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三教宗密禅师

早习儒道　后归佛门

清凉座下　遨游华藏

禅教一致　三教和会

僧俗唱酬　坦坦朗朗

会通三教宗密禅师

惠能偈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教法，始终侧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实地亲证。然而由于各家祖师学风相异，应机之方有别，遂造成教内各家歧见纷杂。另一方面，佛教东传后，与儒、道的对话不断，各方互执立场，即使后来虽有三教共源的思想提出，也难以釐清彼此的关係，直到中唐《禅源诸诠集》和《原人论》的提出，始突破当时狭隘的思想空间。前者为解决教内的矛盾，以及行者之间的相互诋毁，提倡禅教一致的思想及行、证的方法；后者则为会通儒释道，开闢另一个大格局，给予佛教界及对外关係相当大的冲击与影响。此位别具创见、援笔写就两篇钜作，以致奠定其后五代、宋明之间佛教基础，并为儒学开启肇机的大师，便是华严五祖圭峰宗密禅师。

早习儒道　后归佛门

圭峰禅师(西元七八○－八四一)，号宗密，世人又称圭山禅师，俗姓何，果州人(今四川西充县)。

宗密父母早逝，七岁即开始研读儒家诗书。十八岁后，听习佛教经论，茹素断荤，亲近禅门大德高僧，并在自己的田园庄舍设置法筵，礼请法师说法，以在家弟子的身分担任複讲的工作。然而，仍未寻出安身立命之道，于是暂时放下佛典。二十三岁时，重新进业于遂州的义学院，重拾儒学，为他日会通儒道的思想背景奠定深厚的基础。

宗密极具思辨能力，并且喜好探讨生命哲学，然而始终无法从儒释二家思想获得圆满的答桉，直到二十八岁(唐宪宗元和二年，西元八○七)将赴贡举时，巧遇西川游化而来的遂州大云寺道圆和尚。宗密「问法契心，如针芥相投」，于是披剃于道圆门下，从此安顿身心于佛门，领受禅门心法。

三年后某日，宗密随众僧前往府吏任灌家中应供受斋，闻道圆和尚讲授《圆觉经》时，豁然大悟，身心喜跃。该年禀受具足戒，并奉师命北去进谒益州淨众寺神会和尚弟子南印禅师，南印称讚宗密为传教人。之后，又进谒洛阳报国寺神照禅师，神照更称美宗密为菩萨中人，可知宗密实为深具潜力的法器。

宗密虽被后人尊为华严祖师，然一生中为《圆觉经》作疏、钞者众，如《圆觉经大疏》并大疏钞、大疏科文，《圆觉经道场修证仪》等十馀部，六十馀卷，力弘《圆觉经》不遗馀力。

清凉座下　遨游华藏

宗密本为禅宗弟子，后却成为「华严五祖」，此中因缘，实归功于道圆的眼光深具和心胸宽广。

道圆在宗密出家两年后，即授与杜顺和尚所着《华严法界观门》，此书启发宗密的哲学思想；宗密开悟后，道圆又让宗密向北参学，广为学习。元和五年，宗密在襄汉恢觉寺聆听澄观弟子灵峰讲授澄观的《华严经疏钞》，心生欢喜，并誓愿尽命弘阐此经。元和六年，宗密至洛阳，礼敬荷泽神会的祖师塔，并驻锡永穆寺讲授华严教义。讲毕，信徒泰恭自断一臂以欣庆恭闻此法。此事引起官方注意，预备查办宗密及其徒众，后经宗密巧藉「二京法主，三帝国师」的澄观弟子之名始得以消弭误解。随后，宗密致书澄观，禀明学习华严教典及研究心得，并表达崇仰之情与求法的热切。此信斐然流畅，章句理论分明清晰，澄观展读之后，讚歎有加，随即覆函表示愿收其为法子。

元和七年，宗密抵达长安，一面学习华严教义，一面发表心得。澄观歎赏宗密：「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汝乎！」惺惺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宗密为《华严法界观门》作注，并作《华严经纶贯》、《华严梵行愿疏》并疏钞、疏科文、《注华严心要法门》等，广演华严教法、观行。赵宋时代，长水子璿(西元九六五－一○三八)及弟子晋水淨源(西元一○一一－一○八八)立澄观为四祖，宗密为五祖，华严祖师的传承，从此确立。

禅教一致　三教和会

元和十一年春，宗密前往智炬寺，自誓不下山而广阅群籍，通读经藏，历三年愿满，撰成《圆觉科文》及纂要各一卷，其后又于云居、草堂、丰德等寺，陆续写出《金刚纂要书》、要钞、《唯识疏》、《圆觉经解》、《四分律疏》等着作。

宗密最大贡献，在于他所提倡「禅教一致」与「和会儒道」的思想，前者见于《禅源诸诠集》，后者则以《原人论》最具代表。由于教内徒众相互诋毁，或以经律为依归，或以经律为障道，各家所执不同而相互攻讦，于是宗密积极提倡禅教一致。

宗密以佛法理论研究为解，以实践体验为行，又深恐自己的慈悲心行夹杂世俗的贪爱染着，因而入山修习定慧，前后约计十年。此外，宗密更谆谆勤劝诸行者「善自安心行」，提醒「镜像千差，莫执好丑，镜明一相，莫忘青黄」、「防非察念在毫釐间」，如此观照，诠明修行终须落实于生活的实践。为了希望正法久住，宗密亦鼓励行者在行解相应后，能旁览诸家，以增广见闻。

北周武帝以来，已有三教讲论的风气，唐朝虽定道教为国教，但高祖李渊认为「三教虽异，善归一揆」，于是召集三教学士以论得失。其后，太宗、高宗乃至武后，一致拥护佛教，一时儒家学人亦习佛道。之后，历玄宗、德宗、宪宗、文宗等颇具融和精神的帝王，加上论教之人又多能博通他教，于是充分表现唐朝特有公开论难宽容的风度，与学术思想汇通的风貌。在此时代潮流下，宗密提出调和三教思想。

宗密的《原人论》以破邪显正的方法，给予三教客观的批判，提出根本思想的差异。其特点在于跳脱各执经卷义理的角度，直接以圆满人格的实现，提出解决之道。宗密并不否定儒道二家的修身养德，反而肯定其经世致用的教化，以为「孔老释迦是至圣，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具备「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的功能。然而如就生命的展转去来，则只有佛教的了义法，始能「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透彻生命缘起的真相。

此一立场，摆脱长久以来三教护教浓厚的藩篱，不仅超越教内複杂的思想，并且也以全新看法釐清三家各有的优势、层次，而开闢另一广阔的格局。从此，三教关係日趋和缓，奠下五代以降至宋明间佛教的基础，乃至成为宋后新儒学思想兴起的先声，无怪裴休宰相讚美宗密「世尊为阐教之主，吾师为会教之人」。

僧俗唱酬　坦坦朗朗

宗密融和的性格，除了自身的佛教实践，调解教内外的立场外，由他一生旅诣各处，勤于讲学着作，广度众生的道风亦可一窥端倪。唐太和二年(西元八二八)庆成节，文宗诏宗密入内殿，问诸法要，赐紫袍，敕号大德，一时宗密受朝臣百姓敬仰。其中裴休宰相深入堂奥成为外护，二人互负弘法利生、护持道业的重责，两相呼应，正法因而得以流传。宗密几篇重要着作如《禅源诸诠集都序》、《圆觉经略疏》、《注华严法界观门》等，亦由裴休为其作序。

此外，由于提倡儒道和会思想，宗密时与当代文人学士往来，尤其与刘禹锡、白居易交谊更为深厚，前者为宗密奏请归山时，写「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寺」一诗，后者亦题「赠草堂宗密上人」一首，表达各自的景仰与讚歎，一时佛儒两相酬唱，更添美谈。

宗密虽出入豪门，颇受朝野推崇，然而却未恋栈权势，而在敕号后自请归山驻锡草堂寺，前后将近十年。唐文宗太和九年，宰相李训等拟灭宦官失败被诛，在此「甘露之变」中，宗密几因涉及宫廷政治斗争而险遭不测，危机重重，宗密一本其坦荡自在，表示：「贫道识训(李训)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心中朗朗，菩萨悲情，实可镜鉴。

唐武宗会昌元年(西元八四一)正月六日，宗密坐化于兴福塔院，世寿六十二，僧腊三十四，荼毘后得舍利数十粒，立塔曰青莲。裴休宰相为撰碑文，唐宣宗大中元年(西元八四七)，追諡「定慧禅师」，世称圭峰禅师。

宗密一生致力禅教一致、三教和会，不仅消弭宗派间的执着，也与其他宗教间取了和谐，如此精神深值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