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乡情简介(董志乡历史 元明时董志沿袭金名 董志见于史册是在清代 董志乡域址的扩大)

历史沿革

很早以前有陈、户两姓人在此居住为业、故得名陈户。

董志，相传此地原住董氏人家，为抵御外患立志筑起了城堡，故得名董志城，后演变为董志。

乡情简介

董志乡位于甘肃庆阳西峰区董志原腹地，总面积140.40平方公里，耕地10.34万亩。辖14个行政村，35605人。近年来逐步形成了“西烟、东果、沿路兴企、畜牧并重”的新格局。

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果品、烤烟、黄花菜等。城镇建设初具规模，百门程控电话全面开通，城郊型经济逐步形成。沿吴凤公路的乡镇企业开发区日臻完善。生产的复合肥、砖瓦、建材、针织品等产品远销区内外。

历史源远流长，旅游景点主要有甘肃四大石窟之一的庆阳北石窟寺和小崆峒等。

董志乡历史

“董志”一词见于史册是在宋代。．《中国历史地图集·宋永兴路军》就标有“董志”。董志的由来有几说：一说董志为人名、董志因董志者而得名。一说“相传此地原住董氏人家，为为抵御外患立志筑起了城堡，故得名为董志”。此说亦有道理，历史上以姓名命城堡寨村者甚多，但一般的组合形式为“姓+家+地貌特征或设施特色”。如李家寺，王家窑，赵家湾，孙家坡、巴家咀、刘家店等等。至于志的解释就显得附会，谁家筑城修堡是无“志”而为呢，另一说是宋时庆州有个有作为的州官，．为监督克勉自己的施政行为，便在宁、原、庆临界的庆州境地树立刻有“董志”的铭碑，后遂演变为地名董志。今析亦不无道理。《辞海。》云：董者，监督也；志者，志向、意志也。《诗经·大禹谟》和《关睢序》中的“董之用威”、“在心为志”就是这个意思。由此推断在治地界首树碑克勉自己，其用心也是良苦的。但此时的董志乃为乡间小寨，在地域上归属，于彭原。宋时还新兴了宁州境地的水昌镇(今太昌)。今董志原也因政区所限易名为二，董志以北者曰“彭原”，以南者为“永昌原”。这个称谓一直沿续到清初。故乾隆《庆阳府志·山川》曰：“彭原在府城南九十里，其原广亵约六．十里”，并未包括今和盛：太昌、新庄等地。金统治期间，永昌镇易名“大昌镇”，永昌原亦即变为“大昌原”了。历史上著名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一金蒙大战太昌原--就在这里进行。金哀公正大五年(1128)，“进入陕西的蒙古军队就已接近泾原路的泾川，进占庆阳南端的战略要地大昌原，从而截断了金朝供给庆阳的粮道18。”次年，“蒙古兵入庆阳界”，轻而易举地袭陷了庆阳府，南北相连，给金造成了极大威胁。金“遣使送羊酒币帛于蒙古兵以乞缓师请和”。屈辱求和的外交失败把金推上了武装抗争的高潮，决计把抗蒙前线的军事重镇庆阳府夺回来。正大七年正月，“伊利布哈遇蒙古兵于大昌原，以完颜陈和尚的忠孝军为前锋，仅四百骑破蒙古八千人”，迫使蒙古兵自今董志乡溃逃北去，“于是解庆阳围19”。《甘肃古代史》云：“大昌原之战是蒙金战争中金朝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蒙金战局的发展，延缓了金朝灭亡的进程”。

元明时董志沿袭金名

洪武二年(1369)五月，徐达下庆阳时，就曾在彭原数次陈兵布阵同元庆阳守将张良臣进行过殊死的战斗。当时，张良臣据庆阳伪降复叛，徐达调集诸军，三面夹击，合围庆城时，就曾“以参随王敬祖将兵守彭原”，后“又遣指挥叶石真守彭原”；冯宗异的精锐“西临驿马关，去庆阳三十里而军二十”。当时的史典未曾把彭原记为董志。同时，明末李自成率农军在董志一带往返转战数年，史书连一些并不出名的地名都历历在典。唯独找不见“董志”二字。可见当时董志还是个关梁小寨，因而董志称谓尚未形成，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庆阳府“参政江尚宁筑董志堡”后，董志才开始发达。

董志见于史册是在清代

相传清代有个颇有见识的“叫花子”(-‘说为化缘布施的和尚)，从古城西安出发，分别在秦川、董志及环县曲子河湾周游乞讨，并以三地所得食物的好坏和乡人的厚道程度得出了一个实用真理--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原边，董志边不如曲子河湾。并在各地传言，从而使董志声名大柞。其实这位花子只是对董志的知名度传播有功，并没有也不可能解释董志原因董志而得名的历史原由。

清初至乾隆年间，由于“国家承平百余年，生灵日繁”加上原面道路开通，且据交通要道的董志堡已筑有城廓，发展为“四达通途，贸易辐辏之地21”进而成为原面中心的第一个重镇，立有“乡市”和官方管理机构，亦为盐商荟萃之地，于是，董志原的名称便相应而生，人们习惯地把董志周围原面称为董志原。乾隆《庆阳府志·疆域》也第，一次出现“董志原”的记载，并云其四至：“西至何家畔(不是今合水的何家畔)二十里交镇原县界，南至李家城三不同三十五，里交宁州界，东至齐家东庄七十里，北至司官寨五里，东北至罗寺四十里，东南至秦红嘴五十里，西北至孙家沟十五里，均交安化，且陌地界，西南至何家畔二十五里交镇原县界”。尚需指出的是，此时的董志原只辖今董志原的北半部，其南部仍曰“泰昌原”或“太昌原”。

清道光年间，董志乡人烟已相当稠密，原面村落密布，堡寨林立，董志已成为原面中心“四达通冲，贸易辐辏”的交通纽带和商贸中心，官方在此置有“巡司”、派有“把总”等。

董志乡载入国家级典籍，及其内涵的扩大和域址的延伸则是清同治以后的事了。同治年间，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于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反动策略，“袒汉抑回”，导致了为时十余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董志作为回军起义重要根据地之一，从而为《清史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民国丛书》及地方史志所记载。从同治五年(1866)九月陕甘回军全股云集，从华亭一线长驱直入“乘胜冲奔董志”，到同治八年(1869)三月左宗棠重兵合围，回军“乘夜携眷潜遁”。四年间，回军“十八大营”司令部就驻在董志。《民国丛书·左文襄公在西北》载；“董志原在马莲河西岸，纵一百五十里，横二百八十里，扼陕甘两省关键”。起义的目击者邑人惠登甲在《庆防纪略》中云：当时董志原“北至驿马，南至宁州邱家寨，西至镇原之萧镇，东至合水属西华池，延袤三四百里遥相联属”，皆为义军雄据。此后，回军以董志、金积堡为据，四处转战，基本控制了陇东、宁夏一带。由于宫军数年追剿，滥杀无辜，以及尖锐朗阶级对立在“种族冲突”的帷幔丁交织进行，致使冤冤相报，仇杀多起，加上天灾狼祸25，庆阳人民濒临灭顶之灾，不少地方破壁残垣，回汉同尽，实为有史以来所罕见，而董志就是这一悲剧和惨案的历史见证之一．

乱后，平庆道台魏光寿来到庆阳，时“郡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满目惨状，一派凄景。原来繁华的郡城重地，“时有一二挹遗民，居住在岩穴，采食草籽，形类鬼魅．忽见有人寻踪，以为贼至，望即狂奔，遍及询问，不但不知贼耗，亦不辩年月”。勇丁广搜细寻，城内3000余户，只残存百十人入城。鉴此，总督左宗棠便设“善后局”于董志，并以庆阳“城郭皆一片荒丘”，近郊绝无人烟，而董志、西峰“尤为安化重镇”，遗民幸存者较多，加上“董志地势寥廓”，土地肥美平坦，位置适中，“添设官僚以资镇抚" 。于是奏准在栋志设立“县丞”，并“割安化西南六里粮税归丞征收，每考拨进文武庠生二名入董志乡学”。从而使董志由原来只一名．增加到一名县丞、二名乡学，一名训导。这就是历史上的“董志置县”或曰“置安化分县”。从此以后，劫后余生的庆阳人民，又斩棘草，立茅舍，引火种，圈地块。种五谷，在董志原的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劳动生息。

然而，同治回事也在董志后裔们心中投下了难忘的阴影，因而当年要在“十八大营”的旧地再建新居，这对“十仅存一”的董志遗民是何等的艰难。他们的心理创伤在短期内难以愈合的。加上距董志十里之遥的西蜂，同治年间筑建了规模较大的“老城”，有“控镇萧关，襟带秦岭”的坚固城防设施，：且临近沟头，取水方便，其地夜水位也高于董志数米，加上地处原面中心，交通要道，因此当年的原民都乐于定居于此，商旅盐客也乐于在此立业，从而使西峰的城镇防护功能和商贸辐射能力增强。随着居住人数的增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西峰便逐渐代替了董志的城镇地位。尽管清末官方还注意董志的发达，如同治十二年于董志“旧堡北三里筑城，……周三百九十六丈二尺”，且置炮台14、城楼4座；东曰启曦、南曰延熏、西曰迎爽、北曰拱辰，城外开有深沟宽壕。光绪年间艾置“董志义学”，在董志分县治东设立“彭阳书院”、“董志初等小学堂”“县立第三两等小学校”。同时，还立“廨署”、筑“仓廒”、设“巡检28”等，都未能从根本上阻止董志的萧落和西峰的兴起．民国五年，陇东镇守张兆钾修筑西峰严普城”，周长12里，成为董志原士农工商的荟萃重地。民国二十五年，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暑施治于此。从此，西峰方为庆阳的中心市镇，以至发展为今天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大抵是西峰能成为地区所在地，董志至今仍为乡间小镇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历史原因。

董志乡域址的扩大

董志乡作为一个政治经济的地理概念，是建国后才逐涉形成的。最初出现在地质地貌普查，水土保持研究、农业区划等专业资料之中。随之，才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986年行署统计局《庆阳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十二条大原基本情况》中的董志原，就是指北界党家崾岘，南临泾水，东接马莲河，西连蒲河的跨越政区、囊括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地理概念。

综上所述，董志乡有着它流长的渊源和悲壮的过去，也一定会有光辉的前程和灿烂的未来，人们期待着董志乡的黄土地在“重建陇东粮仓”的系统工程中有新的奋进和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