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 是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专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赌场资本主义》著作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比喻，它形容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和风险性。斯特兰奇和其他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如一个巨大的赌场，它具备了赌场的所有要素：赌徒、赌具、赌资、筹码和赌场的规则，它也像赌场一样充满了投机和风险，少数赌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则是满盘皆输。

简介

恶化

要素

观点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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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投机性。这种投机性集中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中。这一金融体系有极其复杂的结构，其成分除了传统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等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式基金会和投资公司，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交易规模和交易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更大，交易成本成倍增多，交易的手段更先进。从而，其赌场的性质也更加明显。斯特兰奇这样来形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赌场性质：“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想像。夜间，游戏在世界的另一边继续进行。在俯临世界所有大城市的高耸的办公大厦里，房间里满是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烟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玩这些游戏。他们双眼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的价格不断闪烁变化。他们通过洲际电话或电子设备来玩这种游戏。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赌场中，既有大赌徒，也有小赌徒，而且赌博的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轮盘赌、力点或纸牌以外，还可以在外汇市场及类似场所，以债券、政府有价证券或股票进行交易……。一些玩家，尤其是银行，投入的赌注很大。也有很多非常小的经营者；有兜售建议提供内幕消息的人；还有向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散播体系流言的小贩。在这个金融赌场里，总管理员是大银行家和经纪人。”

操纵资本主义金融市场这个大赌场的主要力量，是银行家、资本家和专业经纪人。他们是这一赌场中的大赢家，他们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债券持有阶级”。瑞·坎特伯雷提出：“债券持有阶级在适应其生存而形成的环境中逐步发展并继续繁荣。其中的极少数成员事实上不仅拥有被公众持有的所有债券，而且拥有大部分股票和其他的可在市场上流通的资产的价值。债券持有阶级是超级富裕家庭中的精英，华尔街的一些投资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构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交易账户。这一新的美国的有闲阶级组成了年收入从开始大约19万美元随后上升到几千万美元的家庭。这一群体总人口仅约 110万，或大约 50万成年人，但他们的平均财富却至少有790万美元。”

恶化

尤其严重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一巨大赌场也把众多的普通居民卷入其中。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普通人是否愿意用自己的工作、储蓄以及收入来加入资本主义的赌场中进行赌博”。尽管极少数普通居民在这一赌场中偶尔也有小赢，但从总体上说，普通大众照例都是牺牲者。极少数人在这一赌场中的暴富，正是以伤害大多数普通人为代价的。少数人越赌越富，多数人越赌越穷，正是当代资本主义这一赌场的内在逻辑。坎特伯雷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华尔街为自我谋利益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过去人们通过广泛参与繁荣的金融市场，社会财富已经变得大众化了。事实上，在1983年和1995年期间，美国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盈利大约是11%，平均净金融财产的价值达到73万美元。接下来的1/5的家庭损失了4．3%，再下来的1/5的家庭损失了7．8%，而最后4%的家庭的损失令人震惊，达 68． 3%，他们最后的金融净值为负值，价值为一10．06万元。如果我们回到财富榜的顶部，我们会发现这段期间最富的1%的家庭盈利将近20%，足够把他们的金融财产的平均值提高到740万美元。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继续从债券和股票市场新增同样比例的财富，那么在1998年他们的平均金融财产将达到 1000万美元。”

赌场资本主义理论除了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投机性外，也同样强调其不确定性。在后一点上，它与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risk society theoty）有异曲同工之处。贝克和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或后现代状态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使它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当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社会”或进入了“风险时代”（the age of risk）。“他们的观点是，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实际上促成了各种风险的大量产生，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生态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已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此同时，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制度和规范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继续导致各种风险的形成。他们还认为，由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现代社会还将不断产生新的更大的风险。”

要素

贝克于1992年发表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风险社会：走向一种新的现代性》，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在该书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个人主义日益明显、社会形态发生本质变化的社会。此后，贝克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进一步阐述其风险社会理论。按照他自己的解释，风险或风险社会的概念具有以下8个要素：

l）风险与毁灭不一样，它们不是指已经发生的损害。但风险确实有毁灭的危险。所以，它既不是毁灭，也不是安全，而是一种“真实的虚拟”。

2）它是有威胁的未来，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个变量。

3）它是事实与价值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的结合。

4）它是一种人为的不稳定，既是控制，又是失控。

5）它是知与不知的结合，即，一方面，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和行动。

6）风险的全球性，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

7）风险只有被社会感知时，才对现实构成真正的威胁。

8）在风险社会中，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卢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对于风险社会的影响。

观点

他认为，“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在“传统文化中，没有风险的概念，因为它们不需要这个概念”。风险有外在风险和内在风险两种类型。外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内在风险是被制造出来的，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风险，是指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他认为，大多数的风险属于内在风险，包括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不过在吉登斯看来，风险也并非全是消极的，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社会变化的动力之一。它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固有特性之一。“实际上，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是无法想像的，也是难以运转的。”然而，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斯科特·拉什在这方面甚至比贝克和吉登斯走得更远。他认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进入了风险社会，而且开始形成一种“风险文化”。他说，技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这些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险将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和危险，例如金融风险和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和危险等”。他分析说，“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技术资本主义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的巨大风险。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就是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导致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原因

不少西方左翼学者指出，造成赌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高风险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政府要对这种投机性和风险性负主要的责任，“金融市场不稳定和投机的根本原因，是不负责任的政府，而不是脆弱的金融机构。贪婪的交易商或者热闹的创新。过大的财政赤字、国家作为借款人的拖欠，以及糟糕的货币管理等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对于那些激进的左翼学者来说，要真正克服这种投机性和风险性，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书摘

自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借款利率不稳定明显增加，使得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性趋于复杂化。

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因当时发生了一次世界性的战争，并很快代之以较长时期的冷战这两个因素，工业化国家的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防务预算很沉重，甚至对瑞典这样的中立国也不例外，被迫实施的社会福利计划(如欧洲)，使政府在这方面的开销在国民经济中所

占比例上升。人们通常将首次决堤怪罪于约翰逊总统和越南战争。约翰逊内阁不情愿以征税来为战争和社会改革筹措资金，而是依靠政府增加贷款来支付不断增加的联邦经费。但是正如卡里奥(Calleo)指出的一样，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卡里奥，1982)。美国国防开支增加不足以解释

发生在1971～1984年间的世界范围内如此明显的现象：1963年纽约的商业债券支付的利率仍旧不到4%，美国的财政金融券刚过3%。到1966年，商业债券率达到6%以亡，欧洲货币市场的利率，及所谓的伦敦银行同业拆放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 Rate，LIBOR)高达7%以上。 截止到1969年，相应利率分别增至8%和11%。 自此以后，两者变化无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纽约的利率变化总是缓和一些。

欧洲货币市场无疑很大程度上首先促进了利率升高，然后导致利率的变化不稳定。主要设在伦敦的市场，其增长很大程度上不仅在于英国权威部门的纵容，而且在于它们积极地参与其中。纵观整个60年代，英国不仅国债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大，而且遭受了市场对英镑信心不断降低的打击。而其他战败国家，非常幸运被允许延迟偿还国内外债权人的债务。英国历届政府实际上采取贿赂英镑储备持有人，使他们不至于溜之大吉。英国政府的国库券和金边证券(金边政府债券)向他们提供高额利率，截止到60年代晚期，不仅提供高利率而且提供美元担保。随着业务的增长，欧洲货币市场首先允许人们在不同货币间套汇，资金可以在抛补的基础上通过较高利率被吸引到疲软货币中，同时强劲的货币仍可以保持低利率来吸引资金。第二，它允许资金在国内市场和欧洲货币市场之间自由流动，人们可以在其间进行套汇。

与此类似，对于规避税收和银行管制的地区增加，很容易在早一些时候得到控制。宗主国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宣布从中渔利的银行、企业和保险公司的行为违法，从而禁止它们在本国从事经营活动。美国国会并没有这样做，无疑部分与美国人对政府角色的观念相一致，并与美国人对美国国内的行为或直接、明显地影响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行为给予的首要的地位相一致。它也可能受到了美国货币管理机构十分分散的特性的鼓励。在多数别的国家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两大权力中心，即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进行分配，而美国却给自身创造了十足的纷繁(Cat’s Cradle)，权利和责任在名目繁多令人眩晕的政府机构间共享和交叉。除了美国财政部以外，还有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联邦储备委员会里还有货币监理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 然而美国的对外货币关系由在联邦储备体系中居首位的纽约联邦银行实施，而管制金融股票市场的特别权力自1934年以来被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在这之上，分权原则赋予国会(通过众议院银行金融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修正这些机构中的任何机构的法定权力的权力。同时，政府的联邦本质意味着银行业实际上既由联邦管制机构也由州立机构来进行管理——纽约州银

行管理当局尤其重要。

在一系列事件和为体系担忧的压力下，在赫尔施达特银行破产之后，根据国际清算银行1974年的宣言以及1975年的巴塞尔正式协定，有一个动议提议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控，并允许货币监理官办公室享有更广泛的权力，从而向银行收集有关这些银行在国内外的行动的更多信

息。但是这些权力太小了，信息太过时了。例如，自1974年以来，货币监理官办公室开始逐渐抑制银行单独向许多国家贷款。但是这些抑制并没有阻止美国大银行向拉丁美洲的主要债务国，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过分放款；由于银行间拆放，光靠抑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只不过要求美国银行不能向任何一个借款人出借超过它们外面未偿付贷款的10%，通过分支机构或其他银行足以实现银行自己的承诺。自1982年末以来，所有银行必须向货币监理官办公室报告到期的、未付的贷款——但这同样也是事后诸葛亮。

也不是仅仅因为美国当局对美国银行在境外的行动不关心才导致国际金融体系从整体上远离更佳的监控和管制；如果要想将市场和管理当局之间的平衡几乎保持原样，当时的金融市场要求的实际上却是更多的管制和监控。过去的10年，在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内决策的主要趋势倾向于解除管制。尽管实施远非一致，但是解除管制被用于航空公司、电话和金融服务业中。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华丽外衣的掩盖下(政策往往如此)，在后一种情况里，解除管制实际上受到一些最大、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和银行的十分强烈的物质利益驱动，受到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者的支持，并由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杂志和报纸来作宣传。

在过去的10年中，以往用于管制信用的创设以保证金融体系和经济安全的三种主要方式被腐蚀了。存款利率管制过去被用于减少短期资金的流动性。但是低于6个月的存款的最高利率在1970年得到提高；活期存款利率上限在1978年11月上提。1980年，解除管制的步伐因为《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

etary Control Act)而加快，从而导致了1986年解除了所有管制。如一个货币监理官办公室官员在1981年评论所说：“当通货膨胀导致的高利率致使存款流人非管制的市场利率机构，并引起对向小储户提供。实现市场利率的机会的关注时，利率管制当然是必要的。”

和许多货币主义论者如出一辙，马克思主义者把1965～1970的通货膨胀视为以后通货紧缩必要的前兆。但是他们扭曲了这种传统说法。除了和货币论者一样强调消费政府在防务、教育、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及有组织的劳动力的谈判力不断增加而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

提出，政府不论其政治标语如何，实际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安排一系列对公司的暗中施舍伎俩掩盖利润率下降的事实。政府不仅为英国人所谓的“跛脚鸭”提供支持，而且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税收减免、税收延期等。有一些措施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后来成为税务咨询人员的前税收督察员能够完全理解它们的重大意义。

其他人则批评新古典主义著述过于低估资本积累的作用。早先提及的关于缓慢增长的论文集也包括安德鲁·格林(Andrew Glyn)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格林提出：

尽管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增长速度不同，但面临不同国家长期以来资本输出比例相对稳定这一事实，他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得不假定由于技术进步速度不一样，因而具有更快或更慢的积累速度。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其反面：不同的积累速度导致了不同国家的生产增长率不同(格林，1982，第149页)。

格林因此在探讨资本积累问题时提出(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同之处)萧条的种子是由上一个十年的通货膨胀政策播下的。这种提法的缺点在于一种过时的设想，即设想投资是由过去的利润产生的资本积累来控制的。事实上，银行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将资本创造(即信用)与

资本积累的获得途径有效地分离开来。格林更擅长其偏爱的领域，即工厂管理层对生产力下降作出的反应对工人产生的影响。继30年代引人了“福特主义”(对无情的装配线乍产的称谓)后，现代管理引入了机器人和“协作生产”制度，从而具有更好地胁迫工人和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的另外一种贡献可能符合保守主义者的口味，即对凯恩斯主义关于目前危机的解释尤其是对凯恩斯主义者所开的治疗方法的批评。苏珊·德·布吕诺夫(Suzanne de Bru- nholf)是一个受欢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她避免谈及受到更普遍关注的深奥哲学问题。在她所著的《国家、资本和经济政策》(State，Capital and Economic Poiicy)一书中，她同意赫希曼的看法，即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环境中运行，而是在由以前的模式和观念，包括商业主义而形成的环境中运行的(赫希曼1983)。她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她发现这些观点不时重现，有效地划分了资产阶级。她对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正确地(我认为)判断出其主要目的是心理上的而非纯粹经济或金融上的，因为其目标是通过运用国家政策来驱散不稳定性以补偿资本家反常的流动偏好。主要由信用构成的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得到了国家担保，因此，改变了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关系(德·布吕诺夫，1976，第121页)。

这一点也可能适用于与债务问题紧密相关的其他3个问题，即银行的不稳定、世界需求的低迷状态以及西方盟国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后者在近年来明显变得大不如前。以往有一个时候当西方国家的元首在峰会上为掩盖他们之间的分歧时，那些出席的人都朝镜头微笑，现在却发生了争吵和冲突。每年提交国会的草案表明，美国人不仅对欧洲人而且对日本人也越来越感到不满。这种感觉肯定是双向的。像所有家庭中的争吵一样，和解宜早不宜迟。至于银行体系的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变得更难纠正而不是变得更容易。不仅新信用工具每月被设计出来，新资产也被“安全化”——这意味着银行找出了新方法将它们向房主或企业发放的贷款转移到投机市场。使一组经营者保持在一定控制范围内而另一组经营者在另一种范围内的界限越来越遭到削弱与毁坏。这不仅仅是电脑化的信息系统破坏了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再存在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许多管制体系依赖的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古老区别也日益被打破了。为了不影响人们的信任，放任自流的时间越长，问题被隐藏在地毯下面的时间越长，进行变革的难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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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资本主义》是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专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的成名作。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赌场，每天卷入其中的资本之大，运转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其中。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美国是这个赌场中的导演和决策人。

《赌场资本主义》的发表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和大众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热烈地讨论，尤其是对那些共同关心着金融市场，诸如银行倒闭、金融欺骗、政治腐败、洗钞等问题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