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1987年写过一篇叫做《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的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针对W.L.Smith的论文“Chinese Sugar？On the Origin of Hindi cīnī（sugar）”中的论点的。季羡林先生通过现代印地语中，白糖、白砂糖叫做cīnī，cīnī的基本含义是“中国的”，断定“印度认为白糖是中国来的”，从而推断“印度的白沙糖，至少是在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时代，是从中国输入的，产品和炼制术可能都包括在里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推断是符合逻辑，完全正确的。但季羡林先生深知自己推论的致命缺憾：没有证据。

“实物的证据不大可能拿到了，连文献的证明当时也没有。”这就让季羡林先生的论断大打折扣。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成立的前提是中国制造和向印度出口白糖的时间必须要早于Hindi语用cīnī来指白糖的时间。确定cīnī这个词产生的时间非常困难。杜勒西达斯（Tulsīdās 1532-1623）、Mohammad Jāyasī的著作中没有这个字，但苏尔达斯（Sūrdas 约1503-1563）的著作中有。在孟加拉，cīnī这个字16世纪已确立。cīnī最早见于Maithili诗人Jyotirīśvara的Varṇaratnākara中，这一部书成于十四世纪的头一个25年中。因此大致可推断cīnī这个词产生的时间大概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之间。在此期间，关于中国生产白糖的唯一记载是《马可·波罗游记》。季羡林先生根据William Marsden的英译本将《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福建制糖的那一段重新翻译为：“此地（福建的Unguen）因大量产糖而引起重视。人们把糖从此地运往汗八里城，供宫廷食用。在归入大汗版图以前，此地居民不懂精炼白糖的手艺，他们只用不完备的办法来煮糖，结果是把糖熬好冷却后，它就变成一堆黑褐色的浆糊。但是，此城成为大汗的附庸后，碰巧朝廷上有几个从巴比伦来的人，精通炼糖术，他们被送到此地来，教本地人用某一些木材的灰来精炼白糖的手艺。” zucchero bello‘精糖’是否为“白糖”或“精炼白糖”大可值得商榷。元顺帝至正6年（1346）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的一段话：“中国出产大量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不能作为中国已能生产白糖的证据。因为蔗糖分为红糖（沙糖）、白糖、冰糖三种，且最初的蔗糖是指红糖（沙糖）。中国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是不利于季羡林先生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称：“嘉靖（1522）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这是中国开始制造白糖时间的确切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是对季羡林先生译文的断然否定。马可·波罗1275年在福建Unguen（尤溪）见到的zucchero bello‘精糖’当是黑糖中的一种，大概是因为其沙酥和甜度高而被当作“精糖”的。如果刘献廷《广阳杂记》的记载属实，那么季羡林先生的论断就无法成立。白糖在17世纪又被称作洋糖。宋应星完成于崇祯10年（1637）丁丑的《天工开物》“甘嗜第六”有句话：“名曰洋糖”夹注说：“西洋糖绝白美，故名。”将白糖名之为“洋糖”，既表明白糖原出产西洋，又可见当时西洋白糖已经输入中国，而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犹如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的“洋布”、“洋火”、“洋油”、“洋车”是舶来品一样，“洋糖”一名表明白糖也曾是舶来品。

印度从古代起就能制糖。在巴利文《本生经》中已经讲到用机器榨取甘蔗汁（第240个故事）。《本生经》讲述的是释迦牟尼前生曾为国王、婆罗门、商人、女人、象、猴所行善业功德的寓言故事，最古部分可能产生于公元前三世纪以前。约生于公元后一二世纪的竭罗伽Caraka也讲到制糖术。他说，制造kṣudra guḍa，要蒸煮甘蔗汁，去掉水分。我国古代熬制硬糖（石蜜）之法，根据《续高僧传·玄奘传》和《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是在唐贞观年间遣使至天竺摩揭陀国引进的。《新唐书·摩揭陀国》称：“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波罗树即“树波罗”、“木波罗”、“波罗蜜”，果味甜，可食。摩揭陀献波罗树而引发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然后用扬州上诸蔗制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表明摩揭陀是以波罗树果来熬糖的。《续高僧传·玄奘传》称：“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石蜜当是因其坚硬如石而得名，石蜜为硬糖。东夏与大夏、西夏相对，指中国。“就甘蔗造之”表明越州的吴人早就种植甘蔗。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以前已经传至西方。公元700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流域，景教徒发明精炼白糖的技术，制出来的糖比较干净、比较白。以后几个世纪炼糖中心移至埃及。当时埃及的染色、制玻璃、织丝、金属冶炼的技术高度发达。炼出来的糖色白，成颗粒状，与今日无异。埃及的冰糖（rock sugar或sugar candy）质量极高，甚至输入印度，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中这种糖叫miṣrī。这种制糖技术也传到了当时被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所统治的北印度。苏丹们在德里建立了巨大的糖市场，并同埃及争夺中东市场。两个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印度，他们发现印度糖质量高，产量大。Duarte Barbosa在1518年写道，在西印度和孟加拉有很好的白糖。

我国至迟在汉代就已开始用榨取的甘蔗汁来制作软糖了。汉扬孚《异物志》：“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本末无厚薄，其味甚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迮zé又读zuò，本义为逼迫，可通“窄”，这里当通“榨”。饴yí为用麦芽制成的糖浆、糖稀，梵语ikṣu‘甘蔗’中的i可能就是饴。饧xíng又读táng为古“糖”字，是用麦芽或谷芽等熬成的糖。《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汉代中国人就已“迮取（甘蔗）汁如饴饧，名之曰糖”。季羡林先生认为梵语guḍa的本义是“球”，意思是把甘蔗汁煮炼，去掉水分，硬到可以团成球，故名guḍa。虽然现代的蔗糖可以做成任何形状，但黄糖仍是块状；我从未见到过成球状的黄糖。梵文中的Gauḍa是孟加拉的一个地方。印度古代语法学大家波你尼认为，Gauḍa这个字来源于guḍa，因为此地盛产甘蔗、能制造砂糖，因以为名。在古代，通常以族名为其特产命名，guḍa（糖或砂糖）也不例外。guḍa（糖或砂糖）在最初当是族名。ḍa被安世高译为迟（澄脂、澄至），被支谶译为坻（澄脂、照纸、端荠）。照纸之坻和照支之支（章移切）接近，端荠之坻和氐完全同音，ḍa相当于汉语的氏。在Jūnō monēta‘监护者朱诺（女神）’一词中的后缀-ta似乎就是者。guḍa大概与古提guti、禺知/禺氏、月氏相当。郑张尚芳先生将匣末之越拟作Gwaad、将云月之越粤拟作Gwad，梵语guḍa也可视作汉语的越粤。布龙菲尔德称：“toe（脚趾）先出现为tahæ，大概读作['ta:hɛ]，但是不久就写作tB[ ta:]了”（《语言论》21.6.）若将梵语的ḍa解作古英语的tB趾，guḍa/Gauḍa当可解释为交趾。梵语的糖guḍa以及孟加拉的地名Gauḍa可能与越人有关。

甘蔗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原产东南亚，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我国闽广栽种甚广。甘蔗并不是中原原有作物，是源自夷狄之地的作物，因此古书中甘蔗的异名颇多，如甘柘、诸柘、诸蔗、藷蔗、都蔗、竿蔗等等。这些名称中的中心词是柘/蔗。柘和蔗同音，都是之夜切（章麻）。但是柘为桑科，与甘蔗并不是同一植物，两者并不相似，无法类比，汉语最初当是借用柘的读音来表示外来之名蔗（土名）。柘亦名“黄桑”、“奴柘”，复果红色，近球形，产于中国各地，亦见于日本。叶可饲蚕；果可食，并可酿酒；茎为造纸原料，亦可制人造棉；根皮药用，清热凉血，通络。柘木汁是很好的染料，所染成的赤黄色称为柘黄；所染成的袍子，称为柘袍亦称黄袍，为皇帝御用品。《楚辞》宋玉《招魂》：“胹鼈炮羔，有柘浆些”王逸注：“柘，藷蔗也”。柘浆可能是柘果汁或柘木汁，煮鳖放些柘浆大概与煮羊肉放柑桔皮是相同的原理，都是为了去腥味。甘柘、诸柘、诸蔗、藷蔗、都蔗、竿蔗等名中，甘柘、竿蔗都好解释：甘柘（甘蔗）为甘甜之蔗；竿蔗则是形象的比喻，因为收割后的甘蔗就象竿竿。诸蔗、藷蔗、都蔗中的诸、藷、都可能是同名异写，表示的是蔗的出处。《说文》：“藷，蔗也。从艸诸声。”“蔗，藷也。从艸庶声。”章鱼切之藷和章麻之蔗是同一词，即《蜀都赋》所谓甘蔗是也。藷zhū章鱼切（照鱼），没有专门意义，仅见于藷蔗等词中，当为译音字。藷蔗即甘蔗，张衡《南都赋》注称：“汉书音义曰：藷蔗，甘柘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第654页称“或有作甘蔗，或作竽蔗。此即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藷、蔗或可视为是梵语ikṣu‘甘蔗’之kṣu的音译。在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中kṣ主要以初母对译，零星以其他声母字对译。kṣ被译为初母之差、叉、察、刹、羼、儭、[口亲]、閦，审母之奢，群母之祇，照母之朱和溪母之丘。kṣu被支谶译为照虞之朱和溪尤之丘；按此，ikṣu或可译为夷丘。kṣ为二合读音，初唐以后特别强调是‘乞洒二合’，它和拉丁字母表和西希腊字母表中的x之音值[ks]相当。在现代英语中，字母x的读音为[iks]，可将ikṣu改写为xu；此xu即Oxus中的xu。唐义净《梵语千字文》和《梵语千字文别本》将梵语的ikṣu译为蔗和伊乞刍（二合），唐礼言集《梵语杂名》译为壹乞刍（二合）。玄奘所译缚刍大河之刍对译kṣu，现代称为瓦赫什河Vaksa。刍为初虞，它和支谶章虞之朱对译的均是kṣu。既然kṣu可译为章虞之朱，当可译为章鱼切之藷。由于上古汉语，麻鱼相混，章麻之蔗/柘即章鱼之藷，章麻之蔗/柘亦可视为kṣu之译音。梵语之kṣu即汉语的藷、蔗，ikṣu前面的i或是饴、夷之类的限定词或是冠词。常恕切（禅御）之藷则可视为是kṣu之ṣu的译音。常恕切（禅御）之藷意同薯。《山海经》：“景山其上多藷藇”郭注：“藷音曙。今江南单呼为储，语有轻重耳。”藷、曙都是以者为声符，其读音和者音关系密切。支谶译ṣu为禅宥之授、支谦译为山宥之瘦，支谶译ku为见尤之鸠、支谦译为见宥之究和见麌之枸（另有见厚、见侯之又音）；如果kṣu为kuṣu之简，那么kṣu可译为鸠叟，kuṣu将与龟兹kuci有关。

以“者”为声符的字中，有端麻、知麻、章麻、昌麻、禅麻，端模、定模，邪鱼、知鱼、彻鱼、澄鱼、章鱼、禅鱼、书鱼，知药、澄药，其上古音在端组（舌头音）。汉语的藷（章鱼）从者得声，其上古音应读为端母或定母，而与kṣ无涉。汉语藷与梵语kṣu的对应，是舌头音和舌根音的对应。宋洪迈《糖霜谱》：“庶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艻蔗，《本草》所谓荻蔗也；曰红蔗，《本草》昆仑蔗也。……西蔗可作霜，色浅，土人不甚贵。杜蔗，紫嫩，味极厚，专用作霜。”杜为定模、都为端模、屠为定模，土为定模、透模；杜蔗即都蔗，杜蔗=都蔗、诸柘、诸蔗、藷蔗，可能源自土人（土方）或西屠。西蔗为西方之蔗、西域之蔗或西屠之蔗的简称，有可能是指印度之蔗。艻蔗即《本草》所谓荻蔗，荻艻相当于狄历（赤狄），这一蔗种或许源自狄历（赤狄）。荻蔗为白色。明何乔远《闽书·南产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昆仑蔗为红色。昆仑夷在《史记》中尚在昆仑山一带，以后向南移动进入东南亚和南海。《旧唐书》卷一九七《林邑国传》说：“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红色的昆仑蔗当出自东南亚的昆仑。乾隆《遂宁县志》卷四“土产”：“《通志》：蔗有三种：赤昆仑蔗；白竹蔗，亦曰蜡蔗，小而燥者；荻蔗，抽叶如芦，可充果食，可作沙糖”白竹蔗因似四川称为“白家子”的一种竹子而被称为白竹蔗。白竹蔗干小汁少，质量不佳。《遂宁县志》的记载与《糖霜谱》比较，白竹蔗似即西蔗。甘蔗为热带、亚热带的作物，中原并非其原产地。中国知道甘蔗，可能和马援的南征有关。公元43年，马援击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并在汉最南界立铜柱以界汉夷。郦道元《水经注》：“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同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杜佑《通典》云：“林邑国……其南水步道二千余里有西屠夷……马援所植两铜柱表汉界柱处。”西屠或即源自西方的土（屠）方（夷），汉语中表甘蔗的柘、藷、蔗可能出自西屠之屠。甘蔗和竹子相似，蔗也可能源自竹。牟融将梵语之du、dhu译为竺（知屋、端屋、端沃），知屋之竹（张六切）的原音可能是du；du与定母模韵的土、杜、屠很接近。甘蔗和竹子都是南方之物，两者在外形上也相像，其名称大概源于土人之土。

公元一二世纪的竭罗伽在其著作中讲到了印度当时的两种甘蔗：一是Pauṇḍraka，产于孟加拉Puṇḍra地区（后缀-ka当即古塞语之-gar‘地区，国家’），一是vāṃśaka。Puṇḍra之Puṇḍ与埃及语的蓬特Pund（即布匿Puni）相当；vāṃśaka中的后缀-śaka即塞克Sakā，在斯拉夫语中演化为地名后缀-斯克，vāṃśaka意为vāṃ塞克或vāṃ斯克。若将vāṃ解释为汉语的王，vāṃśaka就是王塞克，也就是入侵巴克特利亚的Sakaraukai（印度语为Śaka-muruṇḍa-，汉语为塞王），但出自北方的塞人似乎不可能有甘蔗。今天欧洲语言的“糖”字，如英语的sugar，法语的sucre[sykr]，意大利语zucchero['tsukkero]，德语的Zucker['tsuker]，希腊语['sakkharon]（俄语Caxap['saxar]由此而来）等皆来自梵语的śarkarā['çarkara:]‘沙状物；红糖’。西班牙语的糖azucar[a'Wukar]借自阿拉伯语带有定冠词的形式[as sokkar]，就好象algebra‘代数学’、alcohol‘酒精’、alchemy‘炼丹术’都含有阿拉伯语定冠词[al]。西印度马拉提语的sākar/sākhar，古扎拉提语的sākar亦源于梵语的śarkarā；它们在第一音节后均无r。若将śarkarā视为śakarā，那将意味着梵语之糖出自塞克śaka。马拉提语sākar/sākhar、古扎拉提语sākar中的-kar/-khar即古塞语的-gar、梵语之-ka、汉语之国（家、域），塞克śaka即Sa家也（萨珊Sashan意为Sa氏地）。汉语的糖tam是在土*ta后面缀加名词变格词尾-m，当是土方发明的。梵语śarkarā中的śar和汉语的糖tam可能存在对应关系。敦煌、沙州、高昌一带可能在古代曾种植过甘蔗。安世高以梵、桓对译梵语vāṁ，支谶以桓越对译梵语var、以桓对译梵语van、vaṁ，vāṃśaka可解释为梵斯克或越斯克。

虽然世界上许多语言中的“糖”字出自梵语śarkarā，但是，在印地语等新印度雅利安语言中却用一个非印度来源的字cīnī来表示“糖”，这令W.L.Smith大为疑惑。在各种词典中，基本上都认为cīnī与中国有关，cīnī的意思是“中国的”。Smith对比了cīnī与从梵文字śarkarā和guḍa派生出来的字，他发现前者指白糖，后者指粗褐色的糖。他说：“为了把颜色比较白的熬炼得很精的糖同传统的糖区分开来，才引进了cīnī这个字，白糖是使用埃及人开创的新技艺制成的。”令Smith 困惑的是：“这种‘新’糖本身与中国毫无关系，但是，既然我们不能另外找出这个字的来源，我们只能假定，它实际上就等于‘中国的’、‘与中国有关的’，如此等等。那么，问题就是要确定，为什么这种白色的糖竟同中国联系起来了。”Smith称：“把cīnī同中国联系起来的假设似乎基于这个事实：既然cīnī的意思是‘中国的’，糖在某种意义上也必须来自那里。可是这不一定非是这个样子不行。”他又指出，梵文中有足够的字来表示“糖”，创造cīnī这个字一定有其必要性。Smith认为将白糖和cīnī相联系的中介物是瓷器。在乌尔都语、尼泊尔语、古扎拉提语中，cīnī兼有“瓷器”与“白糖”的意思。印度阔人把瓷器的白颜色转移到糖上边来，这个词很可能原是cīnī śakkar，后来丢掉了śakkar，只剩下cīnī。但瓷器的色彩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全部是白颜色，瓷器和白颜色没有必然联系。从瓷器可以引申出贵重义，但不能引申出白色义。瓷器根本就无白色义，因此也不存在由瓷器的白颜色义转指白糖之转换。

cīnī的白颜色义源自姬人cīnī/cīna的白肤色。Cīna、Celti、German是不同语言对同一种群的称呼。Cīna中的所谓东伊朗后缀-na/-ni实即汉语的奴、夷（《汉书·地理志》越嶲郡苏祈县“尼江”颜师古注曰：“尼，古夷字”尼ni即夷也）； German 中的-man为日耳曼语的人，词根Ger中的-r为名词标记；Celti中的-ti为氏，词根Cel中的-l为名词标记。梵语之c与印欧语西支的k相对应，Ci按吐火罗语对之就是ki；吐火罗语ki正与见母之韵的姬（居之切）相对应；喻母之韵的姬（与之切）则是因为见母发生了向喻母的音转，这一语音变化实即古英语的g>y音转。将Cīna之Cī解释为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是梵语cu可译为周。康僧铠以照尤之周对译梵语的cu，上古之周当是cu。周在上古为舌根音，汉语的通假字可以为证。“周”与“纠”古书通假，《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孙周”，《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公孙纠”，《史记·晋世家》“公子周”，《集解》引徐广曰：“一作纠”。纠jiū居黝切（见母黝韵）、jiǎo《集韵》举夭切（见母小韵），“周”在上古当是见母。另外u与i是可以音转的。梵语u被对为汉语的虞韵y，汉语的y在一些方言（如云南话）中变作i，因此有u：y：i；古北欧语的[by:r]‘采地，市镇’在古英语中作bir、bur、by，因此英语中存在u：y：i。这一音转关系体现在吐蕃之吐Tu变成突厥语、阿拉伯语（Tübät）之Tü和英语之Ti（Tibet）。汉语中u：i的典型例子是不律*burut：笔*bit。周人为姬姓，周和姬存在密切关系，周*cu和姬*ci是可以交替的，姬*ci当是周*cu的语音交替。周的读音cu表明ci就是姬。Cīna之Cī、German之Ge、Celti之Ce是同一族名的略微改变了点的不同形式，这个族名写成汉语就是姬。姬姓种族是以金发碧眼白皮肤为其显著特征。Celti和German的皮肤都白如牛奶。形容白而亮的皎（古了切）出自哥特Goti的词根Go，源自哥特人白而亮的皮肤。姬人即使到了气候比较炎热的南方仍保持着较白的皮肤。李白《越女词》中所称“吴儿多白皙”是吴姬为白皮肤的真实写照。《后汉书》“明德马后传”称：“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注：“白越，越布。”白越与赤绶并举，其白义当源自越人的白皮肤。

Cīna中的尾音-a是可以省略的。Čīna在阿拉伯-波斯著作中可简为Čīn，如雅库特《地名辞典》（1224年）就是以Al-Čīn来指中国的。梵语中的Sino是由Cīna音转来的，梵语的sitā可能也来自Cīna（即Cī音转为si，梵语以自己的-tā取代外来的-na。希罗多德《历史》中位于印度东部的帕达依欧伊人Padaei就是吐蕃Bod。印度称西藏为Bhota、Bhauta、Bauta，其中的后缀-ta可能是氏、族之类。）。英语China中Chin之读音与现代汉语的秦音相近。将梵语的Cīn视为秦、晋的译音是可以的，这样Cīn缀加阴性后缀-a后就是秦国（或晋国）、秦地（或晋地）。梵语以cinna为小，可能是因为秦人的个头比他们为小的缘故；梵语以pedda为大，可能是因为Pārsa人曾统治印度的缘故。汉语的秦为匠邻切（从真），晋为即刃切（精震）。虽然汉语的精组可对应梵语的c组音，但支谦既将梵语chan译为秦（支谦所译的chan或许是已经发生Skt.“a”>P.“i”的巴利语，或者月氏语犹如古英语的单音节词一样发生了a>e音转），Cīna当不是秦的对音。支谶将ci译为震（照震）、坁（照纸）、支谦译为支（照支），支谦将cin译为真（照真），ci似与汉语的照母相当；但支谶又将cak译为精母之作（精箇、精铎），精震之晋当可与ci对应。费琅称：“某些外来人名和地名，在阿拉伯文的拼写中，词尾的读音为闭音节，而在最初的文字中则恰好相反，是以元音字母a为结尾的开音节”Čīn一词就在其中，它来自梵文Cīna。梵文中国是Cīna而非Cīn；在梵文中Cīna之词尾-a是不能省略的；阿拉伯-波斯人把梵文地名、人名后面的-a当成了希腊语的阴性后缀故有时将其省略。梵文的Cīna并无Cīn之简化形式，它只能分解成Cī+na。

Cīna与German相当，都是指姬人。罗马人将莱茵河下游西岸臣服于罗马的狭长地带划分成“上日耳曼尼亚”和“下日耳曼尼亚”两郡，归属于高卢省，这两郡之地又称为“罗马的日耳曼尼亚”。莱茵河东岸未归属罗马的日耳曼尼亚则成为“大日耳曼尼亚”（Germania Magna）。罗马人在族名German之后缀加阴性后缀-a表地名（日耳曼语的man‘男人’可能是mani马夷、马人之简，或者罗马人缀加的是-ia。此-ia与阿拉伯语的阴性后缀-yya相当）。姬人Cīna在西方语言中演变成专指中国的地名；姬人German在西方语言中演变成专指“德国人”的专名，Germany(-y在英语中是形容词构形后缀，来自古英语的-ig，可以派生形容词；Germany 中的-y大概是日耳曼语的属格后缀，功用相当于希腊阴性后缀-a。马来由人Malayu的后缀-u大概是同类型的后缀，摩剌耶Malāyu中的-u犹如梵语地名、人名后面的-a一样在阿拉伯语中被省略了而作Malāy。拉丁语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当是在日耳曼语的Germany之上缀加阴性后缀-a的)变成了“德国”。

以族名或部落名来指地区，必然会导致一些混乱。契丹和中国的相混的根源就在于此。许均主编《中国翻译史》称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他纠正了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北部还有一个呼为‘震旦’（Cathay）的国家的错误概念，断言‘震旦’即中国的另一个称谓，而汗八里（Cambalu）就是北京。”（P443）在突厥语中，khan意为可汗、balik（阿拉伯文译为bāliḳ、bāligh）即希腊语的polis、梵语的pura意为城（阿拉伯文bār源自梵语vāta‘国家，省份’，它们亦与pura同源），汗八里khān bālik意即可汗城、王城。现代的北京城是在辽开始作为京城的。辽会同元年（938年）以幽州（今北京城西南隅）为南京，一称燕京；金初专称燕京，置燕京路，至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称中都。北京曾是金、元、明的首都，庞迪我将汗八里（王城）比定为北京大致是正确的。明初的都城是南京，这一时期中国的王城是南京而非北京，因此不能将汗八里全部比定成北京。《麦哈黑尔游记》所记中国京都散达比尔（缠打兀尔）Sandābil，其原意大概也是可汗城。麦哈黑尔的旅行是在公元前940年完成的，当时契丹人已经建立辽朝（916-1125）。公元916年迭剌（即铁勒或狄王）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国号契丹，两年后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947年改国号为辽（983-1066年间曾重称契丹），改皇都为上京。麦哈黑尔所记的中国京都散达比尔Sandābil城当即此城。散达比尔Sandābil中，San为汗can之音转或上之音转；dā为汉语之都；bil为喀布尔Kābul、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之-bul、梵语之pur（Pura，Puri）、古英语的bur/bir（布龙菲尔德《语言论》24.6.称：“law‘法律’和复合词by-law‘附则，地方法规’都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借词。后者的头一个成员是古北欧语by:r‘采地，市镇’—请看较古的英语形式bir-law，bur-law—但是改变了形貌的by-law使它转变为介词和副词by的一种边缘用法了。”最可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具有bir、bur、by三种形式，特别是bir/bur呈现出i、u的对应。希腊语polis略去-is后就是pol，拉丁语的ple‘堡’大概是*pole的省略形式，突厥语balik省略词尾-ik后就是bal。匈牙利语的vár‘堡’显然就是白沙瓦Peshāwar之war—它源自pura。堡在汉语中为bao，德语为burg、法语为bourg、英语为fort，英语和德语、法语添加了不同尾缀-t和-g，英语和德语、法语比较发生了b→f音变。阿拉伯文bār和梵语vāta‘国家，省份’都出自pura，莫克兰古都Pančpūr可译为番城。马来文的pūlo‘岛’更为原始，这可能与蒲类*Puri为水上民族有关，西欧的湖上民居大概就是蒲类留下的。马来文的pūlo‘岛’被译成阿拉伯文的būl、fūl。），义为城；散达比尔Sandābil意即汗都城（即皇都）、上都城（即上京）。张家口西北的内蒙古地名商都亦可能是Sandābil。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前，首都长安被称为京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叙利亚刻辞称唐代首都为Khumdan，此名亦见于公元7世纪东罗马历史学家著作及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记录，有的学者以为此即京城二字之转译。Khumdan中的-dan即汉语的屯、英语的town、凯尔特语的don、匈奴语的遁、于阗之阗tan，有城市义；但汉语的京kim转为khum不可理喻。对自己语言没有的音素只能音译成其他音素，由于许多语言没有音素[u]，因此[u]可以对转为[i]、[a]、[o]等；但西方语言并不缺失[i]，i被对转为u不可理喻；难道叙利亚语缺失[i]？如果京kim转为khum成立的话，那将表明叙利亚语缺失[i]。khum也可能是可汗khan或上古汉语的王*kham。庞迪我断言Cathay为中国的另一个称谓是错误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athay源自突厥语的契丹Kïtay，指的是中国北部，并不是中国的另一个称谓。契丹，突厥文先作Kïtań、后作Kïtay，在阿拉伯-波斯著作中译为khiṭā、khitāy、ḳitāy、ḳita'i。突厥文Kïtań、Kïtay中的Kï为姬或奚氏，-tań即于阗Khotan的后缀-tan，-tay为汉语氏ti之音转；Kïtań意为姬国或奚国，Kïtay意为姬氏或奚氏。契丹也是以族名来作为国名（地名）的。正因为中国Cīna和契丹khiṭā都源自姬人，都是因姬人而得名的，所以阿拉伯-波斯人将契丹当成了中国，出现了Čīn中国= khiṭā契丹的情况。西方关于契丹这个国家位于中国北部的记载是正确的，但以为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于中国北方的国家在元或明依然存在的看法是错误的。契丹在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为金所灭，自此以后在中国就没有被称为契丹Kïtay的国家了。

费琅称阿拉伯-波斯著作中的汉人Djikil源自突厥文的Čikil。费琅是将Čikil解作汉人的。Čikil与黠戛斯人Kirghiz相当接近，在雅库特1224年《地名辞典》中的Čikil译为吉契尔。吉契尔部落以大麦、蚕豆和羊肉为食；不宰杀骆驼，没有奶牛；居民服装除毛和皮两种外没有其他衣着；Čikil人相貌美丽；男人娶其女、娶其姐妹或娶那些伊斯兰教禁止嫁娶之女人为妻。在该部落中，有一些基督教徒。雅库特的上述记载出自《麦哈黑尔游记》，麦哈黑尔是在公元940年前完成到中国的旅行的。当时Čikil部落的中心大概是在碎叶，因为这一带曾发现景教的大型墓地。景教是唐代对首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叙利亚教会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中国，开始在长安传教建寺；后向其他地方发展。寺院先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禁止佛教流传，该教也遭波及，未几在中原地区中断，但在契丹、蒙古等地仍流行。1885年，俄罗斯人在位于巴尔喀什湖西南的楚河（Ču）地区发现了两个中世纪的景教徒墓葬区。第一个墓葬区位于托克玛克（Tokmak即碎叶）南-东南16公里处的布拉纳Burana村（Bura可译为薄落）附近。第二个墓葬区位于比什凯克（Pešpek，即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伏龙芝）之南11公里处，其规模比第一个墓葬区大得多，覆盖了近2.5公顷的地面共包括了约3000座左右的墓葬。两个墓葬区相隔约55公里左右。碑文最早者为公元1201年，最晚者为1345年。已发表了约550方左右古叙利亚文和突厥文墓碑，只有4方碑文完全是用突厥文写成的。这些碑文使用的是古叙利亚文字字母。语言内容和景教有关。

Čikil部落当即葛逻禄三部落之一的炽俟/职乙Cigil。《新唐书·葛逻禄传》称：“至德（公元758年）后，葛逻禄寝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罗斯诸城。”1130年-1211年左右碎叶又处于喀喇契丹karakhitay（意为黑契丹）的统治之下。葛逻禄最早见于历史，是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被译作“歌逻禄”，《旧唐书·西突厥传》：“时统叶护自负强盛，无恩于国，从众咸怨，歌种多叛之。”《新唐书·葛逻禄传》载：“葛逻禄本与突厥诸族在北庭之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怛多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仆固振水即今新疆和布克赛尔河，怛多岭即塔尔巴哈台山，金山即阿尔泰山。组成葛逻禄的三姓原是赤狄铁勒。《北史》卷99《铁勒传》载：“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讙、纥骨、也咥、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薄落即Bolaq，其词根为Bo，后缀-落laq即汉语部落之落，吐蕃Bod为*Bodi（Bo氏）之简，薄落Bolaq即吐蕃Bod也，他们为赤狄蒲类*Puri。Bod可看作《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发（越南语为phát）、希罗多德《历史》中印度的帕达依欧伊人Padaei。若将薄（王力《同源字典》为bak、越南语为bạc）所对译的Bol译为越南语的濮bộc、服phục，将后缀-aq视为古突厥语的复数词尾，那么薄落Bolaq就是甲骨文中的服方和后来中国南方的濮人。突厥字母b、m相通，所以《旧唐书》和《新唐书》将Bolaq译为“谋落”和“谋剌”。剌laq或许有王义。薄落相当于蒲bó姑；蒲姑一作亳姑、薄姑，古音为*Baka，可解释为蒲家、蒲哥或索格底亚纳的要塞巴伽Baga（即波斯语的神、突厥语的伯克和汉语的伯）。不里阿耳Bulgar亦可解作Bol-gur濮姓和仆骨（仆源自濮，濮即仆也。越南语骨为cốt、仆为phó、phốc，四川话的仆为入声与扑濮同音）。职乙即Cigil，其词根Ci为姬，后缀-gil大概相当于突厥语的吾尔gur‘姓’或上古汉语的‘氏’（郑张尚芳将上古汉语章支之氏拟为kje、禅支之氏拟为ɡje？），职乙Cigil意即姬姓或姬氏。职乙Cigil和姬人Cina相当，都是白狄古类。《旧唐书》和《新唐书》将Cigil译作“炽俟”，俟之读音qí显然就是焉耆Argi之耆-gi，Cigil之后缀-gil当是祇后缀（郑张尚芳将上古群支之祇拟为ɡe，当应改作gi）。咥苏婆那曷，“婆”字当作“娑”，即是Dasilik；《新唐书》译为“踏实力”。Dasilik之-lik可能相当于高卢-日耳曼的ric。新、旧《唐书》多误“娑”为“婆”可能是因为其义为氏、族的-娑后缀与阳性后缀-婆（即巴）的意义相仿之故。咥苏婆当即毗伽可汗鄂尔浑第2碑中的Tatabï人（相当于鞑靼Tatar）。Dasilik大氏（大食）类为长狄土类，他们可能是匈奴之主体。贞观末年（649年），车鼻部叛唐，唐将高侃发回纥、仆骨等部兵击之。葛逻禄背车鼻（*Cabil；鼻为并至，但四川话读为笔*bit；辟有并昔等读音，作为天子、诸侯君主通称的辟为帮昔；车鼻*Cabil意为夏辟、夏王）降唐。葛逻禄三部谋落、炽俟、踏实力都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死后，有一部分葛逻禄部随阿史那贺鲁叛乱。公元656年，程知节击败之。次年，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为玄池都督府，用其酋长为都督。后来从炽俟部分出一部分置金附州，都属于北庭都护府统辖。至德（公元756-757年）以后，突骑施部黄、黑二姓都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已不能与东面的葛逻禄部相抗衡。葛逻禄部乘机西徙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作为葛逻禄三部落之一的职乙Cigil也就是Čikil就是在这一时期迁徙到碎叶的。楚河Ču这个名称就出自Čikil之Či。吐蕃Tubo（d）变成了英语的Tibet；阿拉伯语的Tübät‘吐蕃’源自突厥文和粟特文的Tüpüt，是突厥人将汉语的[u]音转为他们的ü，ü到英语中又变成i。Či音转为Ču可能与部分景教徒所讲的叙利亚语有关。景教徒既然将汉语的京kim音转为叙利亚文之khum，他们也能将Či音转为Ču。

职乙Cigil在《北史》中位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北疆。职乙Cigil在更早的文献中是以“析支”之名出现的。职乙Cigil即《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析支*Cici。析支*Cici又被译为赐支*Citi（析xī先击切，心母锡韵，王力先秦音系中的赐韵为iek，汉语的心母有一部分来自c；赐也是心母，后来音转为ci。将析支拟为*Scythi更为合理，其中的前缀S可视为英语的定冠词The），在其族名Ci后缀加复数属格词尾-an后就是鲜支*Cianci（《大戴礼记·五帝德》）。*Cici为向西迁徙的姬人Cina中的一支。析支在汉代又称河曲羌，居地约在今青海积石山至贵德河曲一带，《书·禹贡》“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此。鄂尔浑碑第2碑东侧第26行HI60-61：“在我26岁时，奇克民族和黠戛斯人kïrkïz变成了敌人”所提到的奇克Čik民族当即析支*Cici，毗伽可汗26岁相当于公元709年2月15日—710年2月3日。迁入西南地区的Cina被称为斯/徙（Ci>Si斯丝姒俟徙）。*Cici之简*Cic的词首辅音c音转为s后就是皙*sik（王力《同源字典》析为syek。英语之White‘白’是由姬氏*Citi的声母音转为匣母wh而来。英语存在g>w音转，如day在古英语中的主-宾格复数['dagas]变成了中古英语的dawes，这一音变中还伴随着a>e；又如['sage]>saw‘锯子’，['sagu]>saw‘格言’，['hagu-'Worn]>hawthonrn‘山楂，山里红，五月花’，['dragan]>draw‘拉，拖’。“翅”英语为wing，支谦译kin、kī为翅，两相比较有k>w。布龙菲尔德《语言论》22.7.称：“英语whore‘娼妓’，同拉丁语cārus‘亲爱的’同一词源”两相比较，拉丁语c变作了英语之wh。White‘白’视为*Citi之音转是可以的。英语之白和汉语之皙表明姬人Cina为白皮肤。据波斯佚名作者的《世界疆域志》记载，巴米扬Bāmīyān的两大立佛一个叫红佛surkh-but、一个叫白佛khing-but；波斯语的白khing也出自khi-。《史记·夏本纪》：“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析支正是衣皮之人，这和《麦哈黑尔游记》称Čikil居民服装除毛和皮两种外没有其他衣着的记载相一致。Čikil当即《史记》中的西戎析支*Cici。

阿布·伊斯哈克的《书目》“中国史上的教义及其片段”称其记载的有关中国的情况是伊斯兰历356年（公历967年）汉人Djīkī对他讲的（350页）。Djī之Djī即梵语Cina之Ci，祇后缀kī即汉语之氏相当于-na（人、夷、奴）。汉人Djīkī即汉人Djikil。Djikil出自突厥文Čikil，Čikil在《麦哈黑尔游记》中是位于中亚地区的一个部落，显然不宜译为汉人。突厥文腭化浊辅音Č和其转写Dj的读音为[ʤ]，Dji的读音[ʤi]与日耳曼German['ʤɜ:mən](《英汉小词典》为[' ʤə:mən])的首音Ger [ʤɜ:]或[ʤə:]（Ger.为German、Germay之缩写）、现代汉语的姬[ʨī]相接近。Djīkī、Djikil（即Čikil）应解作姬氏或姬姓。留在中国的姬姓和其他种族相混合成为了汉人、中国人，这些姬人可称为汉人、中国人。由于姬人曾长期统治中国（西周和东周），与日耳曼German转为Germany德国相类似，姬人Cina这个称呼也转为了中国。处于部落状态的其他姬姓，虽然仍是姬人，但不能称为汉人、中国人；这一情形与不能将古代的日耳曼German人称作德国Germany人相似。Čikil义为姬姓（或姬氏）、Cina义为姬夷（姬人），两者意义相近；但Cina后来演变成了专指中国的专名，Čikil和Cina不在同一地域上，Čikil不能译作汉人。费琅将Djikil（即Čikil）译为汉人是错误的，这种译法混淆了时空关系。Čikil应译为姬姓或姬氏。 Čikil（即职乙/炽俟Cigil）部落是仍处于部落状态的姬姓，在中国曾被称为步落（部落）稽胡。他们逐步地迁徙到了中亚，巴基斯坦地名奇拉Chilas、吉尔吉特Gilgit可能就是他们留下的。

檀香的起源地问题是一个和所谓的cīnī问题相仿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称檀香为外国香木而阿拉伯-波斯著作却称檀香来自中国。檀香在汉语中又作旃檀，旃檀为梵语chandana的省称。玄应《一切经音义》称：“旃檀那，外国香木也，有赤、白、紫等数种。”《辞海》称：檀香一名“旃檀”、“白檀”；檀香科；常绿小乔木，叶对生、长卵形，花初黄色，后变血红色；原产印度、澳大利亚、非洲等地；中国南方亦有栽培。阿拉伯-波斯语称檀香为Čandal（波斯语为čandān 、čandal，阿拉伯语为ṣandal，亚美尼亚语čandan），Čandal出自梵语Candana‘檀香’，sandal‘香檀木’是另一译音；sandal中的san也可能是檀之音转。波斯语称肉桂为dār-čīnī或dār-čīn，阿拉伯语为dār-ṣīnī，意为中国木；Čandal、sandal中的dal可解作阿拉伯-波斯语的dār‘木’，Čandal、sandal即檀木也。伊本·巴伊塔尔（1197？-1284）《药草志》“第1418号，檀香”称：“檀香是一种木，来自中国，共分三种：一种为白色，一种为黄色，一种为红色，三种均被使用。”支谦将梵语的chan译为秦，与chan相对的Čan亦可译为秦，Čandal意为秦木。阿拉伯-波斯人可能将Čan看为Čīn的交替形式，因此称Čandal（Čan木）来自中国（Čīnī）。劳费尔称：“Santalum album在广东有一些种植，但是亚洲西部所用的檀香木更可能是印度产的。”但印度是在很晚的时期才开始种植檀香木的。阿拉伯-波斯著作对印度人开始种植檀香木的时间有明确的记载。阿布尔·法兹尔《阿克巴尔纪要》（1595年）称：“檀香木在印度土语中称作桑丹čandan。这种树木本生长在中国，在现今在位国王执政年间，人们成功地将之移植在印度。檀香树一共有三个品种：即白、黄、红诸色。”根据这一记载，印度是在16世纪才成功地移植檀香树的。檀香树的原产地可能不是印度。中国将檀香称为外国香木，阿拉伯-波斯人却称檀香本生长在中国、是来自中国的香木，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是将Čīnī等同于中国造成的。Čīnī的原初义是姬人，作为姬人来使用的Čīnī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一地。月氏可称为Čīnī，中亚的姬姓Čikil亦可称为Čīnī。犍陀罗Gandhāra的意译为香遍国、香行国、香风国、香洁国。据《华严经音义》卷三：“乾陀是香，罗谓陀罗，此云遍也。言遍此国内多生香气之花，故名香遍国。”乾陀Gandhā被解作香。Candana‘檀香’之Canda-相当于乾陀Gandhā，大概也有香义。Candana‘檀香’可能出自犍陀罗Gandhāra。Čandal与Gandhāra也很接近，檀香Čandal这个单词可能直接出自犍陀罗Gandhāra。檀香的起源地可能在犍陀罗。在梵语中Cina又变作Sino，因此印度河的古名Sindhu可能源自*Cindhu；这条河流可能是因姬人而得名的。犍陀罗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被称为古拉亚Guraia，即戎子驹支的祖先吾离。犍陀罗Gandhāra又被译为小月氏、月氏国，月氏原本就是姬人Čīnī，因此阿拉伯-波斯人称檀香Čandal出自Čīnī并不为错。

W.L.Smith的困惑和所谓的cīnī问题是因为现代学者不知道cīna/cīnī的本义是姬人（夷）。cīna之中国义是因为印度和西方用这个称呼来指姬人所在的地域和他们建立的强大国家。久而久之，演变到现代，cīna的姬人本义全失而成为纯粹地理概念；cīna演变成了国名（地名），成为西方对中国的指称。秦、晋都可能是cīnī之简，都可能出自cīnī，这只意味着这两个地名（国名）是因姬人而获名的。只有还原出cīna/cīnī的原初义，才能解释诸如契丹与Cīna的相混、Čikil是汉人和cīnī的白糖义（白糖白如姬人，因而以姬人指白糖）。我们不应把古代的Ger人（German）当成德国人German；同样的，我们在使用cīna/cīnī时应该小心，不能全部解为“中国”。我们应该知道cīna/cīnī的原初义是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