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聚东，出生于三庄镇范家楼有“五大门”之称的大户人家，该支系书香门第，祖上出了24个太学士。范聚东高祖范庚周为监生，应试过顺天府乡试，光绪年间主修《日照范氏家乘》。

人物介绍

从历史看范聚东?

人物介绍

范聚东，一个今人几乎完全忘记的人，一个永远不该忘记的人；一个山河破碎时举家共赴国难的人，一个抗战胜利不久即冤死于乡人棍棒的人。

范聚东的父亲范庆澜，辛亥革命中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兴教救国”思想影响，联合本村和周围村庄开明士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北伐后，一举将附近滚石崖的天齐庙神像搬走，建成日照西部最早、最大的新制小学，为该村乃至全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范庆澜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也培养儿子读书育人，这使范聚东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也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的教育，教书后又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为他一生献身进步事业奠定了基础。

德荫一方，范聚东凭自己威望被推选为周围48个村的社长。期间，为方便学生就近上学，决定将滚石崖小学分到村办，并毅然将曾在济南受过高等教育，时任汶南矿务局会计、收入可佳的弟弟范梅言劝回担任范家楼小学校长。滚石崖庙里的树木是周围村庄的公产，分校时被人抢去变卖，范聚东领人一一查出追回，变为村小学开办费。范聚东家的土地财产几乎占全村一半，他按比例集资，带头筹建办学经费，并划出十几亩土地归学校经营。1931年，范家楼小学在校生达120余人，后多数走上抗日道路，很多成了国家高、中级干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驻山东的国民党部队也闻风而逃，济南、青岛相继失守，诸、日、莒的区县政府官员也逃到山区避难，假抗日之名，乘机招兵买马，抢占地盘，而共产党、八路军则毅然挺进敌后。时范聚东主持村政，在目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兵败如山倒的现实后，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领导抗日救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正在范聚东翘首以盼时，八路军山东抗日军政干校招收学员的布告传到他日照。此时，范聚东正在县中读书的17岁的儿子范熙彭（范希彭）和同村在莒县县中读书的范干民，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怀着满腔热血找到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日照共产党员杨心培，经介绍准备前往报名，回家禀告父母，筹集路费，得到范聚东大力支持，他立即找到范干民的父亲商榷。范干民的父亲是个老教师，与范聚东志同道合，两人当即备齐行李和路费，趁夜深人静悄悄将儿子送到山东抗日军政干校所在地沂水岸堤。

范熙彭和范干民在校间很快加入了中共，1938年11月结业后分配到鲁东南特委，由特委安排回日照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组成临时县委，开展抗日活动。在范家楼发展了范崇学等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以后又陆续发展了几批党员，先后动员范庆服、范庆德参加八路军，选拔了范崇收、范奉吉、范熙信、范象明等到区乡担任领导工作。范熙彭临走时，并带走了家里仅有的两枝看门短枪。

当时国民党七区区长杨百福曾在滚石崖上过学，与范聚东熟悉，看到范熙彭参加共产党，就劝范聚东：共产党土八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成不了大气候。范聚东当即回答：你的眼睛蒙上灰了？依我看，以后要由共产党主天下。

范聚东在村里的威望很高，何况他儿子早已参加八路军，于是在范家楼村带起了参军抗日的热潮。范象明的父亲范庆荣是一位倾向抗日的开明人士，1941年春他因儿子年龄尚小，出去担当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放心不下，找到范聚东问：这些土木蚱子（没长翅膀的蚂蚱）也想出去蹦达，能中？范聚东说：“蹦达蹦达就硬翅了。于是，范庆荣心情舒畅地送走了儿子。就这样，范聚东配合党组织送走了一批批爱国青年参军参政。至建国前，全村有72户抗属，9名先烈，数量之多，全县少见，有“小延安”之称。范聚东亲手送走的干部，建国后有许多走向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岗位，有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

其长子范熙彭，1921年4月生。193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任临时县委交通。1938年12月后，任日照县委青年部长、莒南县委青委书记。滨海青联宣传部长、日照青联主任。1943年9月，任日北县委宣传部长、藏马县委民运部长。1949年7月后，历任徐州市团委副书记、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1956年后任建材部玻璃局局长。1982年离休，仍任建筑玻璃及工业玻璃协会会长。

山东沦陷后，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创建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工作基础应以鲁中为中心，努力向东发展。”鉴于诸、日、莒山区的战略位置，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二战时发生过暴动，群众基础好这一特点，1938年中秋节后，刚组建不久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奉命由莒南大店一带东进，至莒县的招贤，兵分两路，一路由司令员刘涌带领东进，途经管帅、中至、马耳山，宣传抗日，建立统一战线。12月底，开赴东部沿海地带。

另一路由政委景晓村带领，组成中共鲁东南特委机关，以八路军后方司令部的名义，进驻桑园、石场一带。1939年夏天逐步转移到洪凝一带，改称五地委，与各县区委一起，通过设办事处，派工作团队进村，很快在这一带数十个村庄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织比较坚强，突出的有三个：范家楼支部、洪凝乡支、街头特支。

1938年12月，中共日照县委成立，曾在滚石崖小学读过书、与范聚东和范干民的父亲范庆淑早有交往的傅疃族人范景蘧任书记，以八路军驻日照办事处名义，在靠近暂时与八路军友好的朱信斋部的小曲河公开办公，范熙彭、范干民参加县委和办事处工作，范熙彭担任青年部长。

1939年2月，日照县委觉察到朱信斋部有要叛变趋向，决定迁出。经综合考虑安全、交通、食宿等问题，选择的目标就是范家楼。这是因从地理上讲，该村与朱信斋部占领区有泰石（莒日）公路相隔，可以避免与朱部摩擦。村后不远是大山，紧连着鲁东南特委（五地委）驻地桑园、石场一带，有退路，有后盾，也便于联系工作。更重要的是，该村有坚强的党支部，有县委的两名工作人员，有主持村政、积极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活动的范聚东、范庆淑等开明士绅。该村又是大村，绝大多数属范姓，与范景蘧是本家，县委和办事处的同志进出有人保护，吃住有保证。

中共县委和办事处迁驻范家楼后，一切供给全由范聚东安排，为此，范聚东将自家的土地变卖了一些，他家成了接待站，是路南通向路北的第一站，整天人来人往不断，不分白天黑夜，不管什么时间来人，吃住基本在他家。范聚东的妻子范牟氏烙饼很有名，凡是吃过她烙的饼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后范景蘧的妻子儿女，因家在路南敌占区很难住下去，也全家搬来。随后，八路军滨海部队老六团又来了，范聚东家又成了团长贺东生的住处和实际上消灭朱信斋的指挥所。贺团长因战斗一时失利，有时心情不好，范聚东就婉言相劝。

范聚东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接受了保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以及全村抗属的任务，他充分利用上层可利用的关系，并有意识的安排八路军的人打进敌人内部。范聚东有一个好友叫夏良寻，是夏家岭的大户，他的女儿与范聚东二儿指腹为婚，他是日军翻译，就经常为范聚东通报重要信息。伪日照县维持会准备在三庄区成立维持会，要叫范聚东当区维持会长，中共日照县委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就由范聚东安排其弟范梅言去了，日本鬼子一投降，马上撤回来。他们里应外合，几次救了被捕的同志，且鬼子一扫荡，据点里一有风吹草动，范聚东就将后门打开进山，带人北去崮山、房家沟一带隐蔽起来。房家沟地处深山，是地委工作团活动的区域，有共产党的支部，有范家的亲戚，在此非常安全，生活有保障，该村成了中共日照县委可靠的后方基地。

1940年春夏之间，抗日形势恶化，受日伪操纵和利用的会门组织万仙会暴乱，袭击抗日政府和军队，杀害抗日军民，范象明、范崇连等因没来得及撤退被万仙会抓去，准备杀害。范聚东赶紧找到本家本支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范均室。因范均室曾救过时已当了匪首的朱信斋，跟朱成了铁交，范均室通过朱信斋将范象明救出。范聚东又通过本支香谷与荣庄上层人物的亲戚关系，救出范崇连。

范聚东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但因他性情刚烈直爽，在村里说一不二，也得罪了极少数人，以致造成土改中受“左”的路线影响，误伤于个别人的口号和棍棒之下。当地政府为挽回影响，为他进行了厚葬，1947年秋即宣布平反。1992年中共日照市委又专门下文为其恢复名誉。

六十年甲子轮回，我们今天反思范聚东的悲剧，决不能局限于个人恩怨，更不是为追究那些个体的责任，而必须置于时代大视野、民族潜意识中冷静解剖。

如按范聚东的社会身份定位，属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绅士阶层！

“士大夫居乡者为绅”！在《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一文中，余子明先生指出：

传统的绅士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的社会是以小农业结合着家庭手工业为特征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传统的绅士必然以乡村为其活动舞台。也就是说，绅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职并居住在乡里又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标准的绅士应当具备的条件，除了功名和官职外，就是要在乡里有一定的影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要达到这一点，功名和官职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有功名和官职还不够，还应在家世方面有荣耀的历史，比如他的祖辈、父辈或他本人对地方有所贡献，或者维持本地的风俗和秩序，或者推动本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因此，绅士阶层是与传统的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同时，绅士要有影响并受人敬重，还须有丰厚的财产，比如较多的土地和房屋。绅士与地主往往密不可分，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大都是地主。这样，绅士又与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相联系。

毫无疑问，范聚东与此几乎分毫不差。范聚东青年时就在村里主政，不仅忙于村务，连族内事、家务事不该管的也管。谁家打架斗殴，他到那里一站，很快平息；谁家有困难，不管穷富，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有一年特大旱灾，村里许多户缺粮断炊，到他家借粮，借一袋、给两袋，确无偿还能力的有借无还，全村无一人饿死。

有一次他家丢失了一个拉瓜，他要看青的家人找回，原来是村里一户因家里断了顿，不好意思去借粮而摘，找到时拉瓜只剩一半了，要是拿走，这家就什么吃的也没了。范聚东听了不但没责怪，还马上送了几袋粮去。

有一顽军催给养，全村穷得实在缴不上，而缴不上就要把要给养的庄长范伟善领去抵押，还要进村烧杀抢掠。范伟善找到范聚东，说全村只有“九玉堂”范桂禄家有两囤谷子。范聚东为给他解困，也想尽量少为村人惹是非，就说：“你去要吧，就说是我说的。”结果，驮了两驴（大约200斤左右）顶上，免了一场灾祸。

范聚东多年“主政”一方，又赶上兵荒马乱，四方是路、八面来风，带刀的都得支应，如他家里不但长年驻着共产党、八路军，也常有国民党和杂牌队伍去，有时“共军”住东屋，“国军”住西屋，当时虽同在“抗日”屋顶下，但多年积怨，一见就眼红，两句话说不来就要动手。每遇这种情况，范聚东就往中间一隔：这不是打仗的地方，谁动手，以后别进这个门！几句话，就把紧张局势缓过来。

在天下未定时，像范聚东这样的乡村绅士自然左右逢源，成为各方争取的“统一战线”盟友，甚至某时成为拉锯双方的仲裁者。但一旦江山有主，其存在立时贬值为“民主革命路上的同路人”，并极可能因当年的“立场”而成“继续革命”的对象。特别当从天上掉下个“打土豪、分土地”，面对祖祖辈辈做梦都想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所有亲情、乡情都抵挡不过土地的诱惑！

在农耕文明社会，在现代社会保障机制未建立前，土地不但是一切财富的根基，甚至是一家一族生存的前提。而土地的不断集中直到高度集中、垄断，自耕农的减少、赤贫直到农奴化，最后通过在“等贵贱、均贫富”或“均田免粮”旗帜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一时缓解土地与农民的矛盾，这是传统中国恶的历史规律。因此，在每次“暴风骤雨”中，“分地”只论亩数，不分人品。这就像饥年“吃大户”――不管是谁，只要囤里有粮，就得拿出来。随之，在患了“社会老花眼”的阿Q们那里，历史的牺牲品，就绝不仅只是那些横行一方的酷吏恶霸，也包括那些省吃俭用的商贩地主。

当时，范聚东家的地几占范家楼的一半，不分他家的，分谁的？

从历史看范聚东?

当然，这并不是说范聚东的悲剧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如抛开政治、经济的必然性因素，其更可悲的在于空间和时间的偶然性。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回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当时整个山东的“土改”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左倾”错误。

在《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土改”复查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原因和教训》中，曹东亚先生如此分析：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央和华东局领导下，山东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曾一度出现“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地主富农打击过度。一是各地大量出对地主富农乱打、乱抓、乱杀现象。不少地方“一开斗争会并不经过清算、说理阶段，也不准被斗者申诉，一开始就是打人、打死人，甚至每会必斗短斗必打，每打必死，以打死人多为坚决（《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351页，《舒同主任1947年8月在渤海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讲话》）”。左倾错误比较严惩的诸城县，“全县12个区各区杀人都在百人以上，有的区多达六七百人（《诸城县的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中共诸城市委党史委）”。二是很多地方将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扫地出门，不给地主分地，给富农分坏地，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莱西县仅一个多周的时间里，就将1100多户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其中许多是开明绅士和对革命有功的军工烈属（《中共胶东区党史大事记》第305页）。

（二）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很多地方将部分中农错划为地主或富农，列为斗争对象，被斗中农一般占被斗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有的地区比数更高，如沾化县八个区就有1684户中农被斗，占被斗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山东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第9页，《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惠民地委党史委），相当一部分中农的土地受到侵犯，甚至有的中农被扫地出门。

（三）损害了民族工商业。各地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普遍被没收、分配，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被斗，甚至被打死或扫地出门。例如，土改复查期间，周村200多家商店店主被斗，财产被没收，20多人被打死（《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166页）。各地除了村干部办的合作社以外，私营工商业几乎全部倒闭。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从时代大背景看，1946年5月后，国、共逐鹿中原，中共决定在各解放区广泛开展“土改”，以最大限度争取广大农民支援战争。特别从1947年初决定进行土改复查开始，中央“土改”指导思想明显向左偏转，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中央认为各地“土改”不彻底，存在右的偏向，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必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二是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全面进攻虽取得重大战果，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改变，急需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援。换句话说：战争急需兵源，兵源只能是农民，而农民最需要土地。因此，对此土地的拥有者来说，不管其来源如何，是祖上积攒，还是八方营财，或是巧夺豪取的，结局都一样――“分田地”，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三通过前段“土改”动员起来的解放区农民积极参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已经证明：以“饷银”维系的“国军”，是无法抵挡以“土地”为信仰的“解放军”的，也正是一句“打土豪、分田地”改变了中国！）因此，土改复查开始后，中央急于扩大土改成果，片面地强调反右，强调让贫雇农分到足够的土地，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结果，“五四指示”等文件关于区别对待地主、保护中农利益、照顾开明绅士、保护工商业等一系列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对“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农民的过激行为，中央不仅没采取措施制止，反给予肯定。如刘少奇曾主张对地主扫地出门，在1947年4月30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中甚至说：

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他们叫做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

对山东前段土改，中央认为华东局指导思想上“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第132页，《邓子恢1947年6月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因此，1947年6月下旬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对黎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此后，山东“左倾”错误日益加剧，7至9月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在中央和华东局一再批判“右倾”、“富农路线”，强调“群众路线”，强调“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规定“如果党的规定与百分之九十农民的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决定”的情况下，山东基层干部普遍产生“越左越革命”的误区，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用“左”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1984年5月，曾任中共五莲县委第一任书记的辛玮在《回顾1947年五莲县的土改复查工作》这样回忆当时：

甚至有的干部认为，减租减息是向地主要“粮”，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土地复查是向地主要“命”！

结果，山东各地党组织一度程度不同地放弃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尤其将杀人权由地委以上下放到县区甚至是农民临时组成的“法庭”，造成局势严重混乱。

如从文化历史的角度，作为小生产者，农民具有较重的自私、狭隘意识，言行常从自身利益和个人及家族恩怨出发，因之农民的造反精神经常是与严重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自私、狭隘意识相伴生的。特别因其虽长期被束缚在一个统治和服从的体系中，但并不缺少造反精神，一旦被动员起来，往往表现得非常勇敢和具有侵犯性，极易产生过激行为。

在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真不愧为圣哲，其《阿Q正传》下笔栩栩如生，恰如先见之明预见了后来。

中共五莲县委党史委在《五莲县的土改复查运动》如此记述：

在1947年山东的“土改复查”中，穷怕了的农民为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强烈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平分，有的农民为多分土地，故意扩大打击面；有的村干部利用职权按其亲疏关系乱划阶级成分；还有的农民乘机搞挟私报复和宗族斗争，随意给人扣“帽子”，实行残酷打击，混淆了阶级阵线，各地普遍实行土地“大推平”，严重侵犯了中农，过重打击了富农。许多地方在批斗地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的农民发泄积压已久的愤怒时，就象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一样，很难控制，一些地主常常丧生于他们的拳脚之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后，向地主提出苛刻的要求或作出过激举动，如一律将地主扫地出门，甚至强行将地主的妻子女儿当作浮财分掉。

而从“空间历史”看，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中这样刻着：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曾山、张鼎丞率中共华东中央局机关以及山东省政府机关进驻五莲山仁里、大茅庄一带。

7月，因国民党军队对五莲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华东局机关转移到安丘县柘山区王庄村。

9月6日，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委黎玉等率军区机关驻进王庄村。

11月，华东局机关再次进驻五莲县仁里、大茅庄一带。

当时，范家楼与之近在咫尺！

而在八年抗战中范聚东与之相处的中共方面的人物，或已捐躯为国（如范景蘧），或已转战异乡，或出于政治高压而明哲保身……

实际上，也不仅是范家楼。据笔者父亲回忆：农历1947年7月初六，在大河口（傅疃河入海口）“打地主”，一把棍一个，其中很多够不上地主成份，有的只是与掌权者祖上积怨，甚至或只是曾言语不和。最后，打得老天爷都挣不开眼了，从西南天突然上来一块黑云彩，刚开始只有锅盖大，可转眼就是瓢泼大雨，终于把人淋散了。

1　947年秋，华东局对“左倾”错误开始有所察觉，并着手纠正。11月，发出《关于暂停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严告各地一律停止土改，禁止乱打、乱抓、乱杀。同年12月，中央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此后，山东“左倾”错误逐渐得到纠正，党的工作中心由土改复查转向生产救灾。但此时，范聚东已含冤九泉。

让我们回到哲学：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实现形式！不幸的，范聚东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偶然性的聚焦点！

假设范聚东未倾家共赴国难，日照抗战走向将会如何；假设1947年的山东“土改”复查未犯“左倾“错误，范聚东能否躲过此劫；假设中共华东局机关未驻五莲，日照的“土改”复查可会烈度稍减；假设范聚东活到1966年，以其刚烈的秉性在十年“文革”中命运又将怎样？

历史无法假设，范聚东也就如此走上历史的祭坛！

匆匆忙忙的“土改”，如火如荼的“分地”！

时人，并未为之抱愧；今人，可曾为之落泪？政者，是否为之忏悔？

造化，就这样辗过逝者而前行！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愿未来的社会，和谐平安；祝未来的中国，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