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避又名升仙塔，位于浚县新镇淇门村西南隅，被誉为“浚县八大景之一”传说在严寒冬季，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际有风雪不入之神奇。

《淇门村志》中这样记载：西汉时期，刘秀兵败于王莽，退逃途经黎阳淇口镇（今浚县淇门村附近），时值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人行不能睁目，刘秀被困在了淇门西南的“全真观”（古道教住所），饥寒交迫的他心情极其哀伤，仰望苍天喟然长叹“此地得能无雪乎？”哪知话音刚落，观内风雪即止。事后，每逢冬雪之际，道观所在之处便不再落雪。

至北宋靖康之变后，浚境沦为金土，社会动乱，人心沉浮，追求“无为、隐世”的道教一度盛行。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等人来到淇卫两水交汇的淇门，隐居“全真观”内，论文对举，把酒放歌，析经释卷。忽有一日，观院东北角一口深井内喷出红光，瞬间变成彩莲，花朵竞放，鲜艳异常，众人皆近前观看。稍许，只见一人踉踉跄跄跌入井内，与莲花一起顿消不见。后此事竟再三出现，被附近村民疑为妖孽作怪。在道观隐居的四位道士谭、马、丘、刘乃用一长石将井盖住，并镌一碑刻立于石上。碑成后，惨剧不再，四道士却悄然飘逝。村民皆曰其升仙而去，那块石碑就被誉为“四仙碑”。清乾隆年间，“全真观”因年久失修废为瓦砾，“四仙碑”也饱受伤损，有人遂围碑建一巨塔护之，并将塔定名“升仙塔”。又因刘秀于此处避过风雪，塔又得名“风雪避”。

问史“风雪避”

村志的记载是真是假？仅从表面上来看，村志的这部分内容可能是由传说转化而来，同时文字也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应该不足以全信。

翻开历史书和一些文史资料，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室王权，刘汉后裔刘秀起兵伐莽，曾因兵败被王莽追杀。而东汉政权确立后，刘秀于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确在黎阳（今浚县）大伾山筑青坛祭告天地。如果单纯地把这一事件孤立开来，掌权者偶尔在某地举行祭典应属正常。但刚刚坐定江山的刘秀为何偏偏选中黎阳这个地方筑坛祭天呢？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原因？从地理位置上看，大伾山在平原地带奇峰突起，脚下黄河滔天，或者在帝王眼中是“风水宝地”，但同时也存在这样的事实：黎地淇门距大伾山仅30公里，《水经注》中“旧淇水口，东至黎阳入河”句可佐证淇河早时是穿卫水而过从大伾山注入黄河东流的，我们自此是否可合理怀疑刘秀大伾山筑坛祭天是与淇门“风雪避”有一定关系呢？

至于道教盛行于淇门一说，从史料和遗迹中也可查找出一些依据来。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中有记载的浚县最早的庙宇碑刻“张公庙碑”，这块东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的碑刻，就是镌刻于当时的黎阳县淇口镇，即今天的淇门村。而至今仍藏在升仙塔中的“四仙碑”则镌刻于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也已距今800余年，模糊难辨的碑文字里行间显露出重重的道教痕迹，更进一步地佐证出这里曾盛行过习经讲法之风，宗教文化相当繁盛。

如此看来，《淇门村志》中的有关记载虽带有深深的民间传说甚至神话的色彩，但也并非完全悖于历史。可是，我们再细致推究又会发现一些疑问。众所周知，道教的“全真派”由王重阳创建，刘秀时怎可能就能避风雪于“全真观”呢？是这个名称由来已久？还是村志在记载时将刘秀避风雪的故地用后来出现的全真观代替？

淇门与“全真七子”

来到淇门村西南角的升仙塔下，举头上望，这座高约15米的砖塔共有七层，外观颇似常见的佛塔，不过塔身第二层外侧镌刻的八卦符号却清楚显示出它和道教有着极深的渊源。从东面的小门钻进塔内，塔中空，直望塔顶，午后的阳光透过塔的第三层处南北对开的两扇小月窗斜射进来，与塔内阴影处的暗淡形成强烈对比，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在塔内地面的正中央，立着一块缺了角的石碑，这就是村民们所称的“四仙碑”。残碑正面镌刻的文字，一看就出自大家之手，飘逸潇洒，不拘一格，给人一种酣畅淋漓和呼之欲出的感觉。而在碑的另一面，字迹却密密麻麻，字体方正有力，中规中矩。由于很多文字已被破坏，整个碑文让人很难连贯通读下来。所幸碑刻的落款部分受损较轻，我们在一番擦拭后终于看出了一些眉目：碑的阳面题字是一位道号丹阳名钰者所留，而另一面则是“全真门弟子谭处端”留字。碑刻上标注的时间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八月所作。

屈指算来，这块残碑距今已有832年的历史了。在《淇门村志》中，查找有关这块残碑的碑文记录时发现，碑文中两位作者均提及了“谭马丘刘”，这和当初村民们提及的四位“升仙”道士也恰恰吻合。

翻开有关道教的文献资料，惊奇地发现，在淇门留下碑刻的两位作者正是在道教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全真派“真人”丹阳子马钰和长真子谭处端，而他们提到的“谭马丘刘”除了自己外，另两位则是与他们齐名、名列道教“全真七子”之中的长春子丘处机、长生子刘处玄。

读过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读者恐怕都不会对“全真七子”感到陌生，在小说里他们是七位武功高强、身怀绝技的“全真派”道士。小说描写的场景我们遥不可及，但如今我们却在淇门与他们“相遇”，距离如此之近，仿佛穿越时空，与800多年前的他们“坐而论道”。

“四仙碑”探秘

虽然有着碑刻遗迹，可碑文上的文字到底是不是这两位真人亲自题的呢？在刻碑文时他们在不在淇门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再次从历史中搜寻。

据载，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名道王重阳在携丘、刘、谭、马四大弟子西行途中，仙逝于开封，四弟子葬师于陕西重阳故里刘蒋村。守墓毕，马钰到终南山一带修道、阐教，丘处机则在磻溪、龙门苦修，谭处端、刘处玄则传教于伊洛一带。1174年，谭、马、丘、刘分往不同地方修道传教后，马钰回到祖庭闭关，一直到1178年才出祖庭。如果按照这样算来，淇门碑刻于1175年，此时马钰不太可能到淇门村，更不可能在碑上亲笔题诗。至于长真子谭处端，因为他修道传教在伊洛一带，位处中原，倒是有可能到淇门村的全真观去，并亲自题字于碑上。但是，我们在查阅到的所有史料中，却没有一处确切的证据证明那时他确实在淇门村全真观中。

难道淇门村的这块碑刻是伪碑？这似乎也不可能。从马钰所留的碑文的文意中，依稀可以看出类似“家书”的语气。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们根据诗的意思可以这样大胆推测：1175年，“全真七子”分居不同地方进行传教，特别是谭、马、丘、刘四人作为“重阳真人”座下“四哲”，师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当时谭处端确实在淇门村中的全真观中修道传教，正在闭关修炼的马钰忍不住思念之苦及传道心切，于是就写了份“家书”寄给了谭处端，后谭处端将这封“家书”刻在了碑上，以记师兄弟之谊。

但另有一处细节同样可以表明马钰至少应该到过淇河。在马钰众多的诗词作品中，有一名为《香山会·次重阳韵》的词作就提到了淇河：“木金交，天地活，真真渐好。澄清淇寂深通奥……”通过词作我们可以看出，马钰不仅到过淇诃，而且还对淇河有着极深的感受。

从碑刻上谭处端的字迹去分析一下碑的真伪。资料记载，谭处端“善书法”，其字体与悟道几成“完美”结合，无为而为，率性飘逸。而淇门“四仙碑”上落名“谭处端”的碑文字迹则完全符合这一特点。

后 记

村民们说，升仙塔和四仙碑于1973年被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几十年来却少见有人管理、修缮，四仙碑还曾被盗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