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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作耀 著

丛 书 名：中国历代帝王传记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32160

出版时间：2000-10-01

版　次：1

页　数：464

装　帧：精装

开　本：32开

所属分类：图书 > 传记 > 历代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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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的传记均极富传奇色彩的，并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本书即是其中较为有魅力的君王之一--曹操的传记，该书向读者刻画了一个全方位的颇为真实的曹操，具有非常翔实的史料来源，对于研究曹操的学者以及对曹操感兴趣的读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内容简介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建立者。他倥偬军旅数十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打下了北方一片天下。本书取材丰富，对曹操的事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诸多重要思想及其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的诸多评议都作了论述，为人谲诈的一面也如实作出了反映和评论。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贡献、既智且诈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张作耀，1931年生，山东平度人，汉族。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7年调至人民出版社，历任编审、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新华文摘》和《新华月报》主编等职。曾兼任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期刊协会理事等职。张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和书刊编辑工作。学习和工作之余，致力于个人学术研究。论文有《也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论语新探〉初辨》、《孔门弟子异同论》、《孟轲》、《廖仲恺思想刍论》以及有关曹操和刘备、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诸多专题论评等;编著或主编的工具性、知识性书籍有《中国历史便览》、《大哉孔子》、《中国历史辞典》等;学术专著有《曹操评传》、《曹操传》、《刘备传》和《孙权传》。

其主要学术成就：

1.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和有关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初涉学术研究时，先生曾把主要精力投在农民战争问题上。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成一家言，受到学界重视。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基本上是单纯农民战争，但又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率先提出，太平天国有过的一段相对稳定，不是因为实行了《天朝田亩制度》，而是由于实行了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和“造册投诚，完粮纳税”的政策。先生指出，宗教虽在农民战争发动初期起过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的作用，但始终是坏作用比好作用大得多，束缚了人的主动性，把斗争引入歧途，模糊了敌我界限，最终成为内部团结的障碍，成为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关于孔子、孔门弟子和孟子的研究。先生详细分析了《论语》中“人”和“民”、“君子”和“小人”的用法，认为：春秋时代书面语言中的“人”字有时指统治阶级，有时泛指一切人，而“民”字则有时指奴隶，但较多情况却是凡不在官者皆称“民”;“君子”、“小人”的最初本义是“官”与“民”，进而引申出“有德者”和“无德者”以及敬称和自谦的区分，并不是阶级的不同，更不是政治派别的区分。先生不同意关于孔门存在路线斗争的观点，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了异同对比研究，证明了孔子同弟子以及诸弟子之间对于根本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相通的，即使时有互诘，但并未形成对立，更说不上路线分歧。先生对孟子的性善论、民贵君轻、行仁政、定于一、刺“兼爱”、非“为我”、尚分工以及“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心之官则思”等做了肯定性评价，认为孟子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用的积极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3. 关于曹操、刘备和诸葛亮的研究。先生的专著和不少文章对曹操、刘备作了专题研究。他认为曹操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因而对于曹操的事功和思想多做肯定性评述，同时也透视了曹操的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他肯定了刘备“折而不挠”的坚韧精神，但认为刘备的为人和政治、军事才能皆不足称，是一个两面性突出的人物，一位平庸君主。先生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只善大谋而不谙军旅征战，执法严格但不公允，用人重贤但不明于察，不重视僚属的培养。所以，三国鼎立，蜀汉先亡，刘备、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关于廖仲恺思想的研究。先生曾发表数篇长文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哲学思想，肯定了廖仲恺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对三民主义的充实、实践和发展，指出如果没有廖仲恺的努力，很难设想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成功。先生认为，廖仲恺一生的最后二三年间，思想已在向着一个崭新的阶段演变，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经济学说的束缚，但在其社会实践中正在形成社会主义观念。

张作耀还是一位学者型的资深编辑，在自己的研究和书稿审定中，都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原则，鼓励学术的新探讨，提倡前沿性研究，把总结和推出学术成果看作是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最重要的责任。先生热心提携后进，尽心尽力地培养有学术造诣的编辑人员。他在任职期间拟定的长期规划和组稿原则对于其所主管的部门出版物的学术定位发生着重要的和长久的影响，例如人民出版社的历史著作，始终坚持严格的学术要求，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并形成了帝王传、断代史、著名学者学术文集等诸多学术系列丛书，得到学界的好评。先生认为，学术性著作应有深度和独到的见解，至少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拓展。他所写的书评以及审稿中体现出的学术把关，都说明了这一点。他在《江汉论坛》杂志上发表的《谈谈历史传记编写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传记层次不同，写法可异，但应遵循一些带有共性的原则。先生曾主编《新华文摘》近十年，他坚持主旋律，奉行“双百”方针，提出了“繁荣学术，荟萃文化”的办刊原则，强调把选文的重点放在创造性、拓展性研究上，从而为坚持和保证刊物的高学术水平做出了贡献。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动荡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 家世源流及其青少年时代

一、“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二、任侠放荡的少年时代

三、初人仕途，勇向权贵和陋习挑战

四、不愿违道取容，称疾归里

第三章 陈留起兵到中原始逐鹿

一、拒绝参加“谋废灵帝”的行动

二、陈留起兵

三、“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壮大自己

五、中原始逐鹿

第四章 迎帝都许

一、迎帝都许

二、百官总己以听

三、重用贤能

第五章 推行屯田

一、取“先代之良式”以为“定国之术”

二、许下屯田

三、不断完善屯田制度

四、曹操建置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第六章 初试“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南征张绣

二、东讨袁术

三、长驱伐吕布

第七章 平定袁绍父子和北征乌桓

一、官渡胜袁绍

二、讨平袁氏兄弟

三、北征乌桓

第八章 兵败赤壁

一、间行轻进取荆州

二、初战失利

三、兵败赤壁

第九章 外备边防，内固权力

一、军谯备战

二、让县明志

三、加强集权

第十章 西征马超与韩遂

一、渡蒲阪，据河西，结营渭南

二、巧施离间

三、“兵之变化非一道”

第十一章 军败叹赞孙仲谋

一、阮璃捉刀胁孙权

二、军败叹赞孙仲谋

三、密教张辽破敌军

四、屡屡用兵无大功

第十二章 得陇不复望蜀

一、遥制兵，夏侯渊建功西北

二、亲督将，张鲁畏服封侯

三、失掉“望蜀”的机会

……

第十三章 封公建国，晋爵为王

第十四章 联吴击关羽

第十五章 尚礼崇法，不信天命

第十六章 用人重谋，举贤勿拘品行

第十七章 抑制兼并，改革租税制度

第十八章 整顿风俗，倡办教育

第十九章 文学贡献

第二十章 多才多艺及其谲诈性格

精彩书摘

官渡之战操胜绍败。探其原因，范晔和司马光认为，“绍为人宽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那么从曹操方面分析，原因又在什么地方呢?他的部下荀彧、郭嘉、荀攸、贾诩等都曾论说曹操必胜袁绍，他们都是从事物的一般必然性说的。现在看来，最为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奉天子以令不臣，其众虽少，却是王者师，出师有名，讨逆伐邪，正义在己。正义之师，其气自盛，其势易壮。两军相敌，义者胜。

第二，长于从善。曹操也有刚愎自用的时候，但在对待袁绍，特别是官渡之战期间，曹操自始至终都很注意听取属下意见，而且随时融入自己的思想，变为行动。他采用了荀彧、荀攸、贾诩等谋臣和新投来附的许攸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于此，袁绍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田丰、沮授、许攸、张郃的正确意见，全被拒绝。

第三，将士精练。曹操以比袁绍少得多的兵力抗袁绍，虽然有时将领也有畏惧表现，但总的来说，士气较高。原因就在将士训练有素。这一点，不仅郭嘉等人自诩，即使旁观者和自己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如凉州从事杨阜说操“法一而兵精”，沮授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等等。

第四，善于用奇。操善用兵，世人共认。自己的人，郭嘉誉其为“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敌方的谋臣，田丰称其为“变化无方(没有一定之规)，众虽少，未可轻也”。的确是这样，前后数战，无不有奇。诸如，不在沿河御敌，而退保官渡布防，“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趋兵救白马，斩颜良;饵敌轻进斩文丑;抓住时机，巧用时间差，击溃刘备;坚壁守垒以老绍兵;出其不意纵兵烧敌辎重;打好关键一仗，置军死地而尽燔敌之粮谷，等等。

第五，亲临前敌，壮己志气，灭敌威风。可以看出，凡重要战役，曹操均亲临前线，直接指挥，而且敢于让敌骑逼已“背后”，一鼓而战之。刘备为什么望见曹操“旌旗”即已胆怯，不战而溃了?原因就在曹操善战有名，具有慑敌之威。火烧乌巢，为什么袁绍大将淳于琼轻易授首?亦当曹操亲临，士兵奋战，敌兵气夺之故也。

曹操迎天子而制之，把天子的大旗拿在自己手里号令天下，迅即引起震动，发生了慑敌之效。沛相陈珪说吕布：“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诸葛亮隆中对策言于刘备：“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桓阶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刘表而附操：“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傅巽说刘琮降操：“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张昭说孙权：“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可见，在四百年汉统仍有影响的情况下，天子的旗帜仍有不小的号召力，在不少人的眼里，抗操就是抗汉，就是以下抗上。

挟天子，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发挥着很大作用。因此凡是敢于抗操的敌对势力总要揭露曹操“挟天子”的本质，如周瑜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阶祸，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朝内也有言操有不逊之志者。曹操为了反驳内外言论，则尽力反复说明自己如何屡立大功，如何忠于汉室，遂有《让县自明本志令》一类的文字写出。

史载，曹操昼讲武策，夜思经传，登高必赋，横槊赋诗，所作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这种精神，对于社会，对于他的儿子们都有深刻影响。曹丕称颂父亲“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曹植追念父王“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诔》)。可见，曹操不仅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而且爱好学问，尤擅文学。他留下了诸多颇有影响的诗歌和表章、令教式散文。这些作品，发展、充实了中国固有的文艺形式，体现着作者的文学见解，对后代文学的创作与文艺思想的演进产生了不小影响，从而也使曹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一页，成为人所公认的文学家。

综上可见，曹操爱好音乐、提倡音乐，虽然同其娱悦“声色”的因素有重要而直接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把音乐视为社会文化现象而给予了重视，因此应该承认他在中国音乐史上至少有两点贡献，一是由于他的确甚通音律，因而能支持正确的意见，避免了谬种流传，影响后代音乐的发展;二是战乱之后古代雅乐已经逐步流失，曹操获杜夔、用杜夔，从而“绍复先代古乐”。曹操时的“先代古乐”是否流传至今，很难断言，但其历史的影响当是不可否认的。魏晋时期，同统治者的腐朽相称，音乐歌舞曾有过繁荣。史载，魏时有短箫铙歌十二曲，诸如《楚之平》、《获吕布》、《克官渡》、《旧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等，大都是歌颂曹操功业的。这些歌曲都没有流传至今。但任何艺术领域的发展都不应割断历史，都应注意到它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证明，晋人就是在曹魏基础上改进律尺，发展音乐的。史载，杜夔调律尺(即魏尺，合0.242米)，并不是很准确。晋武帝时，“张华、苟勖校魏杜夔所造钟律，其声乐多不谐和，乃出御府古今铜竹律二十五铜尺，铜斛七具，校减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具五音以应京房之术……”。新尺，即晋荀勖律尺，合0.231米，较杜夔律尺短0.011米。由此可证，晋人曾经是在曹操用杜夔“绍复先代古乐”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并发展了中国音乐，尤其是汉代音乐。

九品中正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选举制度。天下丧乱，士人流散，原来的举人和征辟制度已无法施行，影响了国家对于人才的选拔，于是便有了以人才优劣“权立九品”的办法。初始做法似乎也无可非议。先是州郡县各取本地“德充才盛”、“贤有识鉴”的人作大小中正;然后由大小中正将辖区所管人物根据其能力大小，而不以世族高阜，区别高下，定为九等，并且随时根据每个人的言行优劣，或升或降其等。政府则根据其品第授以官职。但后来弊端非常严重，只重门阀，不辨贤愚，从而成为一种“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无形而又实际的封建世袭制度。但这都是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九品中正的原有之义。就曹丕、陈群的本意是期求建立一种适应历史时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举人制度，所以对他们应作肯定的评价。

曹丕为帝后，接受了乃父尚儒的一面，立即把尊孔崇儒的思想付诸行动。数其著者，一为封孔子之后。据载，西汉元帝时曾封孔子后为褒成君，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曾封孔子后为褒成侯，汉末其国已绝。曹丕于黄初二年正月复封孔子后，号宗圣侯，赐邑百户;同时令鲁郡重修孔子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并在孔庙周围广为室屋以居学者(《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二为编集经传。曹丕本纪载，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当时，不少名儒如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牛弘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皇览》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开始了为皇帝编书的先河。后世所谓《御览》、《集成》、《大典》一类的书，追其源，均当在此;第二，开始了类书的先河。正如宋人王应麟辑《玉海》在《艺文·承诏撰述篇》所说：“类书之事，始于《皇览》”;第三，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发挥了工具书的作用。三是制五经课试之法。曹丕为帝不久，便采纳了华歆的意见，凡举孝廉必须通过“经试”。《文帝纪》说，黄初五年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课试之法，《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补旧石碑之缺坏，当指修补熹平石经的缺损;备博士之员，当指按照以往成法置博士。曹丕的崇儒行动取得了不少效果，所以高柔上魏明帝的疏中说：“高祖(丕)即位，遂阐其(操)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文献通考·学校七》)

曹丕发布过一些体恤民苦的诏令，不管其影响大小，都值得肯定。然而，他的有涉大局的诸多经济措施却是利弊共存，有待别论了。他继承王位以后不久，即于延康元年二月发布了《除禁轻税令》：“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这是应该肯定的。但罢钱币，以谷帛为市，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晋书·食货》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中国货币经济在曹丕的错误决策下，走了一段弯路，受到了一次挫折。

曹丕的重要历史贡献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而在文学。他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组织者。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首先是曹操善为罗致的结果。首功应该是曹操的。但曹丕兄弟的核心作用和实际组织作用，亦当肯定。特别是曹丕，由于他的地位重要，所以其作用也就更为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和钟嵘《诗品》都曾对曹氏父子的作用加以概述。刘勰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风，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他们对于曹操、曹丕、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组织、影响作用都给了肯定。