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方旦（？—1682），清康熙时湖北汉阳人，号尔枚，自称二眉道人，名医,自幼攻读经史，又苦练气功，皆有所得。以修炼为名，广招党羽，秘密刻书，自称圣贤。曾入大将军勒尔锦幕府。后游历江浙各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诡立邪说，煽惑愚民”罪被捕处死。

李光地《榕树语录.二十道释》记载：京官史子修的妻子卧病三载，药石罔效。该官员便慕名去请朱方旦为其妻诊治。朱方旦道：“不须我的形去，而是神去，病者自知。”当夜，朱方旦在寓所发功，至次日凌晨，京官之妻果然痊愈。一时间，朝野上下风传朱方旦能预知未来，神得不得了，玄得了不得。在湖广一带广收门徒，以气功、符水为人治病，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奉若神明，聚集待医者的“粉丝”日以千计。

不久，湖广巡抚董国兴以朱方旦左道惑众劾奏，将朱方旦逮往北京。解送时，前来告别辞行者尚有数百人。朱方旦信誓旦旦云自己不日将回，众人将信将疑。朱方旦到京后刑部议以妖术惑人罪拟斩首，押入大牢。恰巧当时正是康熙帝祖母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六十寿辰，朝延颁布大赦恩诏。由于朱方旦并无煽动叛逆诽谤当朝的言行，朱方旦理所应当在赦免之列。据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朱方旦被释后，还受到康熙帝的召见，因“言事皆奇验”，康熙命他住在内城，待之如上宾。更奇的是，时北京城裕亲王福全妃难产，福全求朱方旦诊治。不料，朱却携福全之手走进另一殿堂静坐，用“意念”发功助王妃安全分娩。再次轰动了京师。

朱方旦返回湖广后不久，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在云南反叛，康熙帝恐其被吴三桂罗致而去，对朝延不利；于是驿召他进京询问时局发展，朱答以“再等二三年，情形定有变化。我受本朝的大恩，决不敢背负。”获康熙更加礼遇。当时原湖广巡抚董国兴解任在京，见朱方旦受如此宠待，害怕他会借前嫌报复，竟忧郁成疾。朱方旦闻讯去探望，并用无根水一杯，以朱笔在水面上画符，董国兴一服后即全愈。

朱方旦声名大噪的同时，一些地方大员也对他也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如康熙十三年，进讨吴三桂叛军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由于指挥失误，退守荆州之机，就常找朱方旦问卜战机，猜测局势发展趋向，并赠其“圣人里”、“圣人堂”匾额。巡抚张朝珍也认为“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赠给“圣教帝师”匾额。“超男”朱方旦到达事业辉煌的顶峰。康熙帝闻听此事，十分可笑恼怒，当即谕旨：“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及时制止了这股热衷崇拜朱方旦的浪潮。

事后，朱方旦退避而漫游，从湖广到江浙，沿途接受信徒们的朝拜，好不威风。但他考虑到演讲的能力毕竟有限，而“著书则可以垂之后世，传之海内”。于是，此后几年，朱方旦埋首著书立说，先后写出了《中补说》与《中质秘书》两部书，并加以刊刻广为传布，公然向当时的传统观点——理学提出挑战。朱方旦从运气坐功的实践中，提出意念、思想、记忆藏在人的脑子里，并从那里释放出来的观点，引起了朝廷大臣的关注，如明史纂修官汪懋麟、大学士熊赐履、侍读学士王鸿绪等，他们认为东汉的张角、元代的刘福通，便是利用为人治病发展信徒，直至聚众造反的，由此推断朱方旦是“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摇惑民心”，对此决不可放任自流。

其实康熙帝最初并没把朱方旦所谓能预知未来一事放在心上，但随着朱方旦及其信徒的甚嚣尘上，尤其是发生过顺承郡王勒尔锦事件，康熙帝早就对朱方旦反感不满了，于是，康熙帝决定解决朱方旦的问题。

康熙二十年（1681年），翰林院编修王鸿绪看到朱方旦的著述后，立刻跳出来参劾朱方旦，说他这是“诡立邪说，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诬罔悖逆”，并认定朱方旦犯有“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民心”三大罪行。基于维护封建文化专制、稳固天朝道统的忠心和安定四海人心的“责任”，王鸿绪奏请康熙皇帝按大清法律严处朱方旦。还有几个满汉大学士如明珠、李蔚之流，也认为朱方旦“悖逆招摇，妖言惑众”。更有甚者，那个明珠还强烈要求：“凡是收藏朱方旦书籍的人，也要严惩不贷。”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九卿詹事科道等议复：经湖广巡抚王新命审实具题，朱方旦应立斩，顾齐弘、陆光旭、瞿风彩甘称弟子，造刻邪书，传播中外，俱应斩监候。康熙于是下旨将朱方旦严拿追究。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并将其著作尽行销毁。

朱光旦写道：“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所谓“中道”，指的是人的意念、记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意识；头脑是人体思维最重要的部分，称为山根，亦即思维中枢。他认为：“中道在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就是说意识是在脑子里面的，意念存在于脑。这是朱方旦在多年的行医实践中悟出来的一个朴素的科学结论。

“ 脑”才是思维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此说一出，闻者无不惊讶，社会为之震动。儒生、官吏们，议论纷纷，大张挞伐；医学界也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所以把思维器官、思想感情等都归结于心及心的功能。“头脑是思维中枢”之论，岂不是与祖宗之法、天朝之制、传统之训背道而驰？否定“心之官”即心的功能，岂非妖言怪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