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式维权，是当前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指一些强势人物受到了“钓鱼式执法”的启发而恶意地对弱势群体依法维权的妖魔化说法，含有将弱势者的维权等同于“碰瓷”“钓鱼”“恶意”“过度”“过分”等成分。“钓鱼式维权”的说法，受到了“钓鱼式执法”的启发。企业界大多人士认为，这种维权方式不应提倡，甚至个别法官亦有此看法。但是，有民众表示，如果说“钓鱼式执法”让人深恶痛绝，那么“钓鱼式维权”则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另有人认为，不积极想点招式声援一下维权者，反而大谈维权的方式过度了、恶意了，真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

事件由来

问题解析

现状浅析

深度分析

典型事例

民众言论

现实状况

相关介绍

事件由来

据《浙江日报》12月28日报道，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被誉为“维权狂人”。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而且基本上都获得胜诉。不过，方先生的“钓鱼式维权”也引来诸多争议。一名公司总经理认为，这种维权方式跟“碰瓷”没什么区别。甚至连承办案件的法官也认为，这种维权方式不应提倡。

毫无疑问，“钓鱼式维权”的说法受到了“钓鱼式执法”的启发。但是，真的存在一种维权方式叫做“钓鱼式维权”吗？执法之所以能够以钓鱼的方式进行，那是因为执法者手中握有充裕的执法资源，而且通过“钓鱼式执法”可以获取更多额外的非法收益。但是，一个打工者又能依靠什么去为“问题企业”设置笼子、套子，而且即便“钓鱼”成功他又能获得何种额外利益，答案显然并不乐观。方先生5年来靠打官司获得的赔偿是1.9万元，平均每年不足4000元，扣除参与诉讼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这能不能算成一笔收益实在成问题。

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方先生所能指望的只有法律，而他从中所收获的物质利益实在有限。和“钓鱼式执法”所依仗的资源以及所获取的丰厚收益比起来，方先生的维权行动实在与“钓鱼”、“恶意”、“过度”扯不到一起去。应当说，在所谓“钓鱼式维权”的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钓鱼”，我们看到的只有更为积极主动的维权行为。方先生之所以显得“神奇”，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不过是因为他在与“问题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比起默不作声或者动辄走向极端的维权者，方先生的举动应当得到褒奖。

问题解析

一个打工者走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被妖魔化成“钓鱼式维权”，其背后必然是企业普遍违反劳动法规，以及更大多数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必要保障的现实。试想，企业如果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过得硬，经得起检查和裁判，又何惧一个劳动者找上门来？而如果劳动者在合法利益受到损害之际都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也不会出现企业看到维权者就充满了敌意，必欲将其污名化而后快的怪诞现状。2009年暑期，北京科技大学学生曾开展过一项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仅有7.33%的建筑工人与劳务公司签订了权责分明的劳动合同，三分之二的建筑工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合同。最基本的签合同环节尚且如此，建立在合同之上的种种权益的兑现情况更是让人难以期待。

在问题的另一面，有关方面对于企业漠视职工权益的情形倒显得分外温婉客气。在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中，职业病防治机构对于拿不出相关手续的张海超可谓冷面无情，但是在不肯出具有关资料和手续的企业面前，他们又是另一副无为而治的面孔。在某种倾向下，维权者的行为被污蔑为恶意钓鱼，而那些“问题企业”反倒被打扮成万分委屈的受害者。

“钓鱼式执法”确实存在，而且必须受到遏制和惩处，但“钓鱼式维权”却只是一种“传说”。方先生这样的维权者，应当成为利益受损者的榜样。在遭遇不平的时候，心平气和地选择走法律途径，而不是胆怯地一味忍让，或者不理智地采取过激措施。如果依法维权也成了“钓鱼”，那么求得社会安宁的平衡点又被放置到哪里去了呢？

现状浅析

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方先生所能指望的只有法律，而他从中所收获的物质利益实在有限。和“钓鱼式执法”所依仗的资源以及所获取的丰厚收益比起来，方先生的维权行动实在与“钓鱼”、“恶意”、“过度”扯不到一起去。

应当说，在所谓“钓鱼式维权”的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钓鱼”，我们看到的只有更为积极主动的维权行为。方先生之所以显得“神奇”，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不过是因为他在与“问题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比起默不作声或者动辄走向极端的维权者，方先生的举动应当得到褒奖。

深度分析

一个打工者走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被妖魔化成“钓鱼式维权”，其背后必然是企业普遍违反劳动法规，以及更大多数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必要保障的现实。试想，企业如果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过得硬，经得起检查和裁判，又何惧一个劳动者找上门来？而如果劳动者在合法利益受到损害之际都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也不会出现企业看到维权者就充满了敌意，必欲将其污名化而后快的怪诞现状。2009年暑期，北京科技大学学生曾开展过一项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仅有7.33%的建筑工人与劳务公司签订了权责分明的劳动合同，三分之二的建筑工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合同。最基本的签合同环节尚且如此，建立在合同之上的种种权益的兑现情况更是让人难以期待。

在问题的另一面，有关方面对于企业漠视职工权益的情形倒显得分外温婉客气。在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中，职业病防治机构对于拿不出相关手续的张海超可谓冷面无情，但是在不肯出具有关资料和手续的企业面前，他们又是另一副无为而治的面孔。在某种倾向下，维权者的行为被污蔑为恶意钓鱼，而那些“问题企业”反倒被打扮成万分委屈的受害者。

问题企业不遵守劳动法规的情形久已存在，并不是因为方先生前去务工才被引诱发作。问题企业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扣上一个“钓鱼”的帽子，无非是忌惮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公民。要知道，把应有的权利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进而让权利从纸面走进现实，都需要公民积极去争取去实践。如果没有1955年黑人女裁缝帕克斯在公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的抗争，很难想象奥巴马如今当选美国总统。如果没有大学生雷闯坚持申办食品行业健康证的尝试，或许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从业歧视仍是一个“理论上”被反对的东西。权利需要积极地去争取，而不必在乎资本或权力喜不喜欢。

典型事例

2009年12月28日《浙江日报》报道，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被誉为“维权狂人”。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而且基本上都获得胜诉。不过，方先生的“钓鱼式维权”也引来诸多争议。一名公司总经理认为，这种维权方式跟“碰瓷”没什么区别。甚至连承办案件的法官也认为，这种维权方式不应提倡。

真的存在一种维权方式叫做“钓鱼式维权”吗？执法之所以能够以钓鱼的方式进行，那是因为执法者手中握有充裕的执法资源，而且通过“钓鱼式执法”可以获取更多额外的非法收益。但是，一个打工者又能依靠什么去为“问题企业”设置笼子、套子，而且即便“钓鱼”成功他又能获得何种额外利益，答案显然并不乐观。方先生5年来靠打官司获得的赔偿是1.9万元，平均每年不足4000元，扣除参与诉讼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这能不能算成一笔收益实在成问题。

民众言论

“钓鱼式执法”确实存在，而且必须受到遏制和惩处，但“钓鱼式维权”却只是一种“传说”。方先生这样的维权者，应当成为利益受损者的榜样。在遭遇不平的时候，心平气和地选择走法律途径，而不是胆怯地一味忍让，或者不理智地采取过激措施。如果依法维权也成了“钓鱼”，那么求得社会安宁的平衡点又被放置到哪里去了呢？

“钓鱼式维权”的好处实在不少：其一，可以对部分“问题企业”起到惩戒和警醒作用；其二，可以唤醒更多的劳动者站出来勇敢维权；其三，可以督促政府劳动部门查找工作漏洞，更好地落实劳动法规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钓鱼式维权”不仅合法合理，还能对劳动市场的规范管理起到一定的带动和促进作用，类似的现象不妨多些、多些、再多些。

现实状况

反观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权利似乎一向被视作条件允许情况下强势一方的赐予，而恰恰缺少了来自公民一方的主动博弈。方先生在维权方面的屡战屡胜，与其说是他的精明强悍使然，不如说是工人劳动权利被侵害的普遍性所成就。如果企业严格遵守了劳动法规，即便有人想要挑刺，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拿住把柄。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维权意识不足或是“不敢”的苦衷，“维权狂人”方先生的出现才显得弥足珍贵。他信仰法律，而不是抛弃法律去选择极端路径。他没有打算以此谋利，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付出。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公民也值得去非议，那么原本就充满了消极“良民”的社会将更加颓废和萎靡。给出微笑的只有那些不良企业，在牛栏关猫式的监管下，他们将更加毫无顾忌地侵害工人权益以便增加自己的收益。

或许“钓鱼式维权”原本就是一个攀附热点的噱头，我们看到的只有积极的维权，没有险恶的钓鱼。如果问题企业们实在对“钓鱼式维权”反感，那就请修炼好你们的反钓鱼能力，严守法律势必无鱼可钓。方先生“钓鱼式维权”失灵的那一天，应该是举杯称贺的时刻。

相关介绍

钓鱼式执法，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的执法方式。

侦查机关采取“钓鱼式”、“引诱性”手段，此时实质上已成为一种选择性执法，这既是一种执法权力，也是一种执法自由。

不可忽视，选择性执法，尽管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容易产生公权力滥用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