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洛阳，是隋后期的首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城南对伊阙，北据邙山，唐朝时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玄宗、昭宗、哀帝都洛阳近50年，时称为东都、神都或东京。城内有隋唐时代面积最大的宫殿群——洛阳宫，和中国历史上最高大的宫殿建筑——万象神宫。

东都洛阳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东南通江都、太湖、浙江，东北通山东、涿郡，西通关中长安的大运河交通中心。

洛阳城，汉高祖刘邦曾经为之赞叹，“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史记·陈丞相世家》）说这句话的时候，刘邦在曲逆县，看到县里房屋壮丽，大发感概，“我行遍天下，只有洛阳城和这个县有这么壮观啊！”

隋都长安，是原后周的故都，也是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坐镇二十四年的国都。隋炀帝即位后，他要迁都，迁到一个可以作为中原核心，西控突厥、东抚齐鲁、北定辽东、南接淮扬的地方，可以显示大隋天下独尊地位的地方，“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隋书》卷24）”，这个地方只有洛阳城。隋朝是隋文帝杨坚通过篡夺后周宇文氏建立的政权，迁都想法也是由来已久。炀帝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这并不是虚言。迁都的想法确是源于文帝，用炀帝的话就是“心奉先志。”清代史学家赵翼很看不起隋文帝，认为“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廿二史札记》卷15《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其实隋文帝杨坚并非如此不堪，更何况比他运气好的还多的是。杨坚军功显赫，为后周重臣，能韬光养晦，得天下是时势使然。其后有隋之盛也是因为文帝的干才。然而他身居外戚，篡权夺位；前朝皇室，孥戮殆尽；兼之迷信鬼神，偏听妇人，对长安城自然心有余悸。文帝登基不久，即有迁都之心。庾季才精通玄象，曾测定文帝受禅吉日，为文帝所重，对文帝迁都的心思也一清二楚，于是上奏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鱼北允衣，必有迁都！”（《北史》卷89）然而文帝也只是迁到了离长安二十一里东南的龙首川处，称大兴城。这种迁法，炀帝明显是不满意的，他一心只想迁到洛阳城。在解释为什么要迁到洛阳时，炀帝在诏书上说：“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洛阳），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隋书》卷3）历代帝王都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炀帝可以实现了。此时，正是大隋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四海富有、士马全盛之际，正可建都洛阳，实现炀帝的光荣与梦想。炀帝到洛阳的第一件事，是构建保卫洛阳的防线。“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隋书》卷3）此项规模宏大的数百公里挖沟工程构筑了一条大包围圈似的防线，对于拱卫洛阳城非常重要。西面北面的防线用来对付突厥人，在东面的开封襄城一线，则防卫长期以来与大隋为敌的山东叛乱分子。防线筑好，营建东京洛阳的工作也可以开始。炀帝在诏书中要求：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隋书》卷3）负责营建的是担任营作大监的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和担任营作副监的将作大匠宇文恺。“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隋书·食货志》）杨素代表朝廷负总责，杨达是前任的工部尚书，建筑师则是宇文恺。宇文恺是隋朝的天才皇家建筑师，堪比希特勒手下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文帝时的仁寿宫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宇文恺对嘴上说“务从节俭”的炀帝心里的想法非常清楚，因为即使是真正倡导节约的文帝也不免被富丽堂皇之极的宫殿所倾倒，而放弃其一贯主张，更不要说这个伪装节俭的新皇帝。仅仅十个月，一座新城就建造完成，其“制度穷极”，令炀帝“大悦之”（《隋书》卷68）。其中修建洛阳乾元殿的情形，在《贞观政要》卷2中，张玄素描绘说：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江西）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此时完成的洛阳城，还只是行政用途。随后，炀帝的个人宫殿也开始动工。其宫殿的规模之惊人远非现在所见之宫殿能比拟，显仁宫“周围数百里”，西苑“周二百里”。又于皁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隋书·食货志》）西苑，名曰芳华苑。《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了西苑的神仙世界：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馀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馀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淆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在洛阳城，每一座宫殿都是一座城市。洛阳城是城市的城市，万城之城。 4.1.2 帝国中心洛阳不是凭空建造起来的，洛阳城本身并不处在一个物产富庶的区域，就连长安，到了唐朝时，供应都是捉襟见肘。《新唐书·食货志》说“（唐都长安）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在隋朝时的洛阳更是如此。《隋书·食货志》就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修建乾元殿的大木是从江西采来，修建显仁宫时，“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隋书·食货志》）《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之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全国的物产于是如同浴缸里拔了塞子的水一般迅速向洛阳倾泄下去，洛阳城，成了整个国家财富的集散地。物产聚集，更需人气。炀帝“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隋书·炀帝上》”， 《隋书·食货志》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除此之外，还从各地调集工匠充实洛阳，“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杂记》载：“江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一时洛阳富商聚集，冠盖如云，百业俱兴，热闹非凡。把豪族、富商迁到洛阳，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中认为目的在于“削弱地方豪族势力”，其实史家们是夸大了豪族的势力。如果炀帝敌视豪族、富商，也不应该迁到自己身边；如果真要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其他办法更好。把豪族、富商迁到洛阳的目的只是为了繁荣洛阳城。按超豪华的标准兴建东都，大兴劳役，使农业劳动力锐减。同时，为了充实城市，繁荣市场，大量迁入城市人口，又使得城市的粮食供应严重紧缺。文帝所建的几个常平仓已经远水不解近渴，满足不了洛阳城的庞大需求。为此，炀帝又在东都新建了含嘉仓、兴洛仓和回洛仓来储备粮食。兴洛仓和回洛仓的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馀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资治通鉴》卷180）不仅粮食储备如此，连盐的储藏量都非常惊人：街西有子罗仓（含嘉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大业杂记》）炀帝在解决了住宿和吃饭问题后，又开始考虑出行的事。运河的修建，在炀帝的大业规划中实为必要。通过运河，既可以解决粮食、物品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运输问题，又可以解决炀帝的浩荡出行问题，可称一举而两得。而这些水利工程的起点都是洛阳。常识认为，“南北两段运河开成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但是，此话实际应该倒过来说，由于有了洛阳城定都的政治地位和中心城市的地理位置，才有了两段运河的连接。也可以说，为了使洛阳发挥中心城市和地理中心的作用，而修建了两段运河。在文帝时开凿的广通渠，连接了长安至潼关，向西的终点站是洛阳。到炀帝时，又先后开凿了通济渠、广济渠，两条运河由洛阳始发，向南一线连接余杭，今杭州；向北一线则连接涿郡，今北京。发河南、准北诸郡百余万，“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隋书·食货志》）此为通济渠，终点洛阳。洛阳西面则“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隋书·食货志》）大业四年，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连接洛阳到涿郡。开永济渠的目的是利用洛阳的粮食来准备征高句丽的战争。但是洛阳的粮仓并不可靠，运河根本就没有实现设计目标。隋军在随后的战争中，最终由于粮食断绝，遇到高丽大将已支文德的总攻，据说30万人只回来了不到2700人。虽然供应战争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但是运河还是发挥他的巨大功效。宋太宗称赞运河是“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宋史·河渠三》），而粮食的转来转去，都转到了中心城市。除输送粮食外，还有各地郡县上供的物品特产。《隋书·食货志》记述当时运河运输的情景：（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整个帝国的水利工程如同一个蜘蛛网，洛阳城就在这个网的中央。帝国的财富也源源不断地流向洛阳城，流向帝国中心。

洛阳位于河南西部，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

以洛阳城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历史上被称为“河南”，与“河东”、“河内”相对应，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政治活动中心。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洛阳城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

西周时期，周成王时周公营雒邑，此为成周城所在，是西周王朝的东都，直属于周天子。东周时期，雒邑为首都，其余大体和西周时期相同。 战国时期，雒邑改称雒阳。 秦置三川郡，郡治雒阳，辖今三门峡市（除灵宝外）、洛阳市（栾川西部除外）、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原阳县。

西汉时期，此地区东部为东都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西部属弘农郡。从这一时期开始，“河南”正式成为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地理名词，直到清朝。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河南郡”、“河南尹”或者“河南府”一直特指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此时的河南郡，辖今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西部属弘农郡的有天的三门峡市全部、宜阳县、新安县、洛宁县、嵩县、栾川县已经现在南阳市和陕西省的部分地区。 东汉时期，河洛地区的建制与西汉时期基本相同，只是河南郡改为河南尹，辖区不变。三国时期，属曹魏。雒阳改称洛阳行政建制基本上沿袭东汉。河南尹有所扩大，此时的河南尹包括今天的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登封市、禹州市、嵩县。跟两汉时期相比，多了登封、禹州、嵩县。

西晋时期，大体仍然沿袭两汉旧制。不同之处在于，河南尹又改回河南郡，同时东部析置荥阳郡，包含今天的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原阳县。同时河南尹向西有所扩展，包含了新安县和宜阳县东部。此时，河南郡包含的地区有偃师、孟津、巩义、登封、汝州、伊川、汝阳、禹州、嵩县、新安。东晋十六国时期，天下大乱，行政区划已不可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河洛地区仍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附近的其他各郡基本没有变化。

北魏统一北方后，迁都洛阳，又改河南郡为河南尹。另置渑池郡，其他各郡无变化。但新设了很多县。

隋朝统一天下，复改河南尹为河南郡，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辖今偃师、孟津、巩义、登封、伊川、嵩县、宜阳、新安、渑池、陕县等地。汝州、汝阳该属襄城郡，郡治从襄城迁到汝州。

唐朝区划变化很大。河南郡改为都畿道河南府，仍以洛阳为中心。辖区比隋朝的河南郡有所扩大，加入了今禹州市、新密市、洛宁县、济源市、温县、孟州市。五代十国又是天下大乱，增设陕州、孟州（很可能是唐朝中后期设置的），所以河南府的辖区很可能又回到隋朝河南郡的范围。

北宋时期河南府以西京洛阳为中心，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伊川、新安、宜阳、洛宁、嵩县 南宋时期金国河南府辖区有所缩小，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新安、宜阳大部、伊川小部分地区 元朝设河南江北行省，从此以后，“河南”所指代的范围不再限于河洛地区。不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府一直存在到清朝末年，只是作为河南江北行省或者河南省的次级行政区。此时的河南府路向西扩展，收纳了灵宝、陕县、洛宁。其他方向不变。 明朝河南府进一步扩大，又增加了卢氏、栾川、嵩县、伊川大部 清朝从河南府析置陕州，包括今天的陕县、灵宝、卢氏，以及栾川一部分地区。

1912年，民国建立，废河南府，设河洛道，道尹公置驻洛阳，辖洛阳、偃师等19县。1923年，河南省长公署迁于洛阳，洛阳成为河南省会。1932，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定洛阳为行都，并一度迁洛办公。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洛阳第二次成为河南省会。

1948年，洛阳解放，析洛阳县城区置市。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成立。1949年12月，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改称洛阳市人民政府。1954年，洛阳市升格为河南省直辖市。1955年，洛阳县撤销，一部分并入洛阳市，其余部分划入偃师、孟津等县。1956年，建成洛阳市老城区、西工区和郊区，次年成立瀍河区。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新成立吉利区。1983年新安、孟津、偃师改隶洛阳市，洛阳所辖登封市划归郑州市管辖。1986年，洛阳地区撤销，洛宁、宜阳、嵩县、栾川、汝阳、伊川改属洛阳市。1993年，偃师县改为偃师市。200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洛阳郊区更名为洛龙区。 洛阳附近的各县中，跟洛阳历史联系最密切的是偃师、孟津、巩义、登封。其中偃师、孟津从周朝以来三千年如一日，从未改变。其次是巩义，从周朝一直到新中国，也有三千多年。再次是登封，从三国时期到新中国，有1700多年。而其他的各县（市）如新安、宜阳、伊川、渑池、汝州等则与洛阳时分时合，而栾川、卢氏、陕县、禹州等隶属洛阳的时间就更短了。另外，自从西晋置荥阳郡后，今天郑州市大部地区就跟洛阳地区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