研究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还是非常弱势的，无论在学术主流和汉学都处于边缘的地位，但近年来汉学界的妇女史越来越声势浩大，在亚洲学和历史学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汉学界的妇女史学家一方面吸收西方新的理论成果，不断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开展学术对话，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一方面不断警惕自己的西方中心和东方主义，表现很大的学术自觉，甚至对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假设提出挑战；同时对中国国内史学界因长期封闭状态造成对妇女史的漠视、停滞至今急切寻求发展提供有用和直接的借鉴。 如果按照发展过程考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7

1、70、80年代：接受西方汉学和女权主义的观点——侧重现当代研究，内容多为革命（断裂）、父权制（家庭和国家的），一些人经历了对“理想”中的“妇女解放”的破灭，反弹为中国妇女“双重压迫”和被动的“受害者”（杜芳琴，1998，P172）；婚姻家庭这些传统的妇女领域特别是前近代妇女史关注的重点，也有将妇女作为一个新的变项单独抽取出来进行女性主义分析，正如苏删文章所说属于一种“旧题新解”，不出添加的范畴。18 父权制自然也是这一时期的核心分析概念，压迫-解放模式表明受到陈东原著作的深深的影响，而人类学家马杰里?伍尔芙对台湾农村妇女考察提出的“子宫家庭”——母亲的权力是对传统的父权制一个惊世骇俗的挑战，尽管它带有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等缺陷。

社会性别提出作为性别的分析改变了旧题新解和填补，改变了方向，如曼所说“目的不在于证明妇女是否扩大了那些领域，重新考察社会结构组织和妇女-性别的关系”。19

2、90年代对西方女权主义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深入到中国的语境，改变了哪些议题的改变（能动性、复杂性，见高彦颐、苏珊?曼著作）、领域的扩展（见费侠莉的医学史著作，以及科学技术、物质经济、法律、和妓女的著作分别见贺萧等人的著作）、方法和材料的多样（贺萧——后结构主义方法、王政——口述和文本分析的结合），推出一批在国际汉学界非常有影响的成果。20

方法上的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如文化、经济、法律、物质生产流通与文化通观研究，如高彦颐进行妇女缠足研究时，不但考虑到社会文化因素，还从物质文化角度联系到小鞋制作地区特点、生产、流通与消费环节与妇女的关系。21

在研究方法上另一个突出的是文史哲的打通，文学的材料作为特定时代具体身份男女的再表现的，用审慎的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解读，大大补充了妇女史料的匮乏；除了文字的文本，还有绘画、图像，都可以视作表现妇女的史料。像苏珊?曼《亚洲妇女的神话》就是这种泛文本解读成功的范例。22

国内进程-----继承与借鉴、超越与创新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等教育和学术进行恢复和重建工作，妇联组织也恢复了；进入80年代，新一轮的现代化热潮引发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眼睛向外看世界，外界的各种思潮、理论和新兴学术被引进，翻译热、建“学”热、丛书热，使得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呈现热闹非凡的局面。妇女史的再度复兴并再度掀起一个高潮正是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有几个因素引发的：

国外70年代兴起的妇女学（研究）80年代初传到中国，妇女研究在中国得到学界和妇联界双方的接纳，当然接纳的背景和动机在学界和妇联各有同异：在为因社会转型出现新的妇女问题寻找出路方面二者都抱有热情，而在学科建设进而开展文化反思是学界中少数妇女学者的兴趣和自觉；在对妇女史研究动机、重点方面，妇联更注意总结妇女运动的历史，大量的地方和全国的妇女运动的史料征集、整辑出来，而学界起初更侧重出于文化反思对文本妇女史的探究。4 《唐代妇女》成为史学界社会史研究传统复苏和年鉴派的影响最早发表的断代妇女史。5 其后，延续二、三十代社会史关注婚姻家庭，奴婢、娼妓和妇女不同阶层生活的描绘的大量著作文章，成为延续到今天的史学界所理解的妇女史的主要内容和写作范式。具有创新意义的80年代以来受法国年鉴学派关注下层大众群体的社会史没有排斥妇女，也只是将妇女视为下层群属之一如土匪、青红帮、流氓和流民等边缘群体与老年、儿童等弱势人群来关照。可见，这一时期的妇女史关注在三个方面——妇联的政治史（或曰党史）框架的妇女运动史、妇女研究界的文化反思或曰文化重建的妇女史和史界中社会史切入的妇女群体的历史。

90年代初，伴随“经济热”的“文化热”——弘扬传统文化声浪，妇女关注也日益加强；今日的“弘扬”，和世纪初的文化史涉及到妇女，既有承续关系，又独具商业炒做色彩。“弘扬”与“炒做”在女性主题的结合上表现在如下方面：“宫廷文化热”中的“风流艳后”、宫闱秘事和后妃争宠倾轧连篇累牍；“青楼文化热”、“美女文化热”（包括宫廷美女）都是以女性的美艳风流放荡红颜薄命祸水为主题的，出了“四大”、“十大”系列的美女、才女和名妓的书（在那时“才女”和“名妓”几乎划等号），尼姑文化，还有历代“风流寡妇”之类；更为炙手可热的是弘扬“性文化”，是打着解放思想反对封建追求生活质量的旗帜，还挂着“科学”的招牌；其做法除了照搬高罗佩的将中国房中术作为性艺术的一系列著作之外，又整辑著述了不少性的文化史的书籍。由于这些不加分析研究阐释只是重复古典或照搬外国的做法看来不久就在出版物中失去读者，有良知的学者把这种出版物斥之为“文化垃圾”，但是，在今天看来，还有一个正面的价值——化腐朽为神奇——这些出版物可以成为分析研究的史料。笔者一贯认为，不是以上列举各类妇女人物“不应写，而是为什么写，怎样去写”。6 这里的关键是需要恰当的视角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可以看出，80年代到90年代初，涉足妇女史的是几支不同社会学术背景的团体人群——妇女学学者，历史学者，各种追逐时髦的文化人和出版商的结合，妇联系统，目标也不尽雷同：或为填补妇女的历史，建构妇女学领域中关于妇女历史的经验；或为摆脱史学危机，为历史视野拓展另辟蹊径；或在回归传统与商业文化之间寻找出路；或为了书写新近的胜者和名人的丰碑……在看似繁荣的景象中实际蕴涵着学理、学术背景的差异和队伍整合的困难。

3、学科建设：两支队伍

90年代中期出现一种新变化：在史界当“弘扬传统”中的妇女业也穷尽——本来史书记载的女性就少，重复史书的宫廷妇女、笔记文集中的才女美女名妓记载不作研究，即使研究也跳不出旧史家文人的窠臼，读者厌倦倒胃口的时候，一些对外部史学发展趋势了解较多的严肃史学家开始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加上“性别”的变量，认真将妇女纳入史学视野，严肃的有分量的实证研究日渐多了起来；7 某些断代史如名家辈出的唐史，材料和题目似乎用遍写尽，历史专业的女研究生在做论文时也转向妇女的题目；社会史中研究婚姻家庭史的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妇女和性别关系；新视角（如民族妇女，定宜庄等）、新材料（如墓志、出土文书、档案的运用）和新方法（如口述访谈）的使用，也给妇女史的写作带来新的生机。8近代妇女史一改政治史中心的路数，对下层民众生活给以更多审视关注。9

在妇女学背景下的史学关注中，开始从90年代初期引入社会性别（gender），经过几年的消化与本土接轨的过程，中期开始运用于妇女史研究，一面具体落实到中国探寻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变化过程和表现特点，一方面在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方面进行思考，从90年代初的“发现妇女的历史”的阶级—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过渡到本土的“社会性别历史历史文化寻踪”，（杜芳琴，1998）从单纯的研究转变到学科—课程建设与学术传承。（蔡一平等，1999）这标志着国内妇女史研究和学科意识发展的新阶段，开始向长期作为政治的附庸、历史的点缀和商业的卖点的妇女史的尴尬地位的断奶和发育成长。（见蔡一平序，1999）

回顾中外妇女史历程，正是为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继承和借鉴的资源。妇女史的学科化，就不能只是单纯的研究，而是要在确定学科坐标系（尽管妇女史研究也是跨学科的，但只有确立本身的学术坐标，才能向其他学科跨出去；今天的妇女史应是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而不能只是传统史学甚至社会史中的一个分支）的基础上建立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以实现包括史学知识的重建、历史研究模式的变革和将知识传承纳入机制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学科化包括了研究（知识生产）和教学（培养人才）两个方面。妇女学背景下的妇女史学科建设必须是由一批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学者自觉来推动，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研究：走出理论方法之困境

面对妇女史研究趋势和我们的史学遗产，国内妇女史学者在继承、借鉴、创新以建立本土妇女史学科中，面临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多重困惑，如：社会性别能否以及怎样运用本土研究？唯物史观和性别视角到底怎样结合？有哪些新的方法可以借鉴运用？……新旧交替，中外相遇，在困惑中焦虑守成，在探索在“挣扎”“突围”。

困惑之一、是急于“超越”性别，回归“中立”、“客观”的“人的大历史”，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妇女史？当二、三十年代男性学者提携“妇女”浮出历史地表，是怀着一种改造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豪迈志向来呼吁、警醒世人的；而今天史界对妇女史的漠视歧视却让人吃惊。原因之一是对史学的等级建构和价值取向缺乏反思，学术上的自我封闭和史学家人文关怀的倒退（甚至缺少维新、五四时期那种热切深沉的妇女-民族-现代化的关怀），造成了正统史学的性别盲视与偏见。传统史学把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及其后的社会史视为史学正宗，妇女史则为小历史、问题史、边缘史，不能单独立项，充其量只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原因之二是对西方妇女史理论片面理解，特别是对以社会性别作为核心分析范畴的女性主义史学存在误解，认为女性-性别视角具有片面甚至偏激性，有背史学的客观性原则，甚至有意制造性别对立等等，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和“污名化”接受起来若水之就下，更不屑了解女性主义史学的当今发展，包括国外妇女史进程与汉学界最新成果。主流史界对妇女史的歧视，直接导致妇女史学者（女学者居多）被边缘化的焦虑与恐惧，所以，“添加”妇女尚未完成，就急于“超越”女性和性别了，更不要说社会性别视角的本土化和再创造了。任何新学科都需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才能有所建树，自觉为妇女、和妇女一起来书写关于妇女以及性别的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超越”性别，回归“人”（或曰“有性人”）的“大”历史必须在妇女与性别史完成学科建设使命之后。23

其二、是天人合一的“阴阳和谐”，还是人为的等级中的合和？全球化对应的是区域和本土性，二者不是二元对立的。在妇女史研究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和分析范畴，实质上是在凸显历史上的性别权力结构关系。在这一点上，国内一些研究者常常以本土的特殊性来拒斥，认为“舶来品”不能解释中国情况，而“阴阳和谐”就是经常用来抵御“权力”的“等级”的分析的根据。事实上，很少有人来解构“阴阳乾坤”一类的伦理哲学假设的建构过程和等级实质，国人对性别关系中的尊阳卑阴、益阳损阴的实质缺乏起码的审思批判；妇女史学者本来应该担当解构性别文化的等级权力架构的任务，如果不加分析批判地用“阴阳合和”的假设来拒斥性别分析、否认性别权力关系，实质是在抽空近代以来学者建构的“压迫-解放”模式，甚至美化糟粕，也就否定现代化背景下的妇女史研究成果。

其三、是单一的“地位”分析，还是引入和创造更多的概念范畴？由于妇女史长期以来受政治史、社会史的影响，“地位”分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概念范畴。分析范畴实质是什么是史学关注和价值问题，即什么构成妇女史的内容。以往的研究，要么认为妇女作为受害者、被压迫者拖累了社会才变成问题才受到关注，要么认为妇女是家庭中人才被社会史纳入，这都涉及到妇女的“地位”——社会的与家庭中的；而从妇女本体和性别关系的角度来做全方位的社会性别扫描被弃置一旁。这是以往的理论和方法局限所致。今天，当“社会性别”、“差异”、“能动”等多种概念范畴引入妇女史的时候，单一的地位分析就显得苍白无力。

其四、是继续坚守实证主义，还是运用多种新方法？中国史学界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世纪初以来建构的一套实证主义史学传统本来引自国外，但在树立起自己本土权威后不但忘其所从来，而且陈陈相因，不再求变求新。具体表现为：过于迷信史料，缺乏对作为再表现的文献材料的审视、解读和分析；用描述、归纳代替具体复杂的分析阐释；对前代史学大师过于膜拜。在这一学术传统习染下的妇女史研究，一方面缺乏新意，因袭前人，同代重复，仅以宋庆龄研究为例，在出版的40多部著作和500多篇文章中，多数缺乏新意和重复。24 重复和无新意反映出方法的陈旧和视角的单一。跨学科、多视角、多种方法的运用，特别是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对妇女史学科建设来说已刻不容缓。

学科化·本土化·主流化

如前所说，妇女史在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点确立自己的学科定位，继承优秀传统和引入新理论方法运用于本土研究，在进行知识生产的同时进入教育主流。

1．继承、引进和本土化：毕三功于一役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的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的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维度和解释效度。

引进什么？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作为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做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 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的表现是什么？诸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的女、妻妇、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年辈中的长幼尊卑……各被赋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还有搞得非常生物学化和本质主义化的性别差异……都需要进行本土的探索并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以做多层次的探索：

第一层：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容是什么？25

第二层：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筑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 “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的标准的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 医学、情欲和美色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现实的性别？还要探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

第三层：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造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关系的存在。所谓“经”，这里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情境化）和通变灵活性。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26 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年辈与性别构成的复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和进而发挥一定的能动性。27 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的、性、生育的、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

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释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2．“单独立项”和“两个进入”：主流化运作

如前所说，妇女史的学科定位必须在妇女学与史学之间寻找平衡和连接点，那就首先需要妇女史的单独立项，在一定的时间内作为独立的门类给以经费和人力的投入，开展研究和教学活动，同时考虑向主流史学的进入-合作-对话。

目前的做法是在妇女学学科建设中为史学单独立项，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妇女史不可能在史学中立项。在“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中“妇女史”子课题立项启动以来，进行的翻译引进、梳理成果、读书研讨、培训队伍、编写教材、出版专辑等一系列活动初收成效。28 特别是2001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唐宋妇女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有力证明妇女史进入主流史学并对史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既是可能的，更是必须的。29

关于进入教育主流，即在高等学校开设妇女史各级各类的课程也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做法或在高校通选课中增设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课程，引导学生将现实中熟视无睹的性别歧视现象与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以提高性别敏感度；或在历史系的学位教育中开设本科和研究生层面的课程，如从断代史或专门史加入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内容，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维度、新方法传授给学生，再过渡到妇女史的独立招收硕士和博士生。30 这条道路看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可以预见，只要妇女史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妇女史进入史学和教育的主流不仅仅是一种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