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址在今方塔园天妃宫东。 董其昌，字玄宰，学者称思白先生，上海人。家中仅有机田二十亩，因不堪重役，董其昌便弃家远走他乡。万历十七年（ 1589 年）进士，选为吉士。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就把户籍改在华亭。其友礼部侍郎田一俊死于教习任上，董请假护丧，走数千里，莽之于福建大田。回京后授编修，知起居注。

地理位置

基本资料

死亡背景

历史残迹

书法高超

史料记载

地理位置

其址在今方塔园天妃宫东。

基本资料

董其昌，字玄宰，学者称思白先生，上海人。家中仅有机田二十亩，因不堪重役，董其昌便弃家远走他乡。万历十七年（ 1589 年）进士，选为吉士。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就把户籍改在华亭。其友礼部侍郎田一俊死于教习任上，董请假护丧，走数千里，莽之于福建大田。回京后授编修，知起居注。光宗出阁就学，充日讲官。因事启沃，光宗每目属之。后因受排挤，而出任湖广按察副使，不久就告病而归。

死亡背景

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任湖广提学副使，因拒绝请托，导致生员闹事，遂致仕。后来虽然被先后启用为山东副使、凳莱兵备、河南参政，但都未上任。光宗即位，曾向阁臣询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由于曾为光宗的老师，懂氏的政治生涯因而发生了改变。起任太常寺少卿，掌国子监司业。天启二年（ 1622 年），改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篡修实录。奉诏到江南一带，采录诸司掌故。将万历一朝的章奏、案牍辑为三百本。另外，内阁中保存了大量的群臣奏疏，董氏挑选其中有关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边防等方面，言论实事求是、稳妥可用的奏疏，编辑为四十卷，并且在每篇奏书后面加上自己的论断。此书得到熹宗的称赞。熹宗三年（ 1623 年）迁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转礼部右侍郎。四年（ 1624 年），充篆修实录副总裁，同知经筵。不久转任左侍郎。五年（ 1625 年）迁南京礼部尚书。时值宦官专政，深自引退，明哲保身。崇祯四年（ 1631 年），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七年（ 1634 年），进太子太保。自觉年老体衰，要求致仕。但当时天下多事，董氏做为前朝元老，为明代思宗所倚重，因此没有得到批准。五次上书，于正月十九日致仕。回乡后，又过了九年，于丙子（ 1636 年）仲冬九日忽痰作，不三而逝，卒年八十二。赠太子太傅，谊“文敏”。附葬于苏州吴县胥口乡渔洋里其父董汉儒的墓旁。

历史残迹

崇祯年间，在明“清军局”的旧址上修建董文敏祠，据实地调查与参照松江当地其他传统祠堂规制而建，其地宽衍，连溪环沼，全部面积在 1500 平方米左右。据当地长者及传为董其昌第十七代孙董兆昌等的回忆与现存董祠（残）的照片，并参以松江传统建筑形制，可大致复原其早年的规模。董祠的面宽约 14 米，总进深约 90 米，为砖木结构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院落建筑，共有三进建筑。董祠门前左右有一对青石所雕的坐狮。门厅前有一块 14×4米的场地，门厅为三间七架。门厅枋上悬有清代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年 ) 巡幸松江时所题的“董其昌祠”匾。门厅内西侧竖有“回避”、“肃静”、“追封太子太傅”、“赐谊文献”、“南京礼部尚书”、“赐进士出身”诸牌。门厅后有穿廊，连接仪门，过仪门厅院北有碑厅。碑厅概为三间七架梁，，碑厅中央竖三块康熙帝御书碑。两侧两块为佛经，中间为康熙赞董其昌书法的御书碑；

书法高超

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楷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不经意处，封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披拂，尤得天然之趣。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所临募《淳化阁贴》，于《兰亭》、《圣教序》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峰，似拙实巧，书家所谓““古钗脚”殆谓是耶。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根底则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又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墓诸子，轧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砣，有古法，甚心赏。其用笔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琼绝。临募最多，每谓天资欲功力俱优，致此良易也。

史料记载

康熙岁次乙酉三月

南巡驻跸松江府书

御碑后有木刻山水图屏风，碑厅两侧壁间嵌有董书各类碑刻。据民国杜镇球《云间金石志》记载，有董文献临《多宝塔》碑（明代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三月，刻条石六，计一百七十八行，行十一字）、董其昌小楷金刚经塔石刻（明代万历二十七年（ 1609 年）刊刻，今存松江区博物馆）、董其昌自书《诰救》石刻（明代崇祯九年（ 1636 年）三月望，行书，计六百零六行，行九字，刻条石十四），以及董书临《淳化阁贴》等石刻。碑厅后有一座庭院，庭院两侧概有回廊，东西回廊连接着最后一进厅堂 ---- 享堂。享堂估计为三开间，九架梁建筑。享堂中后部设有董其昌像，堂的左侧梁枋上悬有“磊落光明”、“百世流芳”、“艺术硕望”三块匾；右侧梁悬“万世流芳”、“廉明政治”、“南宗北斗”三匾。享堂的东西稍间为董氏祖祠，分别供有董氏前代与后代碑位。

据杜镇球《云间金石志》记载，民国 26 年（ 1937 年）六月，在董祠园中发现“重修董文敏公祠堂复堂溪书院记”残石刻（年月无考，存二十九行，行九字，今已不知所在）。估计这次修缮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四年以后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因为清代帝王以康熙皇帝最崇拜董其昌的书法艺术，巡幸松江时必然会关心一下他所崇拜的人物的祠堂，康熙所御题董祠匾及赞颂董氏书法的碑文，便是最实际的体现。而且，如要悬挂及竖立这些御赐匾碑，祠堂以应有一个新的面貌，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年）据明代崇祯年间（ 1628-1644 年）已 60 余年，董祠概已陈旧，在这种情况下重修一次，是相当及时的。据现存董祠照片分析，最后一次修缮应在民国初年（ 1912 年），照片中的动词门厅前已围有一个墙院，墙中部设有石制门楣，当地称这类墙门为“石库门”，是民国年间相当流行的做法。 1937 年，杜镇球去董祠寻访遗碑时，见到的已是断碑残石，从此，董次日渐破败，残存的建筑逐步被百姓占为住所。 1982 年，为建设方塔园，董其昌祠残筑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