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瓜罐 罐式之一。因器身形似冬瓜而名。清道光朝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小：大器分有盖与无盖两种，小器均无盖。以粉彩器为常见，多以瓜蝶和白菜等为饰。民窑器，有豆青釉青花和信哥釉品种。其形制始见于湖北武汉龙泉明永乐年间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后历朝未再见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现并成为晚清时极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罐的始烧年代及其文化内涵

作为远古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盛贮器，我国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制作。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加上质地坚固，又有宜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生活需求的首选物品。东汉时，青瓷罐的形制呈显多样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青釉布纹四系罐，为当时代表作。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后来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并延续至唐宋。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作用有关。同时，亦与四系、八系，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譬如，西晋青瓷不单把系设计成弓形、桥形，还出现狮形、羊形等造型；东晋时又刻意在系上施加点彩；南北朝时的系竟多达8至10枚，这些，并非都应了功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美观，或者说，是集实用与装饰于一系。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使青釉、白釉如冰似玉。而此时，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加上罐体又出现了瓜楞、柳条形等花样制式，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元代，基于堆、贴、刻、划、镂雕等装饰技法的广泛应运，瓷罐的发展进入了辉煌时期。我国的南方和北方一些如龙泉、吉州、耀州、磁州等民间著名瓷窑，均有非凡建树。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高温釉下青花及釉里红彩绘异军突起，其浓艳的视觉色彩、更具水墨画韵味的表现技法，使瓷器艺术跃上了新的境地，不但奠定了景德镇一统天下的局面，亦让器形大度的瓷罐，越发神采飞扬、蔚为大观。明代，是我国瓷罐史上鼎盛时期。由于人们意识上的一些原因，特别是罐与官相同的谐音，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瓶、尊，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造型则更加丰富，创新品种有：永乐宣德的S头罐、壮罐、法轮式罐；成化的天字罐；嘉靖的将军罐；崇祯的莲子罐等。清代，罐的地位逐渐被瓶、尊取代，康熙以后，罐的生产以实用为主，除传统型的一些品种外，乾隆时期创烧的西瓜罐，流行甚广，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

二、罐的文化内涵

应当说，古代中国人，原本很在乎避讳。至明清，人们因为耳濡目染了文字狱，对咬文爵字及同音字的研究，也就更有长进。既然字和发音，非常重要，以至见刀见血；既然罐叫人贴心，而瓶须套用三个谐音，方可同官运亨通作连贯。那么，经历了文字狱的明朝百姓，对龙泉青瓷罐（寓意“清官”），对白地青花罐（寓意“为官清白”）等罐类器物情有独钟，便属极其自然的事情。试想，罐（官）的同音字多么美妙，天地间诸多好事，岂不应了一个“官”字？莫说“当官可发财”，就为能造福一方、能替天行道和光耀祖宗，“做官”亦属人生正道。况且，自唐武则天开创殿试制度后，封建皇朝的科举考试届届波澜壮阔，不少男儿就是通过乡试会试殿试才走上仕宦之途才建立了功名。金榜题名，数百年来为天下莘莘学子梦寐以求，亦让无数望子成龙的父母牵肠挂肚梦魂萦绕。

于是，颇具雄风的罐，在迷信谐音能带来好运的明代人眼中越见神韵，成了兴旺门庭的吉祥物，成了劝人读书、劝人讲礼教的陈设品。它们的用途与品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并取代瓶，成为人们居家摆设的重要物品。这些，从刻意制作的四楞、八楞罐上，从精心设计的四方、八方罐上，都可以得到证实。成化时，宫廷居然史无前例地烧制了“天”字罐，该罐的意味更为深远。此外，出现在正德、嘉靖青花罐上的一些仙鹤纹、孔雀纹及锦鸡纹，也传递出明确无误信息，即罐的使用者及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为这些罐上，装饰了一些只有明代的公、侯、附马等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文官才可使用的动物纹（《清铜典》54[礼嘉之四]），而这类纹饰，除了香炉上出现武官二品的狮子、九品的海马纹以外，在明代瓷器的其它器形上，则难得一见。另外，从明代罐上盛行的各式高士图、祥云纹、瑞果纹、婴戏图、月宫图等一些装饰题材上，亦可知晓人们对罐所寄予的深情厚望。譬如万历时期的一件五彩开光人物罐，其棱花形的四开光内分别绘“吹箫引凤”、“举案齐眉”、“指日高升”、“状元折桂”等民间传说故事，把文人的心声渲染得淋漓尽致。由此说明，明代大部分罐，并非传统概念上的盛贮器，由于罐的谐音此刻代表一种境界，罐便具有了其它器物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的使用功能。

古代器物的遗存数量，是反映当时社会需求最有力的证据。因而可以这样说，由于罐在这一历史阶段不负众望地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所以，理所当然的获得明代各阶层人士的青睐，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同时还可以这样说，在明末，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状况下，莲子罐和粥罐的应运而生，对构筑当时的文化生活和提升百姓的精神追求、文化心态等方面，无疑是有一定的社会效应，尤其对那些因战乱而感到前途渺茫的文人而言，更是一种安抚、一种愿望的象征。

说粥罐与粥无关，确实令人不可理解。然而，循着明代罐的发展轨迹，并结合明末时的社会状况去探索，这个结论，不能不说是客观的。首先，瓷罐的底足，明早期至正德时大多数为涩胎，自嘉靖朝起，罐的底足，绝大部分制作成釉底。釉底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工艺上并无难度，但明末清初时的粥罐，其底部偏偏全部为涩胎，说明它压根儿就打算上餐桌。其次，实用器的生产，一般以简朴、耐用为原则，可是，战乱致瓷业每况愈下的明末清初的粥罐，做工精美得几乎同康熙瓷不分彼此（后人亦竟难辨究里），说明它绝非等闲之辈。再看看它的装饰（高士、云龙、海马、加官晋爵、狮子、三多和听听器形名称的谐音（做官），不难明白，粥罐，肩负着特殊使命，它的到来，是一心一意同文人结伴的。

历史的遗迹见证了逝去的文明。粥罐的出现表明，明末清初时，人们对于各式罐，不独感情上水乳交融，赋予罐的使命更广泛，更直率。因而，在该时段的青花罐上，除了经常出现一些主题鲜明的高官厚禄图，加官晋爵图等装饰题材之外，古人还巧借“做”与“粥”的谐音，“连子”与“莲子”的谐音，以坦荡的君子胸怀，创造了粥罐、莲子罐新器形，直截了当地利用器物名称的发音，表白心里的向往和追求，书写了瓷罐史上灿烂的一笔。

粥罐是特定时期的产物，看上去似乎有其偶然性，其实，乃是中华文明的必然，是罐文化演绎的必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发展的必然。中国人历来主张清白做人，历来敬重大清官，历来信奉“学而优则仕”，明代罐上折射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意思和心态。

小　结

清代，把婀娜多姿的瓶，同“平升三级”仕途凑在一起，同“吉庆平安”、“平生富贵”等人生美好追求联系在一块。甚至，干脆把有些瓶称为尊（康熙时多尊），或就其外形赋予各种人文精神，如观音瓶、柳叶瓶、一统瓶等等。这些，是因为瓶有瓶的可爱之处，敬而远之实属愚蠢，为此，才找出这么一些谐音和理由，让瓶儿不独官复原职，还与百姓同乐，共享荣华富贵。于是，罐被贬去重当盛贮之用器，瓶则名正言顺地重得宠幸。这是明清两代一个罐多瓶少和一个瓶多罐少的原委，也是明代罐不同于清代罐的关键所在。顺便说一下，晚清时，有一种类似的粥罐的器物甚为流行，其面目颇似放大了尺寸或添加了环耳的盖缸、盖罐之类。或许，出于人们惯性思维，抑或循着近代人生活轨迹，故称之为“粥罐”。然而细细琢磨，终让人觉得其名称有些牵强附会。此类粥罐，它的用途与早期粥罐迥然有别。

瓶瓶罐罐，因了各自称谓上谐音，在文字冤狱猖獗的明、清两代，有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这场风波，最终在康熙时期被划上了句号，此后，代表了明代文化意识的粥罐，便名存实亡，当然，包括从此亦偃旗息鼓的莲子罐。粥罐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它来到这世上原本不是盛粥的，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任务是给天下求取功名的志士学者助威呐喊，促其勤奋。既然人们的思想境界有了越迁，连原先的忌讳都有了遁词，那么，罐所肩负的使命了结了。只是，功成却名不就的早期粥罐，不免要带着几分心酸与遗憾；它与同属崇祯时期产物的瓷制笔筒，有过相似的荣耀，都是文人的心仪之物。可人们怎么忘得干干净净；它那比笔筒复杂的造型和富有想象力的形制，竟然被晚清粥罐扭曲得不伦不类，就连初来乍到的神圣使命，亦被淹没得无踪无影。据此而论，对粥罐的研究，现在仅属开始，还需要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