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基本概述

立法沿革

具体内容(约定的种类 约定的生效要件 约定的时间 约定的效力 案例 约定的变更和撤销)

不足之处

完善制度

财产约定的法律属性

现实意义(《婚姻法》修正案的意义 基本内容及适用)

简介

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是指法律允许夫妻以契约的形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所有关系的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法定财产制的对称。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体现了平等、自愿的契约自由原则，同时夫妻之间对财产的约定在本质上是合同，在约定的形式、效力、解除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合同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私有财产增多的同时出现的经济纠纷也日益增多，实行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渐成趋势，立法上确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是可取的，这实际上是在私法领域给予了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许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处分其财产权利。

基本概述

婚姻法

中国《婚姻法》着眼中国具体实际，本着约定先于法定、夫妻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平等、保护弱者利益、保障夫妻合法的财产权益和维护第三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夫妻财产制度。所谓夫妻约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允许夫妻用契约、协议的方式对他们在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以及对第三人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做出约定，从而排除或部分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法定财产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而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协议、契约的方式依法选择适用的财产制，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做出约定，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或所做的约定无效时，才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在中国出现并在立法中予以确立，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适应中国家庭财产状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各方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主权利，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适应现阶段社会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实际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立法沿革

中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四个阶段。历史上正式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始自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依其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制；该项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的《婚姻法》为对夫妻财产约定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关系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做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约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式来解决。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也是允许夫妻约定财产的，但没有明确制度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更新，实行了近三十年的婚姻法的内容显得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于是，1980重新制定的《婚姻法》，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而确立了以法定财产制为基础，约定财产制为补充的制度，但未明确规定夫妻对其财产的约定、如何约定以及其约定效力。2001年的《婚姻修正案》的规定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完善了夫妻约定制，其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债务清偿”，这就从立法上明确了约定了方式、形式，约定的对内效力与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等问题，初步确立了一套具体的较为系统的约定夫妻财产制。

具体内容

约定的种类

我国现行立法对夫妻财产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的具体含义是：一般共同财产制，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全部归夫妻共同共有，夫妻双方平等地共同享有财产的所有权的夫妻财产制度。

新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①一方的婚前财产；

②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

③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④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⑤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限定共同财产制，也称部分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一定范围内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之外的部分归各自所有的夫妻财产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共有财产的范围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享有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权利的夫妻财产制度。这始于罗马法后期的“无夫权婚姻”，旨在保护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是“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物。这种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以契约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部分或者全部的管理权交给另一方，也不排斥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分别财产制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基础之上，它充分肯定了夫妻是各自不同的独立之人，特别是该制度充分承认已婚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利，就反对夫权主义有积极意义。

理论界对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分别所有制）认为是一种封闭型契约财产制，婚姻当事人只能在法律允许的三种财产制中选择其一，超过该范围的夫妻财产制约定将不被法律承认，对当事人也无拘束力。现行婚姻法第19条要求当事人只能选择所指定的夫妻财产制中的一种约定才有效，若以法律明文允许以外的夫妻财产制为对象则该财产约定无效，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违背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从而失去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基本意义。

然而，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作出的财产约定不能被完全归类到这三种类型的一种当中去，法院往往并不会以该协议超越婚姻法规定的范围为由而认定其无效。相反，只要这种约定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法院就会认定其有效。司法实务界还普遍认为，目前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立法仍然是一种开放式立法模式。由此可见，对同一法条、同一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理解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长期下去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势必将带来很大的困惑。

另外，通过对这三种财产制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它们也确实没有穷尽和涵盖财产约定的所有种类和内容，因而不能绝对的说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立法模式。而且，在这种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如果夫妻想做出不同于任何一种法定类型的特别约定甚至是更为复杂的约定，就可能会因现行婚姻法对财产制种类做出的列举而承担财产协议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风险，尽管这样的约定种类或者内容很有可能恰恰最符合当事人追求财产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这也无法满足当事人对财产约定多元化的要求。“我们圈定的这几种典型的财产制类型并没有穷尽婚姻当事人财产约定的方式与类型，即使将用作选择的约定财产制的类型数量再增多几倍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约定的需求。”

结合本人在司法实践中的亲身体会，建议完善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立法，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的立法上应明确采用开放式的模式。因为一个国家采用何种约定财产制类型的立法模式，虽然受自身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由这个国家中的公民或婚姻当事人对约定财产制的需求决定的。从约定财产制的立法初衷来看，约定财产制正是在比较单一的法定财产制不足以适应现代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财产关系的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而产生的，那么就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民法、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自由约定和处分，这也是约定财产制应当达到的目标。从我国婚姻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以及私有财产的急剧膨胀都要求赋予婚姻当事人更多、更广泛的自由选择权，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目前，我国夫妻财产制种类较少且结构不完整，存在明显立法漏洞。

约定的生效要件

夫妻财产契约是特殊的民事契约，它不仅要符合民事法律契约的一般成立要件，还要与婚姻法的特殊性相符，由此夫妻财产契约的成立要件是：

（1）缔约双方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者未来将缔结婚姻关系。

未婚同居、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是一般的民事契约，但未婚者订立未来适用于婚姻关系的财产契约后结婚的，原先订立的财产契约即为夫妻财产契约。

（2）缔约双方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适用代理。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应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但若是依法达成夫妻财产契约后，一方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影响原财产契约的法律效力。夫妻财产约定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契约，它具有特定的人身性质，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不得使用代理。

（3）缔约必须是双方自愿。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契约不具有法律效力，缔约对方享有契约变更权或撤销权。

（4）契约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

例如，不得利用约定逃避对第三人的债务，不得将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的范围。

（5）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夫妻财产约定是属于重大的民事行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更好的维护婚姻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

约定的时间

关于夫妻财产约定时间，目前世界上有两种立法例：

一是仅限于婚前订立，理由是婚后易受到感情等因素的影响，如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民法规定，夫妻间的契约，应在结婚前订立，并自结婚之日起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婚后易受到劝诱等感情因素的影响，订立夫妻财产契约对某一方可能不公平。

二是无限制，夫妻财产契约可以在结婚前或结婚后缔结，如德国、瑞士、英国、美国等。《婚姻法修正案》（2001）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样对夫妻财产约定时间未作规定，根据民事立法的“法无即可以”的原则，这也就等于没有时间限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夫妻财产约定已有生效条件要求上的限制，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满足实际生活多样化需要，在缔约时间上没必要再作更多的限制。只要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婚前或婚后任何阶段进行约定。

约定的效力

（1）约定的生效时间。

为充分发挥约定财产制的调整功能，《婚姻法修正案》（2001）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约定的时间不加限制。当事人与婚姻登记时或婚后约定的，一经订立只要符合生效要件就立即生效。但婚前订立的夫妻财产契约，只有在婚姻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婚姻未能依法成立的，对当事人无拘束力，婚后某个时间才订立契约，则该契约达成前的夫妻财产关系适用法定财产制，契约只能约束协议成立后的夫妻财产关系。另外，附条件或期限的约定自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或失效。

（2）约定的效力范围。

约定的效力分为对内效力（指夫妻之间）和对外效力（指对第三人）。中国没有建立夫妻财产登记制度，而是采取“第三人明知”为对外生效依据。第三人明知的举证责任由婚姻当事人承担，若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的，则财产约定对第三人不生效力，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的债务，按照法定财产制下的清偿原则偿还。

案例

毕某（男）与刘某婚后第三年下岗。毕某向朋友杨某借款三万元开始做服装生意。由于不了解市场行情，毕某的生意难有进展。2001年10月之后，毕某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刘某开始担心风险太大，遂于2002年1月与丈夫约定，毕某的生意与家庭无关。家庭的共同存款6万元全由刘某掌握。之后，毕某的服装全部积压，资金难以回收。杨某多次上门催毕某还款，但毕某都说无力偿还。后杨某听说刘某有6万元存款，因此再度提出还款一事。但毕某告知杨某自己与妻子有约定，自己的经营与妻子无关。杨某在协议无望的情况下，诉至法院要求毕某夫妻以共同财产承担还款责任。

笔者认为：只要夫妻双方的约定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婚姻法》第19条同时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夫妻就财产关系进行约定后，即对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发生法律约束力。首先，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这是对内效力。其次，根据公平原则，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夫妻财产约定须为第三人所明知或经公证的，才能发生对外效力。也即第三人知道夫妻财产各自所有的约定，该约定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第三人对夫妻财产约定的不知情，该约定的效力不能及于第三人。也即债务不能由夫妻一方承担，而是由双方承担。本案中毕某与刘某的财产约定从表面上符合法律规定，但为规避经营中的风险，进行了财产约定，显然对第三人即债权人杨某是极不公平的。因此这一财产约定对杨某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及《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毕某所欠债务，应以其家庭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约定的变更和撤销

变更和撤销夫妻财产的约定是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组成部分。而且夫妻财产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夫妻做出财产约定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约定内容不再适应婚姻当事人，或者继续使用原约定显失公平时，应允许当事人依法定程序变更或解除原约定，但是，变更或解除财产契约，必须履行与缔结财产契约相同的程序。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如果夫妻双方无法经协商达成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的协议的，要求变更或撤销的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司法裁决。另外，婚姻当事人变更或解除财产约定而成立的新契约同样必须遵循夫妻财产契约生效的各项要件。

不足之处

《合同法》第2条规定已明确排除婚姻等涉及身份的契约的使用，婚姻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具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婚姻契约的特殊性需要在婚姻法律上有所体现。目前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要求除了根据一般的民事合同原理推导之外，法律依据只有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的具有意见》第1条规定的“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婚姻法修正案》（2001）上无具体的规定。夫妻约定财产中国仍是较新鲜的事物，正如学者调查所发现的那样，许多人并不知道夫妻可以就财产进行约定。面对这样的现状，立法上在设置这一制度时，应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以引导当事人避免纠纷的产生。立法上为限定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意在于遵循契约自由原则，但对于婚姻契约，由于它的人身性和伦理性，决定了立法上必须对其内容加以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例如，夫妻一方利用自己的知识或其他优势，诱骗对方签订损害对方利益的契约。由此有些国家的民事法律就明确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做出明确的限定，例如《法国民法典》1380条规定，“夫妻间的财产契约不得违背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不得违反因婚姻而致的权利义务，亦不得违反有关侵权及监护的规定。”可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要求，具体包括

（1）约定的内容不得超越当事人的财产权力范围。

（2）不得利用约定损害他方当事人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如逃避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务逃避养老育幼的法律职责等。

（3）不得利用约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如逃避债务，逃避国家机关的强制措施的。财产约定的内容目前仍要根据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

完善制度

（一）、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时间

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在婚前做出，亦可以在婚后做出。有人提出，夫妻的约定协议生效于双方缔结婚姻前，即尚未结为合法夫妻之前，此时缔约的主体不能叫夫妻，因此，婚前的约定不是本法十九条所称的夫妻约定，即主体不合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于结了婚，真正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身份时签订的约定才有效的话，显然是与法律设立约定制的旨意相违背的。本法十九条规定的约定主体中的“夫妻”应理解为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不是在约定时必须是夫妻。产生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未明确财产约定的时间。

准许在何种时候订立夫妻财产约定，分三种情况：

（1）准许婚前约定

以约定选定财产制，如法国、比利时、巴西等国；

（2）准许婚前约定

于特殊情形也允许婚后约定，如意大利；

（3）既准许在婚前缔结，也允许在婚后缔结

如瑞士

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为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歧义，充分保护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原则。立法应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时间，可以在结婚前、结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二）、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申报登记制度

夫妻财产约定须经申报登记程序确认才具有对外效力，未经登记者，不发生对外效力。立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解释关于“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的但书规定，即无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具有对外效力，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无对外效力。婚姻关系当事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采取夫妻财产约定的方法规避法律，当然为无效。但仅仅依据这一标准，尚不足以确定约定的对外效力。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申报登记制度，依据公示方式进行登记，确认约定的对外效力，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规避法律的行为，更有利于保护与约定财产的夫妻进行民事活动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经登记方产生对外效力，未经合法登记则不产生对外效力。

各国规定这一要件，有两种方式：

（1）公证方式

以德国为代表，规定夫妻财产契约须在法院前或公证人前订立，并由当事人签字。

（2）登记方式

以日本为代表，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应于婚姻申报时登记。我国立法没有规定。鉴于夫妻感情的易变性和夫妻财产约定的严肃性，为防止纠纷、预防纠纷发生，建议立法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程序，具体方法可以参照日、韩的模式，夫妻约定财产者，婚前约定，应于婚姻登记的同时，将夫妻财产契约的内容予以登记，并将其局面形式附于登记档案中备案；婚后约定财产者，也应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三）、在《婚姻法》的条款中完善约定财产无效的情形

首先对无效情形条款的完善，应从财产约定的特殊性着手分析，夫妻在财产中的约定虽可称为“合同”，其是否有效也可参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确认，但由于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属《婚姻法》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范畴，不能完全受制于《合同法》的约束，所以《婚姻法》理应就专门法的特点对约定财产中的无效情形加以列举和完善，如夫妻恶意串通借离婚约定财产的方式合谋实施逃避共同债务的行为。

其中恶意串通的要件体现在：

第一，须夫妻对财产的约定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夫妻约定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

第二，须夫妻双方通谋、配合实施虚假的财产约定表示。

这就是夫妻互相串通的共同意思联络有共同的逃避债务的目的，都希望通过假离婚借约定财产之名转移家庭财产。

第三，须有主观上的恶意。即夫妻明知或应知他们的行为会造成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以离婚之由达到逃债的目的。又如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行为，如夫妻在约定财产的同时又约定虚假债务的分担办法，以达到抵销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债务。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是一种内容违法的虚假行为，即人们通常认为的伪装行为。在实施这种行为时，夫妻对财产、债务所约定表现出来的形式并非真正要达到的目的，而是借助合法的财产、债务约定，达到逃避夫妻共同债务之目的。

财产约定的法律属性

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性质，在学理上不无争议。争论的主要障碍在于对婚姻关系性质的确定上。在我国，对“婚姻”界定的通说是“婚姻是指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依法自愿缔结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两性结合”，否认婚姻关系的缔结的契约性质，因而在理论上也就否认夫妻财产约定的契约属性。 在我国，婚姻实际上是国家依照婚姻立法对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的契约进行审查、予以批准，最终在法律上确认男女双方共同缔结终身共同生活的契约。基于对婚姻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将夫妻财产契约的法律属性作如下归结：

首先，夫妻财产的约定，是确立夫妻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

夫妻财产的约定，就是男女双方在婚前或婚后，对于双方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谁所有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这种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当然是一种契约。

其次，夫妻财产的约定，是婚姻契约的从契约。

确立夫妻财产所有关系的契约，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缔结夫妻关系的婚姻契约。婚姻契约经国家审查批准生效，附随于婚姻契约成立的夫妻财产的约定才能生效。如果当事人在婚前订立财产契约的，则婚姻契约一旦依法缔结生效，该约定即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夫妻财产关系应依约定处理。如果婚姻关系依法成立以后，双方才订立夫妻财产契约，由于婚姻契约已经生效，关于夫妻财产的约定当然也附随生效。但需要指出的是，该契约只能约束成立以后的夫妻财产关系，该契约达成前的夫妻财产关系适用法定财产制。

再次，夫妻财产的约定，是附随身份行为的契约

夫妻财产的约定，就其内容而言是对财产关系的协议，但它的基础是协议当事人婚姻关系的合法有效的存在。没有夫妻关系的有效确立，就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因为夫妻就婚前、婚后财产进行约定，在性质上是一种身份行为，具有严格的人身依附性。因此，夫妻财产契约不得由他人代理而订立。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未成年人订立夫妻财产契约必须取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这也是各国立法的通例。

夫妻财产约定制虽然是对夫妻财产(法定财产制是基本的夫妻财产制)的补充，但是在适用上，约定财产制却有着排斥法定财产制的法律效力（即约定优先于法定），只要缔结夫妻财产契约的男女双方合意成立，在他们之间就不再适用法定财产制。因此，夫妻约定财产制与夫妻法定财产制在法律上具有同等地位，是夫妻财产制上的两大基本制度。

现实意义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以契约的形式来商定夫妻双方的财产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清偿的财产制度，是夫妻法定财产的对称。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改前的《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表明夫妻双方可以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进行约定，即夫妻双方可以实行约定财产制，但约定财产制仅仅是法定共同制的一种例外，且约定的范围、形式以及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修改后的《婚姻法》，在规定夫妻婚后共同财产制度，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同时，根据修改前的《婚姻法》的实践，对约定财产的规定进行了肯定与保留，同时，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这些条款对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主体、内容、形式、效力、债务清偿、补偿请求权等方面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使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得以较为完善的确立。

《婚姻法》修正案的意义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修改和完善，具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认可约定财产制，即采取单一的法定财产制，虽然对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有利，当事人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其交易人财产情况有较明确的把握，不易受到不可预测的损害。但是，单一的法定财产制不利于婚姻生活，它无法适应每个家庭的理财特点；同时，夫妻在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对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是行使个人权利的行为，是独立人格的表现。所以，只有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才是完整的，才能适应婚姻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确立有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夫妻以契约约定财产所有关系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地位因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婚姻立法仅以除外条款来允许约定财产制存在，而不以具体规定其内容的办法来规定约定财产制，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虽然立法者将夫妻法定财产制确定为主要的夫妻财产制，只将约定财产制作为特殊的、补充的财产制，而在适用上，约定财产制却有着排斥法定财产制的效力，只要缔结夫妻财产契约的男女双方协议成立，在他们之间就不再适用法定财产制。如果越来越多的夫妻采用财产契约约定夫妻财产所有关系，而立法又采取放任的态度，势必将出现越来越大的麻烦。夫妻约定财产制与夫妻法定财产制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地位，应当成为夫妻财产制上的两大基本制度，法律应予以同样的重视，理论上也应予以同样的重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上，乃至于在实务上，对这两种夫妻财产基本制度采取偏重一方忽视另一方的态度，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都是不正确的。

总之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修改，适应了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的需要，给予婚姻当事人在处理各方财产时更大的灵活性，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主权利，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适应了现阶段社会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实际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并满足了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与前《婚姻法》之比较

与修订前的《婚姻法》相比，现在的夫妻约定财产制有以下几方面成功之处：

第一、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源于16世纪法国的意思自治原则，由于其能使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及时解决纠纷等特点，至今仍为各国法律奉守。修订前的《婚姻法》虽首次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其因以除外规范方式规定而显得过于笼统，因而虽涉及到意思自治原则，但并不充分。修订后的《婚姻法》则进一步弥补了这一缺陷。

第二、注重了对夫妻债权人即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现实生活中，个别夫妻为逃避债务而将财产以约定形式给予一方，而负债累累的一方则一无所有，从而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落实。为有效遏制这一现象，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第三，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新《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可以说是新《婚姻法》在夫妻财产约定制规范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点。它在法律上承认了女性承担家庭义务的贡献，使她们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付出在离婚时能获得回报，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也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基本内容及适用

《婚姻法》有关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内容十分丰富，必须全面理解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才能在实践中正确适用：

(一)约定的主体

约定的主体是夫妻，也就是说，夫妻之外的人无权对夫妻的财产进行约定，重婚或非法同居双方不能成为其主体。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婚或非法同居双方对财产有约定，有的还经合法婚姻的另一方同意，甚至出现夫与“妻妾”共同对财产进行约定的情形，这些情形由于其约定的主体不合法，因此，不能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从约定的主体为夫妻来讲，应当是婚姻关系成立之时或者是婚姻关系成立之后，但是如果双方在婚姻登记之前进行了约定是否可以呢﹖法律没有作出否定性的回答，笔者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之规定，是可以的，有效的，但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应为结婚之后。

(二)约定的内容

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有的国家采取限制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规定的是排斥性的夫妻财产契约，即法律不限制夫妻对财产进行约定的内容，夫妻可以对夫妻财产进行自由地约定。可供双方约定的财产范围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也包括“婚前财产”；既可对全部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也可以对部分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约定的形式也不受限制，可以约定财产为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或者是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并存。这些均由夫妻双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夫妻对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财要根据该财产的属性来确认该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所谓“约定不明确”是指夫妻双方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文字表述上错误，导致对财产归属的约定相互矛盾的情况。

(三)约定的形式

在《婚姻法》修改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夫妻财产的归属可以以书面的方式或者是口头的方式加以约定，但有效成立的口头约定需要双方的认可，如果发生争议，则该口头约定不成立。口头约定的方式不能适用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而且也不确定，当事人难以举证，很难设想在离婚时，或者是在确定财产权属时，一方会承认对己不利的口头财产约定。所以修改后的《婚姻法》要求，夫妻财产约定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没有采用书面形式的，认定为没有约定。书面形式，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包括协议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必要公证的问题，这次修改后的《婚姻法》没有作出规定，表明夫妻双方对约定可以进行公证，也可以不进行公证。如果进行了公证，变更时也应进行公证。夫妻双方没有公证的财产约定，只要不违反有关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就应为有效约定。

(四)约定的效力

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一经约定，夫妻双方必须遵守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根据其约定的内容来确定夫妻财产的所有权。对约定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一方，可以自由处分归其所有的财产，而对方要尊重该方对财产的所有权，不能擅自处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里所讲具有约束力必须是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即有效的约定，否则没有约束力。那么如何认定约定是有效还是无效呢﹖笔者认为夫妻约定财产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有效民事行为必须具备条件的规定，即夫妻对财产的有效约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约定财产时，夫妻双方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即夫妻双方均是精神正常的人，如果夫妻双方或一方是精神病人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所签订的书面约定，是无效约定；二是必须双方自愿，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的约定无效；三是约定内容符合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否则，约定无效。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比如利用约定来逃避债务的。四是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约定应为采用书面形式……”，据此书面形式是夫妻约定生效必须具备的形式要件。

(五)债务的清偿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适用该规定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的归属有所约定；二是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夫妻有所约定，如果第三人不知道的，则不执行这一规定，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主张第三人“知道”的举证责任应由债务人承担；三是如果第三人明知夫妻关于财产的约定，但和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的财产权益的，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由于《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财产申报登记程序，在实践中，夫妻双方或一方对第三人“知道”的举证往往比较困难。笔者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夫或妻一方在与第三人发生民事行为时，在合同书或债务凭据中直接写明夫妻对财产的约定情况，这样可以在保护第三人权益的同时，也使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发生纠纷时对事实真相的举证顺利，有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

(六)补偿请求权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0条规定了离婚中男或女一方的补偿请求权。对于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财产自然应归男女双方各自所拥有，但在实践中常常有一方在生活中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该法条列举了三项可以请求补偿的情形：一是抚育子女，如为抚育子女比对方付出了较多的精力；二是照顾老人，如老人长期生病经常需要照顾；三是协助另一方工作，如在对方工作中也付出劳动。这里当然还包括付出较多义务的其它情形。从法律的公平原则出发，离婚时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补偿的来源是另一方所拥有的财产。法院适用该规定时，需要查证双方的家庭分工状况，双方的婚前婚后财产的增值情况，双方的工作职位在婚前和婚后的变化，如果查证证实一方通过承担主要的家庭义务，对对方的增值和工作升迁产生了实际有利的影响，就可以认定一方履行了“较多”的家庭义务的，有要求对方补偿的权利。

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约定内容的解释。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解释，是指对夫妻双方所约定的财产所有关系内容的含义的理解和阐释。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局限性，例如，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智力水平的限制，语言使用能力的限制等，常常对约定的内容出现不同的理解，甚至有含混不清、前后矛盾的表述。因此，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解释，是十分必要的。解释的目的，是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夫妻财产约定内容归于具体、明确，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得以解决。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解释，是在当事人发生纠纷后，在纠纷进行处理过程中，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做的权威说明，它的解释，实际上只有处理这类纠纷的法院才有权进行。当夫妻财产约定当事人对约定内容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诉请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探求真意，阐释约定内容的真实含义，也就是说应力求反映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当约定内容出现前后矛盾，致使无法解释时，依据《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认定“约定不明确”，应根据法定财产制来认定，即根据该财产的属性来确认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